在提议任命李波先生的声明中，格奥尔基耶娃介绍：
“李波先生在中央银行和法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他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十四年间(2004年至2018年)，李波先生先后在条法司、货币政策二司、货币政策司担任副司长和司长。他曾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反洗钱立法、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等改革和政策的设计、实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21年4月，李波先生重返中国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
李波先生还曾在中国多个公共部门任职，包括：2018年至2019年，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2019年至2021年，任重庆市副市长，分管金融发展和监管、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等工作。
1999年至2004年，李波先生曾在美国达维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
李波先生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并拥有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职业法律博士学位。”
李波 图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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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第三任中国籍副总裁：李波的使命
6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女士向IMF执董会宣布，提议任命李波出任副总裁一职，自2021年8月23日起生效。李波先生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他将接替张涛先生——如先前宣布，后者将于8月22日卸任。
从以往来看，人民银行领导配置通常为“一正五副”，“一正六副”也较为少见。按照中国央行高层接任IMF副总裁的惯例，彼时有分析认为，李波极有可能在央行短暂过度后，成为继朱民、张涛之后的第三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籍副总裁。
推动人民币加入SDR、中国跃居IMF第三大份额国之后，继任者李波的新使命将是什么？
IMF破例增设，首位中国籍副总裁朱民上任
IMF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总部位于华盛顿，与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主要使命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主要目标是：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张和平衡增长；促进外汇稳定；协助建立多边支付体系；以及向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提供资源（有充分的保障措施）等。
组织架构方面，IMF由190个成员国管理并对其负责，设有理事会、执行董事会、总裁和常设职能部门等。其中，理事会是IMF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各派一名理事、一名副理事组成，任期5年；执行董事会是IMF负责处理日常业务工作的常设机构，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任期2年；总裁是IMF的负责人和执行委员会主席，由四名副总裁协助；此外，还有16个负责经营业务活动的职能部门和2个永久性的海外业务机构（欧洲办事处、日内瓦办事处）。
值得一提的是，IMF传统的最高管理层模式为“一正三副”。2011年7月26日，IMF打破建立66年来的惯例，增设了第四个副总裁职位，也迎来了首位中国籍的高管朱民。2011年7月12日，时任IMF总裁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提议朱民担任该组织副总裁。据了解，IMF总裁负责对副总裁提议任命，但有关提议任命须得到该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批准。从两任中国籍副总裁的任命过程来看，中国政府可以向IMF推荐中国籍副总裁人选。
首位华人被提名IMF副总裁一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朱民曾向媒体提到其中的曲折，“2009年10月，我还在中国银行任职，正在欧洲出差时，忽然接到通知，让我作为人民银行代表去参加IMF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年会，大意是赴IMF任职的机会来了，让我先去和IMF高层接触。IMF首位日本副总裁曾有过承诺，任期满后将把位置让出来。当时IMF正在改革，考虑在亚洲国家任命一位副总裁，我是人选之一。我落地伊斯坦布尔当晚，得知日本人改变主意了，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第二天上午见到当时IMF总裁多米尼克·卡恩时，他也觉得很尴尬。这天下午，卡恩宣布继续由日本人担任IMF副总裁。我的伊斯坦布尔之行好像就这么结束了。这件事还没开始，门已经关上了。任命公布后，也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参与国际经济组织改革，也认为我是合格的人选，所以有人继续推动这件事情。”
从伊斯坦布尔回国之后，朱民被任命为人民银行副行长。时任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人去IMF任职是世界的大事，也是中国的大事。中国换个战略谈这一问题时发现，日本人任副总裁之前当了三年的顾问，IMF有此先例。经过4个月的反复沟通和博弈后，IMF认为中国加入（任职高层）是世界经济大势的需要，为此改变了传统的领导班子架构，增加了一个特别顾问。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一年半之后，朱民在2011年7月正式出任IMF副总裁，任期5年。“归根结底，我能够进IMF工作，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扩大、国际地位提升是一致的”，朱民曾向媒体如是表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一方面，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另一方面，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
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与GDP高速增长同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1978年我过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仅有1.8%，2011年已提升至10%左右。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8-2012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
国力增强还体现在国家财政实力和外汇储备方面。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壮大，经常项目贸易盈余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的短缺迅速成为历史。2006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1年超过3万亿美元，实现从外汇短缺国到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巨大转变。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力明显增强，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2011年超过10万亿，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能力日益增强。
当然，朱民最终能够担任IMF副总裁，不仅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和中国政府争取有关，也与彼时全球的经济形势和IMF新任总裁拉加德有些许关系。拉加德正式任职时就表示，全球经济已经从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反弹，但是这种反弹并不平衡，如中国和印度等老工业国家已经成长成为关键的新兴市场。世界局势持续在改变，世界格局的改变也应该在IM F的管理层构成和雇员结构中反映出来。提议朱民出任IMF副总裁，符合了拉加德此前承诺的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IMF决策层的权重。
继任者李波，成为IMF中国籍副总裁的必然性
无论是从学习背景和工作经历，还是职位变动，李波与前两任IMF中国籍副总裁都高度相似。某种程度上，李波出任IMF副总裁有一定的必然性。
2016年7月，朱民任职期满，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张涛接棒出任IMF副总裁职位。张涛在IMF的工作与朱民曾经负责的工作相差无几。据IMF官网介绍，张涛负责约90个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业务以及与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问题。金融科技，性别和统计信息以及其他领域。他还监督基金组织在金融部门评估计划和信息技术方面的工作，并负责与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协调。
对比朱民和张涛的履历，不难发现中国政府推荐IMF任职人选的倾向性。不仅具备海外的学习背景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工作经验，还得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对宏观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制定等方向有所研究。
朱民，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后赴美留学，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任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顾问）；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首席顾问；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副行长等多个职务；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负责国际事务，政策研究和信用信息。
张涛，对宏观经济政策颇有研究，且拥有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他曾先后任职于世界银行总部和亚洲开发银行总部，从事经济研究和发展援助工作。2004年回国后在人民银行历任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国际司副司长、调查统计司司长、国际司司长兼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执行董事，对份额改革和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等工作都有积极贡献；2014年担任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2016年5月升任人民银行副行长。
巧合的是，朱民和张涛在去IMF赴任副总裁之前，都是被先提拨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009年10月，政府有意推荐朱民为IMF副总裁时，将其从中国银行调任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任期仅有8个月；2016年7月，朱民任职期满，而张涛在同年5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8月出任IMF副总裁。从央行目前的7位副行长来看，只有李波具有和朱民、张涛高度相似的经历。
李波，本科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国际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后在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取得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博士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哈佛大学法学院职业法律专业。1999年毕业后，李波分别在美国达维律师事务所纽约总部任专职律师、美国达维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专职律师。2004年开启了在中国人民银行十四年的工作生涯，先后担任货币政策二司司长兼上海总部跨境人民币业务部主任、货币政策司司长兼上海总部公开市场操作部主任。2018年担任国侨联副主席，2019年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2021年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条法司、宏观审慎局和国际司，并参与金融稳定法等相关工作。
因此，此前有分析认为李波极有可能中国政府推荐的是下一任IMF副总裁。
从IMF的角度来看，对副总裁的人选有一定偏好。一方面，历任副总裁在上任前都曾在本国经济管理部门担任要职，且具有相关的工作经历。目前，IMF的四位副总裁依次是杰弗里·冈本（Geoffrey W.S.Okamoto，美国）、安托瓦内特·蒙西奥·赛耶（Antoinette Monsio Sayeh，利比亚）、古泽光洋（MITSUHIRO FURUSAWA，日本）、张涛（中国）。
其中，杰弗里·冈本专攻银行，财政和货币政策，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
安托瓦内特·蒙西奥·赛耶曾担任过利比里亚的财政部长、世界银行业务政策副主席顾问，并担任其主要董事总经理的助理；古泽光洋在日本政府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位，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顾问、国际事务财务部副部长、财政局局长和国际局高级副局长等。
另一方面，从IMF总裁提名副总裁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2011年，时任IMF总裁拉加德增设一名副总裁并提名朱民任职时表示，“朱民在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拥有很强的管理和沟通技能，对基金组织的机构制度有着深度的见解，我期待着得到他的建议。作为副总裁，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与我和管理层其他同事一道，迎接全球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增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
五年后，拉加德提名张涛出任副总裁时指出，“张涛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经济专业知识、公共部门决策能力和娴熟的外交技巧，丰富的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经历和卓越的沟通谈判技巧，并对IMF的政策和程序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他曾于2011年至2015年担任中国执行董事，在基金组织广为人知，备受尊敬。”
IMF总裁看中的国际金融市场经验、政策制定和谈判技巧等特质，李波均具备，且与其他副总裁上任前曾担任本国重要职位的经历也十分相似。
在提议任命李波先生的声明中，格奥尔基耶娃女士表示：“李波先生在中央银行和法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他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十四年间（2004年至2018年），李波先生先后在条法司、货币政策二司、货币政策司担任副司长和司长。他曾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反洗钱立法、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等改革和政策的设计、实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21年4月，李波先生重返中国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
人民币加入SDR后，IMF份额公式改革还有多远
2011年朱民就任IMF副总裁之际，中国正在推动人民币加入SDR。2011年5月，彼时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易纲在一次演讲中提出，IMF应该在近期就启动对影子SDR的讨论和测算。据了解，SDR是在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的背景下作为补充性国际储备资产而创建的。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及主要货币转向浮动汇率制度，减少了对特别提款权作为全球储备资产的依赖。尽管如此，特别提款权分配仍可以在提供流动性和补充成员国的官方储备方面发挥作用。
特别提款权篮子每五年或必要时更早审查一次，以确保篮子反映货币在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包含在SDR篮子中的货币必须满足两个标准：出口标准和可自由使用的标准。如果一种货币的发行人是IMF成员或包括IMF成员的货币联盟，并且也是世界前五名出口国之一，则该货币符合出口标准。一种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它必须被广泛用于支付国际交易，并在主要交易市场广泛交易。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可用于基金金融交易。
作为人民币入篮的积极参与者，朱民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之前IMF对人民币只是一般性的审议，中国政府正式提交文件之后，IMF高度重视，调动了大量资源，把单纯的财务过程变成政策、战略、金融、市场、研究、统计等部门综合评估。”经过漫长的时间，在2015年11月结束的审查中，IMF董事会决定人民币符合纳入SDR篮子的标准，占比10.92%。虽然人民币加入SDR成为IMF改革的重要一步，但IMF份额改革仍未有突破性进展。
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单个成员国的配额大致反映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份额决定了其向IMF出资的最高限额、投票权、从IMF获得贷款的限额以及成员在SDR的一般分配中的份额。2010年11月，IMF执行董事会批准了对基金组织配额和治理进行重大改革的提议，主要包括配额增加、份额转移、保护最贫困人口的投票权、份额公式和下一次审查等内容。
经过五年的博弈，第14次份额总检查（2015年）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话语权提升，中国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一跃成为第三大份额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是人民币入篮后的又一重大事件。然而，份额公式改革仍在原地踏步。
配额公式用于帮助评估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可以起到指导配额增长分配的作用。目前使用的公式是在2008年商定的，即50%GDP+30%*开放性+15%波动性+5%*国际储备。有报道指出，GDP是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权重为60%)和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权重为40%)的混合变量。尽管中国的GDP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于GDP权重仅占份额公式的一半，中国并不能立刻成为第二大份额国。
第15次份额总检查（2019年）结束时，IMF的份额和治理改革仍没有取得进展。对此，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深感失望并表示，“IMF应继续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未能调整份额比重削弱了IMF的代表性、治理能力与合法性。我们期待IMF对未来份额比重调整作出具有清晰时间表和路线图的承诺。”同年，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将积极推动第16次份额总检查中的治理改革。第16次份额总检查于2020年开始，不晚于2023年12月15日结束。
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中国成为疫情以来第一个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可能是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又一个新契机。2023年，第16次份额总检查最终会如何，是否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在IMF的份额，这也许将成为新一任中国籍IMF副总裁继续的重要使命之一，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