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街头等待生意的一位老年“棒棒”。

“大人,时代变了”——靠肩挑背扛,下苦力谋生的重庆“棒棒”,对这句带着调侃意味的网络流行语,理解尤为深刻、独特。

它曾是山城重庆独具特色的职业,顶峰时人数超过40万人,甚至衍生出以棒棒生活为题材的《山城棒棒军》、《棒棒的幸福生活》等电视剧。而在2021年,西北民大几位学生经调查发现:重庆棒棒数量已不足2千人。从街头消失的棒棒,都去哪儿了?

以下,是几位棒棒的转型故事。



“城市变化太大,时间也过得太快,30年前的朝天门,不是这样的”。

53岁的邓礼俊站在朝东路,一条位于重庆朝天门码头货运往来最繁忙的路上,抬头看着四周高耸的摩天大楼。他的身后,是朝天门的新地标来福士商场。

他轻轻哼起了初到重庆时学会的那几句号子,“一根棒棒,上山下乡,两根索索捆不落,刮风下雨,都要雄起……”



故地重游的邓礼俊,发出了物是人非的感慨。1990年,22岁的邓礼俊和妻子从老家重庆忠县,来到朝天门码头,做起了棒棒。

城里的生活,并没有比贫困的老家轻松:没有钱,连挑货的竹竿都是自己砍的;没有住处,每天睡在给棒棒专设的大通铺里;吃的是路边一块多钱一顿的“棒棒饭”;穿的是几毛钱一双的草鞋,背着货一天就穿烂了,干了好几年,才舍得买一双解放鞋……

邓礼俊不愿再回忆年轻时的生活,他用两个字概括,一是“苦”,二是“熬”。



2010年,两位棒棒正在暂住地休息。



2010年,一位棒棒扛着货走在重庆街头。

故地重游,邓礼俊百感交集:他面前这条街,曾是棒棒兄弟们的聚集地,大家一起扛货,一起摆龙门阵(聊天)。现在,他的朋友们都不见了,就像他一去不返的年轻时光。



2010年,公交车还没停稳,一群棒棒争相上前揽客。

重庆自古航运发达,满载货物的船只,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朝天门码头聚集。码头在低处,城市在高处,过去几十年里,棒棒就是连接码头和城市的毛细血管。

包括邓礼俊在内,无数缺少专门技能、唯有一身力气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棒棒成为了他们首选的职业。

棒棒随身携带的竹竿,是他们的劳动工具,也是进入大城市的撬棍。



2010年,重庆朝天门,跟随货车,奔跑着抢生意的棒棒们。

棒棒们助推了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高速发展,也注定了这个职业没落——再没有不通公路的地方,货车成了运输的主力,铁路、航空、公路运输替代水运……都在不断压缩棒棒的生存空间。

2021年,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几位学生,做了一次重庆棒棒生存现状调查,他们估算,重庆的“棒棒”数量已不到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



2010年,重庆街头棒棒依然随处可见。



2021年,同样的街道,邓礼俊和一位老年棒棒走在一起。

转行,成了棒棒们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邓礼俊的同行里,有的搞废物回收,有的摆起了夜宵摊,有的做了外卖骑手,而邓礼俊则当了一名货车司机——和他有一样选择的棒棒,并不在少数。



2021年,邓礼俊在送货的路上。

夏天的重庆,燥热难当,邓礼俊的驾驶室里,两台小风扇呼呼地吹着热风。他刚从南坪接上一单货,往朝天门大正商场的方向行驶。

离开棒棒行业之后,改行货运司机之前,邓礼俊曾有一段短暂的“退休”时光。和很多重庆人一样,他迷上了打麻将,“后来老婆不让我打麻将了,那我总得干点啥吧?”邓礼俊说,肯定不能继续当棒棒了,一是身体吃不消,二是没生意。

“一开始开货车,是老婆逼的,但开了几天,我感觉年轻时那股劲又回来了”,那股劲,就是靠自己劳力吃饭的底气。

邓礼俊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棒棒,虽然生产工具变了,但干的还是同一样事。



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邓礼俊都是一个爱干净、会打扮的人。

邓礼俊回到了朝天门的大正商场,一座以服装批发为主的市场,他的主要拉货地之一。这座商场建于1997年,年轻时的邓礼俊,在这里没少流过汗。

邓礼俊认为,“开货车比当棒棒轻松,以前扛100多斤的货,走几百米脚就打闪,现在就是一脚油门的事”。

但货车也有不如棒棒的地方,自从朝天门成为景区后,他不太愿意来这里了,游客太多,经常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不像棒棒那么自由”。



邓礼俊目送一个曾经的同行离去。

邓礼俊明白,属于棒棒年代已经过去。但在骨子里,他仍然扔不掉棒棒的身份标签,走到路上,遇到正在干活、等客的棒棒,他会上去聊几句,老哥哪里人,年纪多大,最近生意咋样?

他很敬佩这些年纪比他还大的棒棒,也为他们心疼,“时代变了,这可能是最后一代棒棒了”。



吴鸿斌,是棒棒里少有的年轻人。2018年,18岁的他高中毕业,随家里当了二十多年棒棒的叔叔入了行。

新棒棒入行需要拜码头、找市场。吴鸿斌很懂事,和比他大二三十岁的老棒棒们混在一起,分烟买水,很快搞好了关系。

行业里好久没来新人了,老人们对他很照顾,有活了就找他一起。吴鸿斌扛不动货,老人们也会施以援手。



不工作的时候,吴鸿斌和其他重庆小伙并无两样。

吴鸿斌的偶像,是曾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重庆棒棒冉光辉,《重庆棒棒,十年买了一套房》故事的主角。吴鸿斌曾希望像他一样,凭自己的身体和能力,在重庆买房安家。

但吴鸿斌很快就发现,这一行的苦,远超他的想象,“扛货需要技巧,我瘦,身高1米75,体重才100斤出头一点,身上货物一压,就吃不消了”。

几番波折后,他离开这个没落的行业,和邓礼俊一样,成了一名货运司机。也正是这个原因,他结识了偶像冉光辉。



吴鸿斌邀请冉光辉和自己合影。

“走红”后的冉光辉,拒绝了网红公司的邀约,依然在当棒棒。

冉光辉认为,同城货车运输的便利,改变了现有的生态,但仍为棒棒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一些货物仍需棒棒转运,比如从山上的市场,把货物运到江边的中转站”。

有时,冉光辉会约几位棒棒一起,把货拉到一处,再网约一辆货车一起装好,拉到中转仓储。货运费几位棒棒平摊,花不了几块钱,还节约了时间成本与体力。

就是在叫车的过程中,新老两代棒棒,吴鸿斌和冉光辉相遇了。

初次合作,吴鸿斌给冉光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吴鸿斌做棒棒时,学会了给货物打包、搬运的技巧,干活麻利、不拖泥带水。当货运司机后,这项技能帮了他大忙,赢得了许多回头客。



吴鸿斌干活利落,很受客户好评。

“连冉师傅都对我的手艺赞不绝口”,能得到偶像的认可,吴鸿斌很得意。

和冉光辉告别后,吴鸿斌有些感伤,“看到冉叔,想起了我以前的棒棒老师,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大本事,但坚持靠自己的身体赚钱,乐观开朗,这些年很多人说棒棒会消失,我觉得不会,即使消失了,它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重庆沙坪坝,著名景点渣滓洞、白公馆位于歌乐山脚,歌乐山的另一边,分散着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批发市场。37岁的重庆人周先富,两年前就在这片区域当棒棒。

“那时我们还有很多同行,现在很难再见到了”,他说。

周先富的人生轨迹,和大多数棒棒不太一样。年轻时,他在全国各地打工,河南、江苏、广东、浙江,哪里有活他就去哪里。



周先富在自己工作的地方。

随着结婚生子,孩子也一天天长大、念书,他决定结束漂泊的人生,回到重庆,承担起父亲、丈夫的角色。

周先富一家租住的廉租房就在沙坪坝,离这几个专业批发市场不远,30多岁回重庆的周先富,找工作四处碰壁,他就去市场帮别人搬货,成为了一名棒棒。



周先富在自己工作的地方。

问题很快就来了,一边是活越来越少,一边是孩子马上要读初中,开销更大,做棒棒的收入,远不能支撑家庭的开销。

“那会儿,我的心理压力很大。背着上一个商家的货,就在想着下一个活在哪里,全凭运气。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赚个两三百,运气不好就只能白等”,周先富看着身边的棒棒一个个转行,他心里越来越慌。

跟着朋友一起,他转行当了货运司机。

“我挺满意现在的状态的”,周先富说,有做棒棒的经验,转行当货运司机也算驾轻就熟。“以前做棒棒总觉得低人一等,现在有个车,拉货送货,感觉人也自信了”。



周先富说,现在收入比以前高了,对未来更有信心。

他的收入也有了大的提升,“平均一个月能挣一万块钱,有系统派单,你也可以抢单”,不像以前,吃了上顿没下顿。他认为,这是互联网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周先富的工作范围,依然是他当棒棒时常去的几个市场,老同行们正一个接一个消失,但他的车里仍旧留有一根竹竿,这根竹竿像一个图腾,他不知道何时再会用到它,但他总觉得会用到它。



周先富车内放着的竹竿。

邓礼俊见过棒棒最鼎盛的时代,也经历过最凋敝的年代。如今的他特别爱干净,穿衣打扮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自己的货车也是每天清洗擦拭,他说这是做“棒棒”给他留下的后遗症,他见不得脏。

现在的朝天门日新月异,可只要有货拉,这里还是他的朝天门。

周先富说,自己这个年纪,没有太多的情怀与理想,生活的压力如影随形,他做“棒棒”脚踏实地,做货运司机也脚踏实地,把每天的工作做好,多赚点钱,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就是他现在唯一想的事情。

年轻的吴鸿斌,蜗居在观音桥一处十几平的房子里,他的目标,是在30岁前,可以在重庆买套房,就像他的前辈冉光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