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明白习近平是什么样的人吗？”顾道格说他这样问苹果的领导。 Erin Kirklan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994年一整年，顾道格(Doug Guthrie)骑着单速自行车往返于上海的工厂之间，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工业的学位论文。没过几年，他已是美国研究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的主要专家之一，并帮助企业探索东方。
20年后，苹果(Apple)在2014年雇佣了他，帮助公司开拓也许是其最重要的市场。那时，他已开始担忧中国的新方向。
不久前成为中国新领导人的习近平依靠西方公司来加强他对国家的控制。顾道格意识到，几乎没有其他公司比苹果更易成为目标，或更易受伤害。苹果在中国组装公司设计的几乎所有产品，并已将大中华区作为公司的第二大销售市场。
因此，顾道格开始给公司各个部门做幻灯片演讲，敲响警钟。他说，苹果没有第二方案。
“我去见各个部门的领导，我问他们：‘你们明白习近平是什么样的人吗？你们听说过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顾道格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是我最大的卖点。”
他的警告有先见之明。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已转向民族主义和专制，苹果、耐克(Nike)和全美篮球协会(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等美国公司正面临着一种两难局面。虽然在中国做生意仍常常有利可图，但也越来越需要做出令人不舒服的妥协。
在本月一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活动中出现在屏幕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Aly Song/Reuters
这个趋势提出的问题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是不是并没有增强中国人民的力量，而是让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变得更大了。
“西方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总是很难，但它们在很多方面面临的挑战已发生了变化，”为美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无党派研究中心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中国问题专家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说。“中共牢牢掌握着一切，西方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都受到了攻击。”
顾道格的职业轨迹和对中国逐渐演变的看法反映了过去30年里西方工业界与中国的复杂互动。顾道格和许多企业高管、政客和学者曾押赌西方在中国的投资会使中国自由化。现在已经很清楚，他们估计错了。
“我们错了，”顾道格说，他已在2019年离开了苹果。“难以预测的是习近平。”
近年来发生的事情包括，万豪(Marriott)在一项客户调查中将西藏和台湾列在标着“国家”的简单下拉菜单后，中国关闭了该公司的网站。中国暂停了领英(LinkedIn)的用户注册，因为公司没有审查足够多的政治内容。中共呼吁抵制批评新疆使用强迫劳动的西方服装公司，中国政府正在新疆镇压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
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硬做法，苹果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显得更脆弱。结果是，苹果在过去几年里多次向中国政府做出妥协，损害了公司高管长期以来赋予其品牌的核心价值。《纽约时报》上月曾报道，为了安抚中国当局、维持公司全球业务的运营，苹果将中国客户的数据置于风险之中，还为中国政府庞大的审查机器提供帮助。
苹果表示，公司遵守中国的法律，并尽其所能保护客户数据的安全。“我们从未在中国或我们运营的任何地方损害过我们的用户或他们的数据安全，”苹果的一名发言人说。他还说，顾道格曾是一名中层员工，未曾在苹果制定政策。
顾道格对中国的痴迷始于1989年。那年，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中国士兵开枪打死数百名抗议者时，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读大二，主修经济学，同时学中文。他说，“我被有关中国的想法迷住了。”
他暂停了学业，向祖父母借钱去台湾住了一年。他是一名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在台湾时，上午和国家自行车队一起训练，下午学习普通话、教英文。
后来，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书，书名是《穿三件套西装的龙》(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1997年，他开始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书。他就中国的经济潜力做演讲，公司也来找他出主意。
那时，中国正从制造玩具和球鞋过渡到制造汽车和计算机。政府经常要求外国公司与中国国企分享技术，作为得到中国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的交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顾道格和其他人曾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接纳中国为成员国，因为该组织禁止这种交换。2001年，该组织接纳了中国。
苹果在同一年开始在中国成批制造。业务开始时规模不大，但苹果的高管们很快意识到了中国制造的潜力。
2007年，北京的一个地铁站贴满了iPod的广告。苹果扩大了在中国的制造业务，开设了一家生产后来很畅销的iPod的工厂。 Robert Wallis/Corbis, via Getty Imaes
2004年，苹果决定在中国扩张，在那里开设一家工厂，生产正成为热门产品的iPod。据当时去中国考察工厂选址的一位高管说，同行的中国制造合作伙伴负责人指着一座小山，告诉在场的两名苹果高管，工厂将建在那里。这两名高管被搞糊涂了，因为按计划从建厂到投入运营只有约六个月时间。
这两名高管不到一年后再次访问中国。上述高管说，那座小山不见了，工厂已在运营。中国政府为苹果移走了那座山。
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政府花了数十亿美元帮助苹果打造供应链，铺设道路，招聘工人，修建工厂、发电厂和员工住房。现在，苹果几乎所有iPhone、iPad和Mac都在大中华区组装。
2014年，顾道格辞去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商学院院长一职后不久，苹果聘他来给公司经理们讲授有关中国的课程，并向高管们提供有关中国的建议。他也做研究，第一个项目就是公司的供应链。现年52岁的顾道格现在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全球管理学院(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教授。
顾道格说，他刚加入苹果时，公司的高管们知道他们过于依赖中国，想把供应链变得更多样化。印度和越南曾是头号候选者，但顾道格的结论是，两国都不能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他说，越南政府很合作，但该国的问题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人。印度有人，但该国的官僚机构让基础设施和工厂建设变得复杂。除这些问题外，为苹果制造螺丝、电路板和其他零部件的小供应商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
近年来，苹果仍在设法进入印度和越南，包括在印度建了一家规模较小的iPhone组装厂，但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已公开表示，公司的供应链将继续以中国为中心。
在顾道格看来，这个立足点让苹果变得脆弱，尤其是中国的强势领导人正在寻找向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施加影响的方式。2014年，中国实施了所谓的临时工法，规定工厂内临时工数量不超过总人数的10%。苹果及其供应商在法律实施的第一天就违反了规定。
据倡导组织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的一份报告，在富士康在中国郑州的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厂，临时工最多占到总劳动力的一半。这份报告发布后，苹果证实富士康的这家工厂违反了临时工法。
富士康在中国郑州的专门生产iPhone的工厂工人们。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苹果高管既担忧又困惑，顾道格说。他们知道公司做不到不违法，因为公司在满足节假日等时段的强烈需求时，需要额外的工人。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们需要不合规，’”顾道格说，他当时这样告诉高管们。“‘不合规不是要让他们下令你们停业，而是让你们弄清楚他们想让你们做什么、并找到如何那样做的方法。’”
顾道格留着花白的长发，经常需要把头发向耳后推。大约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就苹果在中国的风险发表演讲。苹果对中国的极度依赖让公司几乎没有任何抗拒的砝码。
苹果继续设法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偶尔也能成功地抵制这些要求。据一名了解情况的苹果前高管称，中国政府曾在某个时刻要求公司提供构成iPhone安全基础的计算机代码。
如果遵守的话，苹果就需要为中国当局开一个绕过iPhone安全的所谓后门，类似于2016年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提供、但遭到拒绝的做法。据上述高管说，苹果也抵制了中国的要求，并说服政府它不需要这些数据。
中国每年发布代表中共对企业看法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苹果高管用公司的得分来衡量他们对政府的游说是否成功。苹果多年来的得分一直不高。
在2017年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公布之前，苹果发布了自己的中国企业责任报告，宣传了公司为中国做的贡献。据时报看到的公司文件，该报告是苹果几个部门合作的产物，公司内部还庆祝了中国政府对该报告的好评。
苹果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从2016年到2020年稳步提高，在中国所有企业排名榜上的名次从141上升到了30。
苹果并不总能成功地抵制政府的要求。库克已同意将中国客户的私人数据——以及解锁这些数据的数字密钥——存放在中国政府拥有和运行的计算机服务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