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0年前，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勾画出一幅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蓝图。70年后，G7峰会落下帷幕，英美签署“新大西洋宪章”。这份联合声明提出了什么主张？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与会国家展现互信协调姿态的背后是联合抗中吗？G7的大西洋盟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部矛盾？我们邀请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观察分析者胡毓堃为您进行深度分析。
核心提示：
1. G7峰会上拜登和约翰逊签署联合声明，“新大西洋宪章”（即捍卫民主价值与制度等八项原则）映入国际社会眼帘，两人试图效仿1941年8月的罗斯福和丘吉尔，重申英美特殊关系并呼吁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抗衡他们眼中的“新敌人”。
2. 美国希望恢复自身领导力，英国希望找回大国定位，拜登的爱尔兰血统及当局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关注，同英国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关切形成张力，令北爱尔兰问题成为英美的矛盾焦点所在。
3. 尽管G7峰会试图为外界展现盟谊再现的画面，但拜登无法掩盖跨大西洋联盟在疫苗捐赠和研发、平衡“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和意愿等方面的内部分歧。德法等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抗中”主张并不感冒，而是更加顾忌近邻俄罗斯的威胁。
80年后、旧约新结：“美国领导力”与“全球英国”殊途同归？
“宛如一股新鲜空气。”
面对记者提问，新婚燕尔英国首相约翰逊如此形容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
作为七国集团（G7）峰会的东道主，约翰逊在其他各国领导人抵达之前，便率先在英国康沃尔郡的卡斯比湾迎来了拜登夫妇，并举行了首次面对面会谈。
两国领导人谈笑风生的同时，两位年龄相差37岁的英美第一夫人则悠闲地在海滩漫步、品茗，甚至和约翰逊一岁的小儿子威尔弗雷德愉快地玩耍，尽显轻松自在。
▎初次见面，拜登与约翰逊难掩激动喜悦，两国第一夫人甚至在海滩边愉快地与约翰逊小儿子玩耍。图源：BBC/GettyImages
也许他已经忘记了，一年半以前，拜登曾公开讽刺自己为“特朗普身体和情感的克隆”。当好事记者对约翰逊旧事重提，请他谈谈拜登如此评价自己“是否公平”，这位“识大体顾大局”的英国首相则顾左右而言他，不断重复大好形势。
如此少见的和谐场景背后，两国领导人不仅试图对外重申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更让一个耳熟但久远的概念重新映入国际社会眼帘：新“大西洋宪章”。
拜登和约翰逊想要复制并发展的，是其传奇前辈们深刻影响世界、但尚未完成的“伟业”。
1941年8月，二战局势仍不明朗，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却开始未雨绸缪，勾画战后和平与世界发展的蓝图。8月11日至12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纽芬兰湾的奥古斯塔号军舰举行了颇为亲切友好的会谈；8月14日，二人签署的《大西洋宪章》问世。
《大西洋宪章》确立了放弃领土扩张、尊重领土完整、民族自决、降低贸易壁垒、全球经济合作、自由世界、公海自由、缩减军备等八项原则，不仅标志着英美两国结为政治同盟，更对战后的国际社会与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日不落帝国”的解体、联合国体系的构建、以及北约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成立。
80年后，拜登与约翰逊如法炮制，签署新“大西洋宪章”，提出了“新八项原则”：捍卫民主价值与制度，强化维护国际合作的法律和秩序，主权与领土完整，新科技、新标准、网络安全，集体安全，21世纪全球经济形态，环保，公共卫生。
▎白宫官网发布的新“大西洋宪章”声明列出了“新八项原则”，图源：TheWhite House
值得注意的是，新“大西洋宪章”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几乎每一条原则都会强调或暗示威胁或破坏力量的存在，而其所指向的是哪些国家也不言自明，就差直接点名了。
80年前的《大西洋宪章》，针对的是法西斯国家和轴心国；80年后的新“大西洋宪章”，依旧强调英美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两国试图呼吁世界各国（尤其是“共享民主价值”的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抗衡它们眼中的“新敌人”（所谓“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非民主国家”）。
拜登刚刚抵达欧洲，便赶在G7峰会开始之前，迅速与约翰逊会谈、共同发声，可见其迫不及待落实“美国归来”的心情。
而与美国单独再订新“大西洋宪章”，约翰逊和英国政府则可以向国内各政党、公众与国际社会传达一个重要信息：英国依旧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世界大国，可以在重大事务上与美国遥相呼应、共事解决。
然而，美国试图重建、维护并领导其所设想的国际秩序，是否会得到英国的全面配合与支持？答案远非那么简单。
恢复美国领导力，被本届美国政府视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利益诉求。在今年3月3日的首次公开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次提及“美国领导”，涉及全球市场、安全、新能源、技术、环保、价值观等，并强调盟友们对此热烈欢迎。
此次讲话中，布林肯更是强调了美国放弃领导力的后果：即“其它国家试图取而代之，但可能不会促进美国利益、维护美国价值观”，或者“无人担此大任，世界陷入混乱”。
而从拜登访欧所传递的信息来看，美国更为担心的自然是前者。
这也解释了美国为何率先示好东道主英国，双方单独签署针对性明显的新“大西洋宪章”。
尽管联合声明展现出双方携手、共同勾画世界蓝图的美好图景，两国领导人也表示在会谈中就气候变化、抗击疫情、英美自由贸易协定、就业、英国北爱尔兰问题与《贝尔法斯特协议》问题上达成多领域共识，但志在打造后脱欧时代“全球英国”的英国政府，并不会真的把自己视为“英美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一旦美国呼吁的一致对外落实到具体行动，英国更会格外审慎。
“全球英国”，不仅体现在主办G7峰会、大搞“主场外交”、抬出英国女王及未来两代君主造势这种象征性意义，更体现在英国以独立自主之身在国际舞台找回大国定位。
无论是积极参与双边与多边贸易谈判（并在6月15日正式宣布与澳大利亚达成贸易协议），还是投身各领域的多边政治、经济外交，包括今年3月正式宣布将外交重心从欧盟转移至印太地区，力图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约翰逊正在快马加鞭地推动其“全球英国”战略的实现。
而“大国外交”的前提，则是英国最重要的关切：主权与领土完整。
拜登启程访欧之时，英国与欧盟正就贸易摩擦和《北爱尔兰议定书》议题再度隔空交火。对于拜登与约翰逊的面对面会谈，国际媒体普遍预测北爱尔兰问题将成为二人的矛盾焦点所在。
别的不谈，用英国广播公司北美事务总编辑乔·索普尔的话说，拜登是最近几任美国总统中最“爱尔兰”的那位（拜登拥有显著的爱尔兰血统）。
无论是否受到这种血统或情感因素影响，拜登曾坚定支持英国留欧。即使在英国脱欧之后，拜登政府也多次强调《贝尔法斯特协议》神圣而不可侵犯，警告英欧边界争议决不能危及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坚决反对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出现硬边界。
就在英国和欧盟争吵不休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便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英国不应低估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
虽然从二人对媒体传递的讯息来看，拜登并未与约翰逊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出现争执，但从搁浅的《内部市场法案》，到脱欧过渡期结束后英欧多次贸易争端，英国政府并不满意《北爱尔兰议定书》造成英国内部（北爱尔兰和其它地区）的贸易壁垒，英国媒体甚至曝出约翰逊一直希望摆脱《贝尔法斯特协议》造成的这一系列约束。
英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以及北爱地区的敏感议题，并非一日之功。《北爱尔兰议定书》牵涉的问题背后，更是互相纠葛的内政、主权与外交关系。一旦英国为了维护主权和其它权益采取行动，实质性损害了美国斡旋下产生的《贝尔法斯特协议》，那么在面对欧盟这个共同盟友问题上，英美便已经丧失了一致行动的基础。
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点。就在双方公布新“大西洋宪章”的当日，英国《泰晤士报》则曝光了一则不那么和谐的消息：
拜登指示美国官员向约翰逊递交了外交照会，指责英国在脱欧问题上危机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而这种正式的外交谴责，很少在盟友之间出现；美国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耶尔·伦珀特更是在会见英国脱欧大臣戴维·弗罗斯特时，直指英国政府反对在北爱尔兰港口进行海关检查，是在加剧其与爱尔兰和欧洲的紧张关系。
面对共同盟友尚且如此，面对域外国家和多边事务时，新“大西洋宪章”所设想的共同维护八项原则，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实践检验。
远的不说，拜登与约翰逊共同参与的G7峰会与北约峰会，将很快成为明证。
从卡斯比湾到布鲁塞尔：一路开会“秀恩爱”，能否重建互信、“一致对外”？
当G7领导人和应邀参会的欧盟领导人有说有笑，在卡斯比湾的海滩上合影时，西方国家不少人感到如释重负。
正如英国广播公司评价：“历经（新冠疫情）危机的一年，以及一个本性与传统外交背道而驰的美国总统（暗指特朗普），各国领导人明确地表达出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合作比各自为政能实现更多成就。”
▎G7与欧盟领导人在海滩合影，图源：BBC/LeonNeal/PA Media
而G7峰会，则“代表了西方世界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发出的重大意图声明”，因此“举足轻重”。
三天下来，G7峰会的确在不少方面给外界传递出“盟谊再现”、“信心重建”的画面。一纸G7公报，更宛如疫情之下G7协同领导世界发展的宏大图景：
承诺在明年年底前为全球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其中美国和英国分别承诺捐赠5亿和1亿剂疫苗，尤为举世瞩目；英国《每日电讯报》便评价此乃清晰的信号，表明“美国最终姗姗来迟，加入了疫苗外交的大型游戏”。
▎截止到2021年6月1日主要国家疫苗国内生产（蓝色）和出口疫苗（红色）数量（单位：十万剂），来源：Airfinity/TheTelegraph
提出“重建更好的世界”倡议（“Build BackBetter World”，即B3W），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清洁和绿色增长”为目标，加强与非洲的伙伴关系，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援助力度，实现共1000亿美元的投资目标。
（国际媒体（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媒体）普遍认为，此倡议旨在吸引诸多与中国就“一带一路”进行合作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它们今后选择西方而不是中国）
此外，重振经济、建立全球税收体系、支持自由开放与公平贸易、保护地球环境、拥护西方价值（包括老生常谈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尊重人权），也是早在拜登访欧之前便与其它G7国家达成的共识，自然也出现在G7公报之中。
这种针对性极强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转场至布鲁塞尔后，拜登也试图“如法炮制”。
不同于特朗普时代美国动辄对北约“白占便宜”的指责，以及各种甩责任的任性之举，拜登与北约其它成员国领袖在布鲁塞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达成了公报。除了一如既往地数十次提及俄罗斯，“中国”也第一次出现在北约峰会公报中，而说法依旧不新鲜：威胁安全、挑战秩序、虚假信息、缺乏透明，陈述完“威胁后”又要呼吁中国与北约对话......
而6月15日开始的美国-欧盟峰会，面对多数已经共同参会一圈的老面孔，拜登则主动表现出“求同存异”的诚意，主持达成了缓解美欧贸易摩擦的协议，持续营造氛围和谐的跨大西洋盟友聚会。
毕竟与G7和北约类似的是，拜登希望全面恢复被前任折腾到最低谷的美欧关系，从而共同应对他眼中“非民主势力”的扩张与挑战。
不同之处，则在于美欧领导人将更加关注贸易、技术与数字治理、疫苗、英国脱欧等问题上的磋商，以解决盟友内部的实际问题，为实现名副其实的“团结一致对外”奠定基础。
然而，卡斯比湾也好，布鲁塞尔也罢；G7峰会也好，北约和美欧峰会也罢，集齐了大西洋两岸盟友的拜登，也无法掩盖“跨大西洋联盟”内部各国的嫌隙。而各国各有算盘的现状之下，重塑美欧理想的秩序、对抗“共同的威胁”，更是面临着现实条件的考验。
即使是在美、英、欧最具有共识的疫苗捐赠和研发问题上，分歧都始终存在。
且不说在疫苗分配问题上，英国和欧盟在今年初因为疫苗出口管制隔空交火，再度牵扯北爱尔兰边界问题和贸易摩擦，以及意大利突然截胡原计划出口至澳大利亚的疫苗这一事件；在疫苗研发问题上，各方便各有考量。
美国希望豁免对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促进全球产量，但欧洲各国对此反应不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洲议会对此表示支持，但德国却公开表示反对；此外，欧洲委员会也寄希望于通过不失去知识产权，以分享特定生产技能和培育产业伙伴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疫苗产能。
正因为如此，不少欧洲盟国并不接受美国公开豁免知识产权的观点，并一再强调欧盟才是“世界药房”。即使G7做出了提供10亿剂疫苗的承诺，也被部分联合国官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远不足够。
在此情况下，面对后续出现的研发生产需求问题，美欧的矛盾极有可能进一步凸显，而其全球“疫苗外交”的统一战略，恐怕将进一步大打折扣。
至于国际媒体眼中志在抗衡“一带一路”的“B3W”倡议，则面临着更加现实的挑战：资金。
相比于成立之初的1973年，如今七大工业国的GDP总量在全球占比已从80%减半至40%，疫情之下更是先后遭遇不同程度的经济缩水，政府债务持续走高。因此，尽管口号喊得震天响，一旦落实到出资行动上，便一个比一个诚实。
作为美国的“特殊伙伴”，英国尽管经济呈现出复苏迹象，却在对外援助方面表现得更为谨慎：原本独立的国际发展部被外交部门合并，从组织上弱化了对外援助部门的职能；近期约翰逊也在极力推进议案，旨在压缩对外援助经费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从0.7%压缩至0.5%）。
在此情况下，签署了新“大西洋宪章”的约翰逊，谈及B3W倡议时，便没有那么豪气冲天。他公开表示，美国和英国在B3W问题上立场不尽相同，认为B3W不只是针对中国，而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补充。
此外，G7之中本就有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意大利在2019年3月便正式加入了“一带一路”建设，指望其在两年后便实质退出、转投B3W并不现实。另一方面，如果已经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都不退出，那么“B3W抵消BRI（“一带一路”倡议的英文缩写）”的战略设想便彻底等同破灭。
G7国家也深知，简单效仿“一带一路”建设模式并不现实，尤其是这些西方国家不可能倾注大量国家资本进行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因此在G7联合公报中，关于B3W计划便明确提出吸纳民间资本和私营部门参与投资。
可一旦民间资本和私营部门不积极参与（毕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回报比少得可怜，且可预期收益的周期更长），而各国政府用拿不出足够的资金落实相关计划，B3W便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空壳，遑论“对冲”一带一路建设。
“疫苗外交”、“一带一路取代计划”等策略所体现的，是拜登政府一以贯之的外交思路：团结盟友、一致对外、制衡对手（尤其是中国）。然而在美国最关切的对手问题上，盟友与自己最难一条心：
“特殊伙伴”约翰逊表示，全球英国“必须对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保持开放”，强调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度。
在年内即将举行大选的德国，默克尔明确对G7伙伴表示要采取平衡外交，声称“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和我们有竞争，但在许多方面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而下任总理的二位候选人拉舍特（联盟党）与贝尔伯克（绿党）也难得地找到了共同点，遵从德国一贯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
法国总统马克龙自上任之初便提出“欧洲主权”这一概念，指出欧盟应当“战略自主”，成为世界政治的一级；除了在太平洋和非洲前殖民地国家进行军事行动，凸显自身作为世界大国的军事力量和战略雄心，马克龙更在G7峰会后直言，彼此的分歧不妨碍G7在气候、贸易、发展等领域与中国合作。
“我明说吧，G7不是一个与中国作对的俱乐部”，马克龙一句直言，道出了“一致对华”设想面临的现状。欧洲三大盟友如此，其它中小欧洲国家更难以把自己绑在对抗中国的战车上。
更何况，相比于美国强调的中国这一远方的“战略对手”，欧洲人更直观的顾忌，是近邻的威胁——俄罗斯。当拜登大谈试图说服欧洲盟友们多投资、共同“抗中”时，默克尔更关心的，恐怕是拜登是否会持续保留、甚至增加美国在德驻军。
当拜登离开布鲁塞尔，径直去日内瓦与普京面对面会谈时，欧盟和英国反而会更加关注美俄峰会的进程。在中俄两个“对手”的问题上，美欧至少对优先级的考量便明显不同。
与此同时，“攘外”还得“安内”。除了英国脱欧和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美、英、欧的贸易争端，以及科技巨头与数字信息管控争议，更不会被“一致对外”的姿态与图景所掩盖、消解。
当波音与空中客车公司的补贴之争未得解答，针对钢和铝的“特朗普关税”还未废除，数据传输协议谈判背后个人信息一再不得保护（就连默克尔也屡遭窃听），科技巨头的垄断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大西洋此岸的盟友面上欢迎“老大哥归来”，但彼此真的重建信心了吗？
《大西洋宪章》可以重写重签，但那些美好的纸面文字，更需要以实际行动来落实。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面对G7峰会公报涉华内容时所说，“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际社会需要的是团结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而非基于意识形态划线的“小圈子”和“集团政治”。
而且一路走来，这个“小圈子”内部始终面和心不和。“跨大西洋联盟”内部，也需要“把脉”、“开药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