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随着以色列新联合政府正式宣誓就职。持续12年之久“内塔尼亚胡时代”终结，甚至他本人也没能适应这一变化，还出现了被工作人员从总理席上请下去的戏剧一幕。以色列内政的巨大变化，和上月爆发巴以冲突有什么关系？以色列中右翼势力分裂，又指向怎样的中东前景？是否会引发新的战争？我们邀请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观察分析者胡毓堃进行深度分析。
▎6月14日，以色列新政府合影。前排中为以色列总统瑞夫林，左为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右为外交部长拉皮德。图源：AP Photo/Maya Alleruzz
核心提示：
1.两年之内以色列四次大选，都无法组成长期多数内阁。但在5月初，传来了“推翻内塔尼亚胡势力”有望组建新政府的消息。蹊跷的是，次日开始巴以冲突快速升级，一度挫败反对派的联合努力。因此，纽约时报推断，5月巴以冲突可能是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双方为了选举而唱的“双簧”。
2.以色列新联合政府是代表性最广泛、也极有可能是最不稳定的一届政府，意识形态分歧巨大，阿拉伯裔以色列政党和左翼政党，可能与内阁中右翼爆发根本性冲突。同时在犹太人政党内部也存在错综复杂的分歧。因此新任总理贝内特表态称将专注经济和疫情防控等有共识议题，回避更具争议的事务。
3.对于这一变化，拜登虽然没有提到内塔尼亚胡，但依然表示坚定支持以色列安全诉求。这和美国国内政坛和社会主流民意支持以色列密切相关。此外，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都有自己的算盘。综合目前形势看，如果国际社会无法一致行动，未来巴以仍然难以避免战火折磨。
尘埃落定但心有不甘，内塔尼亚胡上演戏剧一幕
6月13日，由左、中、右甚至阿拉伯势力（共八个政党）的联合政府，以一票的微弱优势（60票支持、59票反对）通过以色列议会的信任投票，正式宣誓就职。按照权力共享协议，贝内特将先出任两年总理至2023年9月，然后由拉皮德接任至2025年。
信任投票结果宣布后，内塔尼亚胡却照旧回到他累计坐了15年的总理席位上坐下，一度令在场所有人感到有些惊讶。因此，议会工作人员不得不亲自“请下”内塔尼亚胡，引导他前往反对党的座位就坐。这个戏剧性的画面，将载入以色列政坛的历史。
▎内塔尼亚胡（上）一脸失望、不愿离开总理座位，却阻挡不了八党联合政府的成立，图源：Reuters/Ronen Zvulun/Ariel Zandberg
经过一番内外博弈，内塔尼亚胡终究结束了连续12年的总理任期。此次巴以冲突，只是将他的总理生涯延长了一个月，却无法阻止他失去总理这把保护伞。
“一出双簧戏”？两场选举与巴以大规模冲突的隐秘关联
各位可能还记得，今年5月巴以冲突爆发之时，以色列政坛仍在经历着两年来未解决的“组阁危机”。
自2019年4月起，以色列在两年之内举行了四次大选（2019年4月、2019年9月、2020年3月和2021年3月）。由于以色列现有的议会选举制度（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以及复杂多元的宗教教派和族群，中小政党林立的以色列议会从未出现过单一多数党。
近两年，以色列之所以如此频繁地举行大选，正是因为之前三次选举结束后，无论是时任总理内亚尼亚胡领导的第一大党利库德集团，还是当时的强力挑战者、国防部长本尼·甘茨组建的蓝白党，要么无法联合席位足够多的党派组阁，要么即使短暂联合、也由于各种原因迅速分崩离析。
▎以色列议会（knesset），由120位议员组成，任期4年。图源：BBC
尤其是去年3月的第三次大选后，尽管内塔尼亚胡与甘茨一度携手组阁，但缺乏互信、面和心不和的二人从一开始便缺乏合作基础。去年12月底，联合政府预算案无法如期通过，议会被迫解散，更被视为是内塔尼亚胡刻意为之，以避免在2021年底将总理之位交给甘茨（根据联合政府的协议，二人将轮流担任18个月的总理），而是通过选举延续自己的总理生涯。
如果真是如此，最近的第四次大选，则令内塔尼亚胡失算了。
利库德集团虽然保住了第一大党的位置，但议席锐减7席，内塔尼亚胡也没有在总统鲁温·瑞夫林授权的截止时间（5月4日）组阁成功。第二天，瑞夫林总统便将组建政府的任务托付于现政府最大的挑战者——本次大选的第二大党“未来党”党魁亚伊尔·拉皮德。
本以为，在这个右翼越发占据主导的以色列政坛，世俗中间派的拉皮德更难组阁。但没成想，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推翻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各派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了：拉皮德与新右翼党（宗教右翼主义政党）领袖纳夫塔利·贝内特走到了一起，以色列犹太人政党和阿拉伯伊斯兰政党也走到了一起。
▎拉皮德（右）与贝内特成功携手，终结了内塔尼亚胡的总理生涯，图源：Flash90/The Times of Israel
5月9日，就在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全面爆发之际，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了一条重磅新闻：新右翼党与伊斯兰政党领袖见面后，本周内有望组建新政府，从而结束过去两年的政治危机。
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一消息不啻为沉重的打击。
因为他有麻烦了： 经过近三年的调查，以色列检察部门于2019年11月以背信、受贿和欺诈三项罪名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今年4月5日，案件第三次开庭，进入证人出庭举证阶段。对于贪腐案指控缠身的内塔尼亚胡来说，继续担任总理公职是其得到豁免的唯一途径； 一旦无法连任，其下一站极有可能是监狱。
5月10日，就在《国土报》发布消息的第二天，恰逢以色列纪念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日”，以色列警方二度进入位于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与巴勒斯坦抗议民众冲突再起，造成约300名巴勒斯坦人和21名以色列警察受伤。
▎图源：AHMAD GHARABLI AFP
同一天，一个短视频开始在社交网络迅速流传：一群犹太裔以色列人在阿克萨清真寺附近，围绕一颗燃烧的树唱歌跳舞，高调庆祝耶路撒冷日，并喊出了“向巴勒斯坦人复仇”的言论。不少人认为，以色列警方的闪光弹点燃了此树，引发了这一极端行为。
适逢伊斯兰教斋月和开斋节、以色列“耶路撒冷日”等敏感时间节点，以色列政府反而不断触及领土与定居点、圣地归属与宗教权利等“敏感问题”。结果，又是5月10日，哈马斯开始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起火箭弹袭击，标志着巴以冲突升级。
如此巧合的时间节点，也难怪美国《纽约时报》表示，内塔尼亚胡无非是“不断激化局势，让右翼对手不得不放弃推翻他的努力，并宣布现在不是更换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果不其然，加沙地带战火重燃后，伊斯兰政党——联合阿拉伯名单党魁曼苏尔·阿巴斯一度宣布退出联合政府，贝内特也随后宣布联合组阁方案已不可行。升级的冲突还是体现了一定的效果，内塔尼亚胡一度有望保住大位。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域外大国的干预使得巴以双方不可能永远你来我往、互发“火箭弹快递”。而以色列反对势力“围剿”内塔尼亚胡的决心，更是促使他们克服重重分歧与阻碍、于6月2日晚宣布达成组阁协议，并正式告知了总统瑞夫林。
无独有偶，此时的巴勒斯坦，也即将迎来权力重新洗牌。
巴勒斯坦原计划于今年5月22日举行15年来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但因为耶路撒冷地区选民无法保证参与，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阿巴斯于4月29日宣布推迟选举。
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哈马斯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当局的决定，称之为“针对民族联合与共识之路的政变”。 另一方面，根据今年3月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的数据，哈马斯将只能赢得30%的议席，但法塔赫可赢得43%的议席，完全可以撇开哈马斯另建联合政府。
换言之，如果以色列的整体环境对阿拉伯人变得有利，且巴勒斯坦选举继续推迟，将越发不利于哈马斯的政治理念 （“只有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全境，阿拉伯人才有希望”），更会进一步影响哈马斯的选情，使其面临着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危险。
颇为讽刺的是，从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上完全敌对的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竟然因此找到了共同点：一个平稳组建的新一届以色列联合政府，在客观上对于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都非常不利；可一旦巴以冲突升级，二者却双双有望实现形势扭转。
对于如此惊人的巧合，《纽约时报》并不认为是“无巧不成书”，并在其5月16日发表的《对于特朗普、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而言，永远都是1月6日》（ 1月6日指特朗普意图通过怂恿支持者冲击国会改变选举结果的行为——编者注 ）一文中，直指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正在上演一出双簧戏。
▎ 《纽约时报》5月16日发文，直指这次巴以冲突为一出“双簧戏”，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只是，当停火姗姗来迟时，这所谓的“双簧戏”，代价实在过大。当近300人失去生命，成千上万民众饱受苦难折磨，域外势力不断伺机而动，而讽刺的是，“双簧戏”的双方也并没有真的如愿以偿。
所以自5月6日零星冲突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在情理之中、但意料之外地突发，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断升级。直至5月21日凌晨2点停火之前，冲突已持续超过两周，造成近30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超过72000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从街头抗议到大规模骚乱，从警民冲突到火箭弹袭击......在加沙地带，就连多家国际媒体分支机构所在的大楼也被炸成废墟，不仅为近年来罕见，更牵动着整个国际社会的心弦：在这个中东地区的火药桶，发生任何事件已不止是两国之间的“内部事务”。
▎巴以冲突升级后，加沙地带笼罩在战火与硝烟之中，图源：Ibraheem Abu Mustafa/Reuters
那么，以色列这一轮的政局变动，对于悬而未决的中东形势有何影响？
代表性最广泛也最不稳定，新联合政府如何出手？
新政府是该国73年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的一届政府，但也意味着它极有可能是最不稳定的一届政府。
联合政府各党派的意识形态分歧巨大（唯一的共识只有推翻内塔尼亚胡），尤其是联合阿拉伯名单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入阁的阿拉伯政党，更埋下了更多不确定因素。
▎联合阿拉伯名单是一个由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建立的政党。其支持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并争取以籍阿拉伯人的平等权。
联合阿拉伯名单和左翼政党的入阁，意味着它们与新右翼党、新希望党等其它右翼锡安主义政党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等问题上，可能爆发根本性的冲突。而以色列针对境内巴勒斯坦人及争议地区的政策，也超出了内政分歧的范畴，成为巴以关系和地区问题的焦点矛盾。
在社会政策问题上，联合政府也有可能在特定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某些世俗锡安主义政党支持进一步改善同性恋者的权利，包括同婚权，而联合阿拉伯名单对此坚决反对。
即使在犹太人政党内部，世俗锡安主义政党和保守锡安主义政党在是否放松宗教限制的问题上意见也互相冲突，拉皮德及未来党所期待的宗教限制放宽程度，被普遍认为超出了贝内特和新右翼党所能容忍的范围。
错综复杂的内部分歧，在6月13日的联合政府信任投票中便已初现端倪。
作为联合政府一员，联合阿拉伯名单四名议员只有三人投下赞成票，另一人则投下了弃权票，造成了60票对59票的惊险结果。该党主席曼苏尔·阿巴斯表明这是其有意为之，其传递的信息则十分明显：阿拉伯政党不是犹太人政党的附庸，一旦新内阁像上一届政府那样对待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我们也能让新一届政府倒台。
作为极右翼锡安主义者，以及犹太人定居点扩张的强力支持者，新任总理贝内特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他在就职时也表明，新一届政府将专注于经济事务和疫情防控等可能达成共识的议题，回避更具争议的事务。
▎贝内特现年49岁，曾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担任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和经济部长等要职。不少分析师认为，虽然贝内特近10年来与内塔尼亚胡围绕不少议题出现政见分歧，但两人在一些外交事务上的立场相近，比如伊朗和巴勒斯坦相关事宜。
正如他本人所说：“没有人将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所有人都需要推迟实现各自的梦想......我们要关注可以实现的工作，而不是在不能实现的事情上争吵。”
但还是那句话，理想和现实往往相距甚远。身份变为反对党领袖的内塔尼亚胡已经在议会投票后表明，将尽快卷土重来，夺回大位（毕竟在法院判决之前，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而新政府能否延续到内塔尼亚胡的终审判决结果出炉并正式定罪，则更加难以预测。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仅以彻底终结内塔尼亚胡政治生命为动力和目标，能否支撑联合政府推迟所有根本性的分歧，直至完成本届任期？
新政府的成立，并不意味着错综复杂的内政外交矛盾获得了解开的钥匙。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巴以战火暂歇，但双方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并未解决，未来极有可能在“打打停停”的老路上挣扎。
各方如何表态？中东紧张局势能否缓和？
接到以色列新政府就职的消息，各方反应不一。
比如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发言人对以色列新政府的表态：“这是以色列的内政。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想要的是基于1967年边界协议的巴勒斯坦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
哈马斯发言人的回应则更为严厉：以色列政局变化不会改变巴以关系本质，以色列“依然是我们必须抵抗的殖民和侵占力量”。
德国、加拿大政府和欧盟等13日祝贺以色列新一届政府组建，表示期待与以色列进一步发展关系。
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表态。
拜登13日发表声明祝贺以色列新联合政府上台。据白宫网站发布的声明，拜登表示自己“期望与贝内特总理合作，加强我们两国紧密持久关系的各个方面。”拜登还称，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诉求）”，“以色列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
路透社报道特别指出，这篇声明没有提到内塔尼亚胡。
实际上，出于结构性的原因，虽然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不会如特朗普一般一意孤行，但也不会轻易撤回。
▎2016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左）与内塔尼亚胡，图源：Debbie Hill/Pool via Reuters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始于二战之后其建国之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美国更是成为以色列的坚定盟友，对其全力支持，从而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影响力，防止周边阿拉伯国家对其采取军事敌对行动。
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援助中的最大受援国不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而是经济与高新技术均高度发达的以色列。 2016年，美国与以色列签署的防务协议尤为引人注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在十年内向以色列提供价值3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对“铁穹”防御系统的资助。
就在巴以冲突升级前，拜登政府于5月5日通知国会，向以色列出售价值7.3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包括“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GBU-39小直径炸弹。显然，在当前的巴以局势下，美国政府此举更是对以色列的实质性支持。
对于拜登政府而言，中东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回归伊朗核协议，而巴以关系则是影响伊核协议进程的重要变量。 回归“两国方案”，遏制地区极端势力，寻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和平共处，确保中东局势稳定，是美国全力推进伊核协议进程中的主要关切。
▎但在13日第一次内阁会议中，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在发言中呼吁美国不要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称“恢复与伊朗的核协议”是个“错误”，“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用核武器装备自身”。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从政坛生态到主流民意，无不更加同情与支持以色列，也成为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考量因素：根据今年2月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的年度调查，58%的美国人更加同情以色列，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有好感；
作为民意代表，美国国会绝大多数议员自然也是以色列的支持者；就在4月底，328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德劳洛，重申对以色列的全力资助与安全援助。
不考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游说团体的长期影响力，面对当下美国国内政坛和社会的跨党派共识“基本盘”，美国政府也不会在任何时候放弃对以色列的声援与援助。既要维系地区和平、又要力挺以色列，美国能选择的言行空间颇为受限，在安理会否决“谴责声明”、单方面与以色列沟通的“特立独行”之举，也在情理之中。
从巴以冲突一开始便致力于调停的埃及，则代表了巴以关系变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逊尼派阿拉伯国家。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中最早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并与加沙地带接壤。两国在安全、文化经贸领域始终保持交流合作，但民间社会却同情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持负面态度（根据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2019-2020年度阿拉伯民意指数》，仅有13%的埃及人支持予以以色列外交承认，但反对者高达85%）。
▎阿拉伯地区各国民众对于外交承认以色列（上）和巴勒斯坦建国事业的支持度对比，来源：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 Policy Studies
除了共同的宗教与文化纽带之外，现实地缘考量更是令埃及对巴以问题尤为关注。一方面，埃及需要与以色列维系正常、稳定的外交关系，以应对地区大国、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埃及需要政治领导层稳定的巴勒斯坦，更需要加沙地带在巴勒斯坦政治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降低其它地区大国（如伊朗、土耳其、卡塔尔）对哈马斯的扶持与影响，以确保埃及东部边境地区的稳定。
尤为重要的是，埃及希望彻底清除西奈半岛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而它们往往与毗邻的巴勒斯坦境内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息西奈半岛动乱，维护本国安全与稳定，使得埃及尤为需要巴勒斯坦的支持。
在此情况下，埃及尤为不希望巴以冲突升级、被迫“选边站”、得罪任何一方，唯有巴以和平共处，方才符合埃及的利益诉求。因此，正如过去一样，埃及再次介入调停，并派代表团赴巴以地区斡旋。最终，双方暂时停火的结果也令其松了一口气。
与埃及的战略关切类似，近年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其它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包括巴林和阿联酋）同样希望巴以双方减少冲突，避免自己在外交和利益选择中陷入“两难”境地。
相比之下，对于地区大国而言，巴以局势的影响已然超出本国安全的范畴，而是扩大本国的地区影响力、进行大国竞争的“必争之地”。
为了中东地区影响力和事务主导权，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竞争与博弈至少已有40年。从也门到叙利亚，从伊拉克到巴以地区，两国在政治、宗教、文化乃至军事领域的争斗已经遍及地区多国。
伊朗密切关注巴勒斯坦建国事业。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长期坚持反对、敌视以色列的外交战略，与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有着密切关联。在国际社会看来，伊朗与以色列的“代理人战争”，也是巴以冲突难以彻底平息的重要因素。
不同于渐与以色列寻求缓和与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世界，伊朗保持坚定的反以姿态，塑造了“真正的巴勒斯坦捍卫者”这一形象。正如以色列并不乐见伊朗核协议进程，伊朗也不认为巴以和平共存符合自身战略利益，并不真心支持两国方案。
▎2012年，伊朗举行大规模的反以色列游行，图源：AFP
事实上，一旦巴以冲突持续加剧，阿拉伯国家面对国内舆论压力，也必须要对以色列更加强硬。而分化以色列的外部支持力量、在中东地区孤立以色列，十分契合伊朗的战略目标。
维护并强化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力，则是沙特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伊朗不断借助巴以冲突扩大其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力，便意味着“此消彼长”，削弱了沙特在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正因为如此，虽然出于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沙特需要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抨击甚至谴责，在口头上维护巴勒斯坦，但同时也大力鼓吹和平计划，希望实现两国和平共存，从而避免伊朗通过“代理人战争”在阿拉伯世界进一步渗透，以维护沙特的地区主导地位。
作为另一个在中东地区具有“野心”的大国，土耳其也始终对于巴以局势变化表现得颇为积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多次公开表露其支持哈马斯的立场，以色列也指责土耳其为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提供庇护，并甘为哈马斯反以的海外基地。巴以冲突加剧时，埃尔多安公开指责以色列为“不道德”的“恐怖主义国家”，引发轩然大波，遭到国际舆论抨击为“反犹主义言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右）曾多次会见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图源：AP/The Times of Israel
与沙特类似，土耳其也希望成为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力量，而积极介入巴以事务，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切入点。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调停到达成停火协议，土耳其均被排除在外。拜登在5月20日所说的“将与巴勒斯坦当局全面合作，实现停火，而非哈马斯”，更是令土耳其颇为尴尬。
目前，哈马斯需要时间重新恢复消耗殆尽的弹药库存，而以色列面临的内部局势更加复杂。
对于地区和域外国家而言，暂时的巴以停火更不会意味着各自战略目标的完全实现。如果国际社会无法一致行动、维护和落实联合国有关决议，未来巴以地区人民仍难以摆脱战火的折磨和伤亡的痛苦。
正如政治评论员凯伦·塞顿所说，协议并未达成，多重矛盾仍在，相同的故事仍会上演，“不同的唯有在战争中遇难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