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欧期间策略性致电北京
陪同拜登（Joe Biden）访欧的布林肯抽时间致电中方，也有为中美关系降温之意。最近，美国白宫和国会聚焦的所谓“新疆强迫劳动”和“调查武汉实验室”，尤其是美国参议员乘军机到访台湾，引发北京不满。拜登此次欧洲行最重要目的就是劝说盟邦共同应对北京挑战，包括劝说盟邦联合调查新冠肺炎病毒源头。布林肯此次通话算是七国峰会和北约峰会前一次和北京的策略性沟通。
一方面，布林肯可以告知盟邦，美国一直在施压北京，表明美方立场；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也希望保持和北京的沟通，避免和盟邦发力过度导致北京更多的不快。
通话中，杨洁篪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他提到，美方一些人编造散布“武汉实验室泄漏新冠病毒”的荒谬故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方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科学，不要将溯源问题政治化，把精力集中在国际合作抗疫上。就台湾问题，杨洁篪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重信守诺，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白宫酝酿对华强硬政策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国内各地视察：
可能也是有意针对拜登此次欧洲行或他的盟邦价值观外交，杨洁篪还提到，只有一种多边主义，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国际法为基础，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不是基于“小圈子”利益、“集团政治”的伪多边主义，更不能以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
拜登幕僚们“接通”北京
拜登上台4个月以来一直以审慎的姿态和北京接触。执政百日内，他的经贸团队一直未能同中方进行接洽，一方面是因为相关人事需要国会审核，就位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是拜登团队有意而为之，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路线。在所谓的对华战略评估结束前，拜登采取对华战略忍耐的姿态，优先和盟邦及合作伙伴举行会晤，以此积累优势地位，然后在和中国展开接触。
到目前为止，美国财长耶伦（Janet Yellen）和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分别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举行了电话通话和视频通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通话。这三个通话都是由美方发起。按照美国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发布的声明，这些通话主要以认识对方为主，没有新的共识，最大的共识可能就是“继续沟通”。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之前也曾请求和北京通话，但遭到了中方的拒绝。根据美方官员向媒体透露的信息，奥斯汀曾三次请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通话。但中方均拒绝了这一提议。有分析认为，奥斯汀这种请求不符合外交利益，他的对应官员应该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而非中共军方领导层。
目前，奥斯汀仍在寻求和北京通话。6月10日，他在国会出席听证会时将缺乏和北京军方的直通热线视为“重大问题”（critical issue）。他认为，中国意在控制印太地区，如果没有华盛顿和北京领导人之间的直通热线，一个小的事故就有可能引发大的危机，美国不能仅仅局限于和盟邦或伙伴保持沟通。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军方领导层对中美军方沟通不畅的深度担忧。
可以确定，中美阿拉斯加对话和白宫气候峰会之后，拜登已经向自己的国安、经贸团队和军方下达指令，和北京开展接触。在此期间，这5位幕僚也在国会接受质询，通过听证会的方式表达对北京的看法。这也是为了“安抚”国会，避免在他们后续同北京的接触中，遭到国会的质疑和不必要的掣肘。
这也意味着拜登评估对华战略的同时，也已开始试探北京，探寻和中国的接触之道。之所以摸索这么久，是因为前任特朗普对中美双边合作造成的破坏性变化，以及奥巴马时期对华政策的失败，都倒逼拜登推陈出新，重新出台抗华战略，并找准自己的标签。
拜登在国会时曾支持中国入市，后来在奥巴马主政时又曾领导对华关系，构建和习近平的关系。所以，他非常理解和中国接触并展开对话的重要性。只是在他迈出重要一步前，需要平衡国内外各方的利益。
拜登政府重振美国领导力，核心是靠外交，而处于外交中心位置的则是价值观，主要对象是中国。中美关系也被定位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和拜登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挑战。在和中国开展全方位、全行业、全政府竞争以来，拜登政府的手段部分延续特朗普，并将特朗普时期一些不规范、不正规的做法“规范化”和“正规化”。通过这种做法，拜登就是要营造一种“对抗中国”合理化的印象，以增加盟邦对美国策略的支持。
拜登选择在访问欧洲前撤销微信和TikTok行政令就是如此。它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会放松对中国科技企业的警惕，而是要告诉盟邦，他将采取更为正规或者看上去符合国际规则的做法和中国开展科技领域的竞争。他是要告诉欧洲盟邦，自己在科技和经贸领域不会像前任特朗普那样，不按规则行事，而是会充分照顾到盟邦利益，并保持和盟邦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