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相对普遍的看法是，在大学当老师，社会地位高，工作和收入稳定，孩子上学有保障，而且每年还有寒暑假，这几乎是存在于激烈社会之外的一片世外桃源。
但如今，这样的印象在被逐渐打破。
近来，对于“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生存困境的讨论越来越多。有舆论把矛头对向了大学对于青年教师的“非升即走”选拔制度上（也就是在6年的合约期结束后如果不能升副教授就必须走人），认为这是对“青椒”的压榨，甚至是一种“高校之恶”。
“非升即走”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拔机制？“青椒”群体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现在高校管理中存在哪些突出矛盾？
针对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补壹刀连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龚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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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龚教授，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龚炯：我叫龚炯，现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导。我是1995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总校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之后我先后在美国的两个研究所各工作了7年，然后在2009年初回到中国，成为一名海归。
我回国以后就进入贸大工作，也是跟学校签了一个6年的合同，6年之后也面临非升即走的问题。后来我合同到期，考核也通过了。2016年晋升为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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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针对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有舆论把矛头指向了制度层面，认为大学普遍施行的“非升即走”选拔策略，实际上是对“青椒”们的一种压榨，甚至有人称之为“高校之恶”，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龚炯：说这种话的人对大学制度不了解。大学不是咬人的地方，大学在本质上从事的是三方面的工作：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三个方面一个都不可缺少。我想说的是，科研是少数最优秀的人才做的事情，大学的机制就是要把最优秀的人留下来。
我刚回国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压力，在这6年里确实压力比较大，工作也比较多。在6年过了之后，就是进入类似于美国tenure（终身制）的阶段，但我们跟他们不完全一样，在美国的话等于是得到一个铁饭碗，只要不犯特别重大的错误，理论上就算你什么都不干，也没人能把你赶走。但是我们这边呢，还是有一个考核机制，合同是三年一签，还是有科研要求，必须在达标以后才能保持原来的待遇。当然这个阶段的科研要求比开始那6年要轻松一些，比较容易达到。
我觉得“非升即走”这个制度是必需的，大学招进来的人，他是不是适合做科研，有没有能力做科研，是需要一个筛选机制的，如果没有筛选，是办不好一流大学的。指责大学筛选的人不了解大学的本质，大学本质就是求真，科研工作本来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必须是那些最有创造力、想象力，最有科研精神的人，最努力的人，才能留下来。
实际上，我认为“非升即走”是一种学术鼓励，鼓励你好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如果这些做好了，你未来的工作会有保障。而且我觉得“非升即走”也是有道理的，科研人员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这6到12年里，是他人生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也最容易出成果的时期，这是大部分人天然的生理规律。在他进入40多岁以后，各方面的状态都会稍微有点下降，在这个时候给你一个机制保障，能让你去专注于科研，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我也看到有人说，国内有些学校，招10个人最后留下来一个，这种情况我觉得比较极端，也很过分。大学人才的留用不应该完全从竞争的角度出发，应该有个稳定客观、长期一致的标准，如果10个都达标那就应该10个都留下来。以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在贸大的同事，据我个人观察“青椒”能留下来的大概70%多，我自己也没有觉得很难，而且贸大的留用标准在同类院校比较的话，应该说标准还算比较高的。所以网上有些人说比例很小，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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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您刚刚提到对“青椒”的考核标准应该是稳定客观、长期一致的，现在的考核标准是什么样的？
龚炯：就说科研考核标准吧，现在各个院校对于考核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各个学校有各自的A类B类C类核心期刊的单子，根据老师们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发表进行算分。就我所在的经济学领域来讲的话，这个标准实际上是大致统一的，虽然每个学校自己的单子不一样，但是重合度很高，相同的部分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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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一些人提到大学招聘存在年龄限制，认为这是一种年龄歧视，给青年“学霸”们再套上一个枷锁，您怎么看？
龚炯：我觉得没有年龄歧视，一般来说35岁限制是说招进来的时间。一个人如果35岁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还是别做研究了。还有一个因素是，这跟各种申报的国家级、省部级青年项目有关系，从学校来讲，它希望青年学者申请课题，就需要满足这些要求，当然不能因此一刀切，但是一般性来说也没有太大问题。也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人，在招聘的时候，如果他特别优秀，大家都是能看得出来的。我每年都参加招聘，基本上论文题目一看，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还是说不太重要，大家心里都大致有个判断，然后再看一下论文，就能基本了解这个人的科研能力。
像我所在的贸大经贸学院是有一个教授委员会，在招聘青年教师的时候会根据他的教育背景、论文、成果、发展潜力等等来进行一个投票，总的来说还是很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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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是否存在“青椒”干满6年，仅仅因为编制不够无法晋升副教授，从而不得不走人的情况？
龚炯：这种情况，在贸大据我了解还没有，但是我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的大学编制已经满了，它的副教授、教授名额就只能有这么多，导致青年教师在晋升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本人的能力不行，而是因为没有名额，或者只剩下很少的名额，最后没有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些学校的制度性问题，如果编制不够，就不应该招那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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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炯：确实扩招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博士生比以前多了，但是博士毕业未必就非要去大学任教不可，也未必非要做科研不可。我觉得还是要强调一点，科研是少数人的职业，真正伟大的科研成果都是少数人去做的。博士生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比如考公务员、去公司、去研究院，等等。当然，也不是说博士出身就一定好找工作，这个也是分专业的，像我们这个专业就还好，但是其他一些专业可能情况就各不相同，我觉得也不要拿一些很个别的极端的例子，把它当成一个普遍现象。比如在美国的话，数学系就很难找工作。
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科研。说实话，博士生出来后在大学的这6年，真的蛮辛苦的，这不是中国大学特有的现象，在美国也很辛苦，收入也不高。在美国，博士生的工资收入平均而言是比硕士生要低的。我想说的是，科研这条路其实是很清贫的一条路，当然它的好处是稳定、体面，我觉得对科研来说，更重要的是个人兴趣和对科研的热爱，如果你不热爱研究，怎么能出成果呢？根本就不应该来做教学、科研的工作。我一直都强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科研，大学是汇集最优秀人才的地方，是汇集愿意为求索求真努力奋斗的地方，不是养闲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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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您刚刚提到科研是一条清贫的道路，您觉得作为学校，应该怎样为“青椒”提供支持和保障，能让他们安心做科研？
龚炯：“青椒”确实很辛苦。他们在科研和教学上有很多工作，学校至少要给他们一个体面的生活，让他们不要为了生计而去奔波。比如至少他们要有个住所，如果有小孩的话，是不是能去上个托儿所，就是在给他基本的生活方面的满足，他才能安心去做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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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您觉得现在突出的问题都在哪些方面？
龚炯：大学要有大学精神，要用人文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员工，要善待科研人员和大学老师。现在一些学校会出现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产生矛盾的例子，这是不应该的。比如说老师们要去报销，结果财会人员的态度特别粗暴，一遍一遍地让老师们去返工，时间都浪费在贴发票上了。我觉得要对青年学者有人文关怀和基本的尊重，一定要让青年学者们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我也听说有一些招聘时候给青年学者的承诺，在实际当中没有兑现承诺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称职，必须严厉批评。我每年都参加招聘，我们贸大从来就是强调必须讲诚信，不能打埋伏，办大学不是开公司，学校跟员工打交道，跟读书人相处不能用做生意的方式来处理。一定要让年轻学者生活无忧，在科研上得到学院力所能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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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除了科研压力，您觉得青年学者的生活压力大吗？
龚炯：我觉得在我们学校的话，要过一个体面的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最近这几年大家收入增长还可以，学校也有一些奖励，还能有一些校外的额外收入，总的来说还可以。
但是在北京房子的问题很难解决，有些大学是自己有地有房，但是北京房价这么贵，地这么少，很多学校都是没有房子来卖给老师们住的。像贸大就是给青年教师们住房补贴，大部分的“青椒”都是在外面租房子住的，按照北京目前的房价，他们靠学校的收入是买不起房子的。所以我觉得学校也要考虑到青年学者们如果要成家立业的话，怎么去帮助他们，如果不能分房买房，是不是就在收入上给他们进行补贴，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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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现在大学里教授和“青椒”两极分化的情况严重吗？
龚炯：这个要看分化的程度，不同的学校情况不一样。一方面，教授和“青椒”在待遇上有差别天经地义，正教授通过自己的努力到达一个高度，也为学校做了很多贡献，收入上要高一些很正常。另外一方面，我想说，正教授的很多收入来自于国家课题，社科基金等，我觉得我们的评审机制应该要倾向于更多地把这些课题给年轻学者们，因为从科研的角度出发，我前面也讲了，他们才是科研的生力军，他们的精力、创造力等各方面都处于一个最容易出成果，最有爆发力的阶段。而现在社科、自科基金的很多课题更加倾向于给资深的学者，这实际上不利于国家的科技政策，也不利于我们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导向上做点事，这不仅仅是为了给青年学者们提高收入。从成果本身的角度来说，应该给年轻学者更多机会，同时也能在经济上让他们更加宽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