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ID: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峰,原文标题:《奋斗不是靠养蛊——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救中国》,头图来自:《摩登时代》剧照


今天我才把衡水中学张锡峰同学的演讲视频看了,同时还看了复旦大学数院姜某刺死该院领导王某的一些报道。


张锡峰能不能代表衡中我不知道,姜某能不能代表海外归国的教研人员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是个体。但从个体的故事,我们也可以来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所谓的“强迫奋斗”模式,或者叫“倒逼”机制,包括许多企业和机构在搞的“末位淘汰”制,到底对未来是好还是坏。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美已经消亡将近100年了,即便它后来有了各种变形,但在先发国家,个体权利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中小企业和机构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免于被大企业、大机构侵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最早是出现在欧美先发国家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先发国家的大企业、大机构很难欺负他们的下游和员工,只能转而寻求将低成本的生产环节放到海外。


为了追求利益,大企业只能将这种“社达”精神传播到海外。充分利用海外后发国家的“人口红利”,让后发国家成为“世界工厂”,让后发国家的老百姓成为一个个廉价的劳动力,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今天先发国家尤其是美国本土的问题,不是大企业、大机构直接侵害本土下游和员工的问题,而是将产业链全球化后,本土缺乏足够就业机会,以及金融、互联网等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即便在今天,美国大企业、大机构也不敢再像镀金时代那样,去公开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去对员工搞各种倒逼、压制,如果要搞,也要披上一件合法的、虚伪的道德外衣,并且一定要留出救济安排,成本不知道比镀金时代高了多少。这不是天赐的,也不是什么西方制度的天然优势,这些都是先发国家的老百姓花了上百年时间努力争取到的。


很多企业和机构都在搞改革,改革的办法往往很简单,就是“绩效决定”和“末位淘汰”。绩效要客观,于是要有一批人天天搞标准,标准越定越细,迎合标准就完成KPI,至于结果是否走样,制定标准的时候基本不考虑,制定标准的人与一线人员往往是脱节的,反馈不及时。


百年老店与初创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百年老店基本什么都见过,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但中国的企业能有二十年生命都不得了,大量初创企业也不懂什么管理,最简单的管理就是把所有劳动力都搞成“奋斗B”,在资本加持的时候就群嗨,资本退潮的时候就裸泳。


企业这么干,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把劳动力成本压得低低的,即便总价不低,单价一定要低,虽然给你开出了高工资,但我占用了你每天14小时的工作时间,就好像你真会干14小时不摸鱼一样。


结果是什么呢?一是少部分行业虽然赚得多,但这批人除了买房投资,平时也没时间消费。二是大部分行业根本赚不到那么多,但非要学那些赚得多的行业,把人们的时间全部占据完。新时代的磨洋工除了效率低这一个后果之外,还有压制消费这另一个后果。不压制劳动力,早一点下班,仿佛就跟不上时代,就证明你不够“社达”。还是那个问题,你真能提供那么多有价值的工作吗?还是让硕士博士都在干高中生就能干的工作呢?


企业乱来一定程度上还有市场竞争来约束,搞乱了人就走了,市场中的人流动性大。但整体氛围如果有问题,走到哪里都一样,就变成了整体问题。不要问为什么创新那么少,社会达尔文主义+垄断抑制的时代会有多少创新呢?请问谁研究了吗?为什么许多年轻人,甚至更多中年人要从一线退出来,是他们不想奋斗了吗?不是的,是他们不想替你奋斗了。谁不想替自己奋斗呢?


我认真看了张锡峰同学的演讲,从内容上看,有很多是事实,我也看到他母亲在台下泪流满面。许多农村、小镇的学生,去到类似衡中这样的学校,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因此改变了命运。但今天的衡中模式,其实并不代表公平。大城市掐尖,拿走了中小城市的优秀师资和生源,中小城市掐尖,拿走了小镇的优秀师资和生源,那农村和小镇上的其他学生怎么办呢?难道人人都可以上衡中吗?这是张锡峰同学无法回答的。


我们很难去责怪一个17岁的高中生讲要去“拱城里的大白菜”,这个世界是成年人创造的,不是中小学生创造的。但作为成年人,确实也会想,如果我们的选拔制度,尽皆选拔的是对城市带有偏见、认为城市里的家庭都是可以一对一家教、认为城市里的家庭都是无比富足的学生。带着这种偏见的“优等生”,未来会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呢?


信息的不对称,不只是城市里的人不知道小镇做题家的痛楚,事实上,这一代城市里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小镇做题家出身,他们恰恰完全知道小镇的情况是怎样的。信息的真正不对称,是今天的小镇做题家们,基本不知道城市生活的痛楚。


不是每个类似衡中这样中学的学生,都能上985、211,他们中的许多,可能也只能上普通的高校。人们的质疑,并非在否定年轻的学子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去改变人生,而在于如何让他们不在幻想与敌视的精神中奋斗。毕竟,今天在城市里已经立足的小镇做题家们,大多数并不来自衡中这样的学校,他们曾经也在相对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他们今天回到小镇后,看到自己家乡的学校正在要么沉沦、要么变成另一个衡中时,他们的心里会怎么想呢?当他们回到一线继续“鸡娃”时,又会怎么想呢?


社会达尔文主义充斥着每个角落,从中学开始,就期待奋斗三年、改变一生,怎么可能呢?每家企业都盼着两年C轮、三年上市,怎么可能呢?这种氛围下的社会,有几个人还能安心于做基础突破?有几个人是靠内驱力而不是外部压力和幻想在生存呢?


复旦数院的故意杀人案,法律性质上是清楚的,但学术上的“末位淘汰”与倒逼机制,是真学到先发国家高校tenure制度的精髓,还是另一种养蛊呢?敢不敢先淘汰掉老人,先淘汰掉行政人员?被规制的新人,有权利去参与规则的制定和对执行提出质疑吗?即便你最终证明了姜某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你就一定能证明这套制度是运转良好的吗?我们的学研机构能够在搞末位淘汰之前先做到“去关系化”吗?如果你没有任何配套机制,让所有年轻人都成了6年一签合同的学术机器,人生有几个6年呢?我能讲什么呢,我只能讲,如果你出生平平,还是不要去尝试做高端的基础研究了,还是学一些能挣钱的专业,或者至少保持自己能转入不依赖于他人的行当。否则,你的人生将处于怎样的不确定性之中呢?伟大的科学成就,有几个是在风雨飘摇的人生之中产生的呢?


有时候我庆幸自己没有待在高校,否则还能像今天这样自由地想写什么写什么吗?我很可能变成一个老油条,以最快的速度评完职称,然后不会有多一些深入思考,因为到时候,看着文字就会自觉的进入一种虚伪的工作状态。


这个时代需不需要奋斗者?当然需要。但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努力向上、无法妥协,走别人的路让人无路可走?你想要成绩,可以像二十年前的跨国企业一样,继续将“人口红利”研究透,继续将“社达主义”贯彻下去,但不要问为什么他们越来越怠惰,因为基本不可能有人从16岁开始一直亢奋到40岁。


以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ID: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