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国务卿温迪·R·谢尔曼上周在雅加达与印尼副外长马亨德拉·西里加见了面。 INDONE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IA REUTERS
华盛顿——六年前，美国外交官温迪·R·谢尔曼(Wendy R. Sherman)通过与伊朗谈判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特朗普政府几乎彻底毁坏了这项协议之后，恢复伊核协议是拜登总统的首要任务之一。
然而，就在新的伊朗谈判在维也纳继续之际，被拜登任命为美国首位女副国务卿的谢尔曼，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复杂而艰巨的挑战上：帮助处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一转向让谢尔曼再次处在了那种高风险、低收获的外交活动的中心。这种外交活动已成为她的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起，她在国务院担任过四个不同职位，建立起了既精明又强硬的名声。
这也是在另一个场合检验谢尔曼从与伊朗进行的多年艰难谈判中学到的东西的机会：对潜在对手在情感上诚实，可能比面无表情更难应对。
这些“不是关于信任的关系”，现年71岁的谢尔曼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拜登正在形成的对华战略时说。“这些是关于尊重的关系。你可以获得对彼此利益的尊重，并确保你的利益得到满足。”
这在与北京的关系上是可能的吗？“我觉得我们将找到答案，”谢尔曼说。她已在上周五回到华盛顿，之前她在亚洲和欧洲花了11天时间与官员会晤，主要讨论中国问题。
对身居要职的女性来说，在保持坚定立场与平易近人之间找到平衡并非易事，人们常把她们显示出的任何脆弱迹象视为软弱。
但谢尔曼说，她发现即使是在最微妙的外交时刻，展现自己的私人一面是一种力量。
2015年的伊朗谈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艰难谈判的进展是以技术细节上的微小进步来衡量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妥协经常难以敲定，而且，当其他所有谈判代表都觉得协议即将达成时，伊朗官员往往会等到最后一刻才提出反对意见。
但在气氛紧张的会谈期间，谢尔曼与伊朗官员们交换了各自孙辈的故事。他们互寄节日贺卡，多次一起吃饭，用几个月时间的谈判解决了限制德黑兰铀浓缩、以换取解除经济制裁的复杂问题。
而且，照谢尔曼的描述，在与伊朗外交官讨论一个关键分歧点时，她因为沮丧而流泪，使他们惊愕不已，从而接受了达成最终协议的一个必要部分。
谢尔曼在采访中说，眼泪是真实的，尽管有点意外，她也不建议把眼泪作为一种谈判手段。但她说，眼泪向伊朗人证明，她已经没有可以给他们的东西了，而他们正在危及整个协议的达成。
在其他参与谈判的人眼里，谢尔曼一点也不软弱。
“她与其他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曾任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伊朗核谈判欧盟首席代表的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说。“伊朗团队意识到她有多聪明，知道她决意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准备勉强接受次好。”
必要时，她也保持着自己难以捉摸的气氛。
“根本不可能从她那里得到信息，”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所长戴维·奥尔布赖特(David Albright)说。他曾担任武器核查员，批评过2015年的伊核协议。“除非信息得到了可公开的批准，她不会公开。”
谢尔曼（右二）与国务卿约翰·克里2015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谈判期间，收听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发表的关于伊朗核项目的讲话。 POOL PHOTO BY BRENDAN SMIALOWSKI
虽然谢尔曼正在从远处观察当前的伊朗谈判（“作为副手，我关注一切，”她说），但她不再参与日常谈判——美国正在寻求重新加入该协议。2018年，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退出了该协议。来自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和伊朗的外交官预计将于下周晚些时候返回维也纳举行的会谈，一些官员预测这次会议可能是一个突破。
在与盟友合作建立一个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方面挑战巨大，风险极高。这个战略可能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常态。
北京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在与美国对抗，从南海和东海的军事进犯到正在降温的贸易战，再到对人权的侵犯，该政府在全世界宣扬其威权价值观。
随着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中东危机和美俄危机之间来回奔波，还要缓和被特朗普政府冷落的欧洲伙伴的关系，谢尔曼正在确保新兴的对华政策仍然受到重视。
她说，美中之间工作层面的沟通正在进行中，“我们将在涉及我们利益的时候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接触。”
沟通的重点“不仅是告诉中国，而且是在告诉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将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谢尔曼说。“我们将与其他人竞争，并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努力在竞争中取胜。”
这只是她作为副国务卿的众多角色之一。
今年回到国务院，她面对的是一支在特朗普政府期间人员和士气都受到重创的队伍。她说，让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种担任权力职位，重建队伍需要时间。
尽管三位女性——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担任过国务卿，但传统上在国务院担任最高职位的是白人男性。
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谢尔曼说。
“看看这个房间——我们有三名女性，其中一名是有色人种女性。只有一个白人男性，”她坐在她的个人办公室外的会议室里不加掩饰地说，向一名记者和两名工作人员示意。
她赞扬拜登和布林肯使美国以白人为主的外交使团多样化的努力。虽然“所有机构都很难改变”，谢尔曼说，“但这一个尤其困难，因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从来不是女性的地盘，更不用说有色人种了。”
“这不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她说。
她的做法是既拒绝像特朗普第二任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那样，试图将趾高气昂的做派强加在美国外交使团上（不过收效甚微），也拒绝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嘲笑。
然而，谢尔曼也并非耳根软的人，她不绕弯子的态度让许多人感到紧张。
“她是一位完美的专业人士，行事风格有些尖锐，于是你知道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否则很快就会让你走人，”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前副国务卿罗丝·戈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说道，她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与谢尔曼同在国务院工作。“她马上会问你一些尖锐的问题。”
她还回忆说，谢尔曼为一名同事在一个棘手的健康问题上不遗余力地提供建议和支持。“我真的有点惊讶她会如此认真，但对我来说，这表明了她的同理心，”戈特莫勒上一份职务是担任了三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副秘书长。
谢尔曼在剖析自己的失望时，就像她在劝导他人的失望时一样坦率。而且虽然她是第一位女副国务卿——鉴于该职位于1972年设立，这一事实“有点荒谬”——严格来讲，这不是她第一次担任该职位。
2014年，在伊朗谈判期间，有人悄悄告诉她，她有望在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任国务院副国务卿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当年退下之后获得该职位的提名。
然而，这个职位给了布林肯——她的现任老板，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认识他，彼时她是负责立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而他是白宫的演讲稿撰稿人。
这种失望“令人极其难过”，她说。“真的很艰难。”
然而，她要求白宫任命她为代理副国务卿，直到布林肯于2015年1月接任。这当然是一种暂时的安慰，但也是在告诉其他女性“她们可以成为她们想要成为的人”，她说。
“我希望通过自己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为许多人打开大门——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人，”谢尔曼说。
当布林肯去年被提名为最高外交官时，“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只想让一个人成为我的副手——你愿意吗？’”谢尔曼回忆道。
“我很荣幸，”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