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很健康，跑过7次纽约马拉松
新冠暴发初期，为给大量新冠肺炎病例让路，纽约的医院开始推迟手术。彼时，56岁的加藤身体还很健康，他参加过7次纽约市马拉松，擅长的也是马拉松，持续跑12、16或20个小时都没有任何问题。
去年3月，加藤感染新冠，很快成为医院里病情最严重的病人之一。他用上了呼吸机，同事们起初担心他可能活不下来。
加藤的病始于严重的背痛，然后发烧了好几天，体温忽上忽下。他待在家里，定期检查自己的血氧含量水平，得到93%和94%的读数——这可能是新冠病毒肺炎的迹象。
加藤说，在初期，“没人知道新冠病毒肺炎是什么。”他告诉通过电话保持联系的同事，自己并没有觉得很不舒服。
一天早上淋浴时，加藤突然无法呼吸，并剧烈咳嗽，他再次测试了自己的血氧含量：低到危险的程度，少于90%。“就在那时，我决定去医院。”他说。
病情短时间迅速恶化，大约四星期无意识
医院的朋友和同事被他的病情惊呆了。佩雷拉说，“从他来到医院那一刻起，他就看起来很不舒服。血氧含量水平非常低，呼吸非常快，心率非常快，胸部x光片显示他被感染了”。
第二天，加藤开始使用呼吸机。“从那以后，我大约有四个星期没有意识。”
再后来，加藤的病情恶化。先是细菌感染，然后是败血症，他的肾脏开始衰竭，需要透析。因肺部无法充分使用氧气，加藤开始接受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
“当有人接受体外膜肺氧合治疗时，就意味着进入了绝对死亡率最高的组别，从这种情况中恢复过来的人微乎其微。那个时刻，我们都觉得要失去他了。”佩雷拉说。
大病一场体重轻了22斤
加藤用了一个月的呼吸机，用了一周的体外膜肺氧合。和许多重症患者一样，他被幻觉和妄想所折磨，他看到了一些人描述的濒死体验后的白光。“我觉得我好像死了。”他说。
此前，加藤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度过，但从未成为过病人。他说，“我从来没有生过大病，从未面对过死亡。”
终于，加藤摆脱了机器，能够自己呼吸了，医生们都非常高兴。但当他完全恢复知觉时，喜悦消失了，他陷于幻想之中。加藤说，“我也讲不清是什么”。
扫描发现，加藤的脑部有轻微出血，有血块，虽然不严重，但仍然令人不安。佩雷拉说，一天结束时他都会躺在床上想事情，“过去，我会想加藤能活下来吗？后来，我心里想的是，他还能当医生吗？”
好在，脑出血和血块是轻微的。精神上，加藤恢复了正常。身体上，却仍然挣扎着。
他体重轻了25磅（约22斤），几乎全是肌肉，每天吃饭需要一根喂食管。有一天他花了一个小时调整床，才够到这个设备。他的头发掉了，他的肩膀也受伤了，无法完全抬起一只手臂，脖子和背部的一些肌肉也萎缩了。
他的家人无法前来拜访。他说，虽然这对他们来说很痛苦，但也许还好，他们从未见过他最糟糕的时候，在重症监护室里，他被各种管子和机器围成一圈。
康复之后，变了一个人
去年5月底，在医院待了两个月后，他回家了，大约200名工作人员在他离开时的欢呼声中高喊“加藤！加藤！”
8月，他开始做去医院工作。9月，加藤开始执刀肝脏移植手术。他的第一个接受移植手术的病人和加藤住在同一间病房里，他们一起拍了张照片。
“他回来了。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就是想证明他回来了。” 佩雷拉说。今年3月，加藤已经给别人动了40次移植手术和30次其他手术。
有了康复的经历，也改变了加藤对待病人的态度。他说，“我可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感同身受”。加藤说，“几周前，一位病人抱怨牛奶变浓了。如果是在过去，我会说，‘你只有这样做身体才能变得更好。现在我会说，‘也许你没必要喝它’。”
他甚至会给医院的伙食额外付小费。
加藤说：“病人讨厌那里的食物，我也讨厌那里的食物，但我知道卡津虾要好一点。至于蛋白饮料，我推荐草莓口味的。”
面对死亡也让他的目标更加清晰
当加藤刚刚被取下呼吸机时，他一度说不了话。
“我从这点学到，当你不能说话时，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办法思考。”他说。“我的头脑是如此清晰。”
面对死亡也让他的目标更加清晰：“我不想浪费时间，要让自己的专业帮助更多人。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有一天你会突然遭遇这种情况。”
加藤说，他意识到必须招募更多的外科医生，继续他和自己的基金会已经开始的工作，为拉丁美洲的儿童提供肝脏移植。
“如果我死了，没人继续我的事业，那就成问题了。”他说。
加藤还感到有动力去推广和教导其他人进行复杂的癌症手术，比如，取出多个器官以切除肿瘤，然后再把器官放回去。
“这不可能永远是我的事。”他说。“它必须是每个人（都会）的。”
丹尼斯·格雷迪自1998年以来一直是《纽约时报》的一名科学记者。她写了一本关于新冠病毒的书《致命入侵者》。
这篇文章的一个节选版本发表于6月4日的《纽约时报》，标题是：外科医生面临死亡，但这次是作为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