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期间，李鹏（左）与北京青年学生领袖之一王丹握手。（Getty）
2021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个稍显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对民运却像诅咒般，推着他们愈发向式微的未来滑落。
稍前有报道称，今年的香港维园烛光晚会不再举行，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将在狱中“以烟代烛”。流亡海外的王丹则组织了一场视频集会，另一位民运领袖吾尔开希在讲座中宣称，西方对中国的民主现状负有责任，“你们（西方）放出（中共）这个怪物（enable this monster），就也有责任将它送回去，趁尚为时未晚”。
还有报道指，一名雕塑家将在纪念日当天揭幕其最新作品，以纪念“六四事件”。据称该作品名为“中共病毒”，形象为头上长满新冠毒株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无独有偶，2021年初王丹自陈确诊新冠肺炎，也表示不会被“中共病毒”打败。
32年的时间足够漫长，中国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了，甚至可以说，是拥有完整世界观的两代人。而民运仍是老面孔，活跃在一线的稍有影响力的，也还是那几个人，即令他们的观念主张也几乎停滞不动，虽然一再宣称其理念之高尚，却仍旧喜欢用“中共病毒”这样近于恶作剧式的语言。
将敌视中共作为一切言语和行动的出发点，使他们很难与快速发展着的中国保持真实联系；另一方面，将覆灭中共当作最终目的，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狭窄的意识形态路径中徘徊，那些基于清晰事实和基本逻辑的客观认知，很难为他们所取信，而更愿视其为狡辩或是谎言。
这种自觉编织的信息茧房是极高效的，海外民运群体因此形成他们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甚至显现着强烈的排他性——任何新成员都必须熟练使用该话语，否则就难以得到接纳或认可。
在之前中国前足球运动员郝海东出逃的事件中，上述现象展露无疑，将他的宣言置换于王丹、吾尔开希或其他海外民运人士的身上，皆无一点违和，事实上，任何两个海外民运人士的言论都可以全天候任意互换，这就是话语体系的威力，“真相”会在体系内部被总体意志所制造，辩论和反驳都是不可接受的。
但问题是，这只会令海外民运和真实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当西方的意识形态优越不断失去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穿透偏见直视现实，在他们看来，海外民运将只会显得越发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