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躺平”也不生“三孩” 中国女性：别当我们是猪
中国政府5月31日宣布开放“三孩”，这是“全面两孩”施行5年后，人口生育政策再次放宽。“三胎”政策被质疑能否提高民众生育意愿？对于这件事，中国女性怎么说？
38岁的王小姐目前有一儿一女，自营食品进口生意的她对德国之声表示，“考虑不考虑跟政策出不出台没关系”，她提到，自己的确有意愿，但跟政策无关，而且现在中国“教育畸形”且“开销太大”。
她说:“政策想计划就计划，想生就让生。真把妇女当成猪了。 生育权本来就是自己的。既已成了它的产物，不能跟着一起作孽，必须抵制。”
42岁的大学教授毕女士没有小孩，她告诉德国之声，生育是自己的决定，她和先生是“丁克”（DINK, double income no kids），连一胎也没有。她强调，在一线城市生活的他们，教育和养孩子的成本太高，担心会“极大降低生活质量”。
她说：“我和先生都不是独生子女，家里有兄弟姐妹已有孩子，没有传宗接代的家族压力。”
毕女士分析，很多人年轻时觉得生孩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随着年轻增长，发现生孩子其实是一个“可选项”。她观察到，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逐渐改变：“很多人老了也一样孩子不在身边照顾不到，尤其是那些‘出息’孩子，可能离父母越远。”
她也说道:“我周围的朋友生二胎的，大多是考虑到一胎孩子未来人生有个互相支持的伴儿，三胎的话，可能未必有再生育的充足动力。”
虽然中国政府表示会有相关的“配套支持措施”，但毕小姐发现，二孩政策下，她的朋友和同学就经常抱怨“配套服务”不足。
她表示：“比如孩子幼儿园前妈妈想早点投入职场，但是没有托班可带娃；父母都是双职工，老一辈年纪也大不方便带孩子，孩子放学又很早，家长没办法去按时接送。第二是教育，目前教育政策在改革期，好多父母疲于研究如何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还要辅导功课，还要做孩子保姆和心理辅导师，确实压力很大。”
毕女士表示，作为“计划生育政策中成长的一代”，可以理解这个政策“是为国家发展长远而计”，但她强调：“养育环境才是人们的生育意愿的最终决定因素。政策毕竟不是‘水闸’，不是开闸就能带来泄洪般的生育意愿。”
北京推出“三孩政策”后，新华社在微博上的民调出现一面倒“完全不考虑”的声音，现在此文已被删除。
先“躺平”再说?
25岁的廖小姐目前还是学生，她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自己崇尚的是“躺平主义”，政府要提倡女性生几胎对她来说都没差别。对她来说“躺平主义”，是以一种非暴力但不合作的方式去应对各种不同的政策或规范。
但她也表示，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意愿，所以很复杂。单看网络调查，虽然很多人跟她一样有“躺平”这样的想法，但也有发出“爱国声浪”会去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为了国家需要做出改变。
回到个人层面，廖小姐反而担心的是女性自主性受到影响，担心三孩政策给她们带来压力。
她说：“因为假设我是个不想生第三个孩子的女生，我就可以跟老公或婆婆说法律不准我生第三个孩子。但现在这个政策开放后，她们便无法这样回应，那女性在家中又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很难说。”
廖小姐提到，这样的话题也不能不讨论爸爸的养育责任，那是一个家庭是否会想要多一个小孩的关键因素。
德国之声访问了一位42岁的习先生，他用“麻木不仁”来描述新的三孩政策，表示执行起来很困难。已经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的他强调，“根本不考虑（三孩）， 因为小孩要精养。 ”
他说:“如果是普通抚养那其实都无所谓。但是长大抚养出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没有一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小孩出来都是过着普通的人生。不过如果要精养，学费，辅导费用，课外费用，夏令营的费用。还有他们往后去国外的费用。 这个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够想象的”
习先生以外国为例，表示应该要先推动逐利措施。他提到:“不管是西方的欧洲美国，还是亚洲系的新加坡、日本等。都有着很好的福利政策。 而不是我们在很多政策都没有提出的情况下，就突然提出了这个政策口号。”
比起“喊口号”，习先生表示今非昔比，“或许在50年代可以撸起袖子大干特干，盲从可以。但是现在需要的是合理性消费，从性价比的考量”。
放开三胎是好事 为什么中国网民却一片嘲讽
中国一胎化生育政策执行30多年，世所罕见。（视觉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放开三胎政策绝对是个好事，一项善政，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人口老龄化趋势，同时也相当于把原来抓在国家手里的生育自主权交给了民众，但可能有点出乎决策层意料的是，这一政策调整不仅没有引起人们兴奋，反而在网上激发了不小嘲讽声音，网络舆论似乎对此并不领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政策变化拐弯太急，令不少人在心理上无所适从。八年前，中国还在严格实施一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政府工作的一票否决项，生二胎还将面临从高额罚款到开除公职等严厉处罚。但是，仅仅八年之后，政策导向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严厉禁止超生转向为鼓励多生，这个导向变化确实太过魔幻，很多人真的在心理上还难以适应。
第二个原因是政策调整可能有些太晚，错过了政策出台的最佳周期窗口。其实从进入新千年开始，尤其是从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因应中国人口数据变化，不少人口专家就提出要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但在此期间，一方面这些合理建议没有在政策上得到决策层及时回应，一方面不少地方财政和各地计生委在当时也普遍把计生罚款当成了钱袋子，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是很不好的印象。
不少人因此认为，现在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就是人口政策因为这些当时原因调整滞后所致，而没有认识到城市化与工业化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危机与社会生育意愿下降的根本。事实上即便是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等，也面临着很严峻的人口危机问题，欧美等工业化发达国家也大都在为持续加重的人口问题头疼。
所以，今天人们嘲讽三胎其实并不是反对放开三胎，而是在对之前生育政策改革迟缓表示不满，另外就是对导致人口老龄化危机与社会生育意愿下降的根本原因认知存在差异。
第三，是对房价、托育、教育、收入等与老百姓生活幸福感密切相关的经济民生要素和社会经济公平等的深度焦虑和强烈期待，人们的嘲讽不是反对三胎政策，而是对经济民生不满，对如何改善经济民生有更深切的期待。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爆炸式增长，已经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超过了1万美元大关，但是与民生相关的部分却成为最严重的短板。房价高企，教育与医疗投入不足且不够公平，与整体国家经济增速不匹配的个人收入增速，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等，导致很多人不仅无法把国家经济崛起与自身的生活感受进行联通，反而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感，大家一方面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一方面却对个人生活与未来心态灰暗。
就在这次三胎政策出台前，中国互联网上各种对互联网平台经济996的控诉，自嘲为“打工人”的戏谑，宁愿躺平也不奋斗改变命运的无力感，各种走火入魔般的“鸡娃”氛围等都让人非常焦虑。有些人是因为不愿意生，多数人就是能生也不敢生。这也提示政策制定者们，中国因为人口太多可能确实走不了北欧福利国家的道路，但是如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不断增进国民福利投入，加强社会公平建设，是以后要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