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困扰下，中国外卖骑手却不减反增。中国餐饮外卖平台美团披露，仅2020年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团就新聘骑手33.6万人。
不少外卖骑手还临时承担起医疗物资和居民生活物资配送的功能。有网友称，疫情期间中国人能老实待在家里，发达的外卖体系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灵活就业形式，外卖骑手吸纳大量劳动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其数据尤为突出。
疫情逐渐平息，中国的外卖骑手群体总数已达千万级别，他们的生存状况的另一面突然涌入舆论视野——被算法压榨、交通事故率高、没有职业前景、缺乏社保兜底，可能会在一条没有希望的道路上“裸奔”。
5月上旬，对美团1000万外卖小哥社保缺失的批评声四起，同一段时间美团股价连日下跌。有中国网友将此称为“一个国内外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这个行业究竟是尽得“灵活就业”之利，还是掉入“内卷陷阱”之困？BBC中文访谈多位外卖骑手和专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新蓝领”
外卖骑手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时间并不长。2015年，美团的注册骑手只有1.5万人，但美团透露最近这个数字已达1000万。美团和饿了么是中国两家最大的外卖平台，联手占据了中国外卖市场九成以上份额。
位于浙江的智库网经社分析师陈礼腾将他们界定为“新蓝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因素作用下，这个群体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外卖骑手作为新蓝领职业之一，因其较高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自由等优势一时成为众多“打工人”青睐的职业。
从困在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到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独行骑手，“自由”成为骑手们提的最多的词。
“当时想干这一行好处就是比较自由，没有什么限制。你想跑就跑呗，累了就休息，没有人拉着你说一定要做多长时间，所以虽然累，但在心理上是很放松的。”
另一家餐饮外卖平台“饿了么”发布报告，2018年，超过60%的骑手是由于自由的工作时间选择加入这行。美团2019年的调查也显示，64%的骑手对时间灵活最为看重，此外还有超过50%的骑手认为吸引他们的原因是“收入可预期，多劳多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陈龙在一篇论文中表示，外卖平台经济通过高薪、自由与公平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以至于引发了年轻人“宁肯送外卖也不进工厂”的用工热潮。陈龙为了研究数字时代的劳动秩序，最近亲身从事了半年的外卖骑手工作。
对于整体中国经济而言，这一新职业正逢其时。
2016年，中国GDP增速降到7%以下，开启了“六时代”，并且逐年放缓。然而，同期，失业率却没有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括餐饮外卖在内的平台经济发展。
智库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方熠智认为，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加持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灵活用工模式在促进就业、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如同十多年前的非典疫情导致网购流行一样，新冠疫情让中国对外卖的需求暴增，进一步提升了这个行业的用工需求。
虚幻的自由
陈礼腾向BBC中文表示，由于行业的高速发展，新兴职业快速涌现，使其缺乏成熟、完善的时间，导致目前外卖骑手等职业存在较多的漏洞。
陈龙撰文指出，在外卖平台经济呈现就业繁荣的背后，外卖骑手的高流动率似乎也暗示着外卖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在算法的指挥下，中国外卖骑手的每单送达时间越来越短，每单收益越来越低，为了同等维持收入而投入的时间也不断延长。
从对外卖骑手的访谈看来，吸引他们加入的“自由”似乎并不真实——虽然没有厂房的四堵墙困住他们，但是由算法构成的系统取而代之。
“价格实在是太低了，我现在（每天）大概能跑个五十多单，每一单价格根据距离都不太一样，平均下来七八块一单，一个月是一万多点，但这还是很辛苦的，因为超时投诉都要扣钱，所以要想赚到钱，其实也要从早到晚，没有休息的时间。”来自河南的外卖骑手刘先生表示。
“说实话这行真的不是人干的。你是不知道这个平台有多苛刻。”河北赵先生今年40岁，也在北京当外卖骑手，他更为细致地描述了平台的“苛刻”。
“从你拿到单子到送达，一共基本上都在半个小时左右。但问题在于你赶到商家基本上就要十多分钟，去了之后他们那边经常出不来餐。一般我们等五分钟还等不到就取消，实在是没办法，因为送迟了，人家不管谁的原因，都算在我们头上。只要超时，哪怕一秒钟，就扣你一半钱。”
“而且很多时候导航也是有问题的，你找不到路，尤其是晚上看不清位置，或者用户写的地方也不清楚，打电话也打不通，但这个时间会全部算在我们身上，因为平台是不管这些的，都是自动处理的。”
在算法的指挥下，外卖骑手的每单送达时间越来越短，每单收益越来越低，为了同等维持收入而投入的时间也不断延长。
今年5月19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对343位骑手进行了问卷调查，发布了《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报告显示，在全职骑手中，65.67%每日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19.4%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 37.32%的骑手表示自己每月基本没有休息日。
在论文中，陈龙表示，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
“去技能化”
“这一行没有什么提升的，就是服务行业，搞技能培训还不是要送货。”上述来自河北的骑手王先生表示。
王先生的感受揭示出外卖骑手不为人知的另一特点——不同于工业时代，工人可以通过职业技能提升，成为熟练工，有一定晋升空间；在算法加持下的互联网时代，对于个体而言，职业技能提升不仅无利益，而且有害处。
陈龙在一篇自述中描述“去技能化”的内部机理——每到饭点，中国人民大学知行公寓楼下总会有大量骑手等候学生取餐。由于学校只允许骑手从北门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时测算依据一开始是从北门骑行进入的时间。后来，骑手们在“抢时间”的过程中发现，步行走侧门能节省几分钟，平台通过算法监测到后，就缩短了配送时间。
外卖业红火之际，外卖小哥的技能瓶颈和社保问题也面临拷问。
换言之，如果一名骑手通过经验和送餐技能的提升，降低了送餐时间，他短暂获得的职业优势，会迅速被算法捕捉，并自动成为新标准，逼迫所有外卖骑手共同提升。因此，通过个人努力提升技能，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外卖员整体“内卷”。
来自河北的骑手赵先生也有相似的经历。平台根据距离自动定时间，“具体怎么算的我不知道，但确实会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疫情期间外卖不能送上楼，算法很快感知到，减少了每单允许的用时。
对于这种现象，陈龙在其论文中概括为，“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 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
“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
无社保的高危职业
今年以来，围绕着外卖骑手的关注点，逐渐从“算法之困”迁徙到“无社保之忧”。
上述《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全部受访者中，仅有26.53%的骑手签订劳动合同。
在一次与官方的座谈中，美团方面代表称，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有将近1000万人。这1000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通过第三方外包劳务公司间接聘用。第三方公司与外卖骑手签署的多为合作协议，并不是劳动合同。外卖骑手因此成为自雇人士，彼此不存在劳动关系。平台借助这种方式规避了缴纳社保的义务。
除社保外，外卖员的其他保障也很薄弱。
就美团而言，若外卖员发生意外，由商业保险来承担，每天3块钱，从外卖员的佣金中扣掉，包含保额 60 万的身故伤残险，还有 5 万元的医疗费用。《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31.2%的骑手没有缴纳任何类型的保险。而即便买了保险，理赔流程也十分繁琐，许多骑手最终拿不到赔款。
争议
“去技能化”的职业，意味着没有前景；“无社保”意味着缺乏保障；两者叠加可能使千万级的外卖骑手群体，在中年或晚年时面临生存危机。
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些缺点，恰恰造就了这种灵活就业的模式。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缺乏学历和技能的情况下，外卖员成为一个低门槛和相对高收入的选择。上述《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其调研中86.3%的骑手为非城市户口。
外卖员的“低门槛”也正来自于其“去技能化”的特点。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斌曾将其描述为“数字赋能”。
“数字赋能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能够高效率的利用次优资源的机会，而这种赋能是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赋能。”
有观点认为，“无社保”的做法降低了用工成本，刺激了行业需求。
方熠智表示，类似美团这种外卖平台，倘若按照正常用工模式标准，可能需要承担上百万员工的超级企业责任，这不仅会导致平台企业无力支撑成本，同时也会导致这类新的就业形态灵活特性消失。
但是，有没有社保似乎并不是外卖员最关心的问题。上述来自河北的外卖员王先生就表示，“我是不想要社保的，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啥用，以后肯定也不在北京呆。年纪大了之后就回家种地呗，也没有什么担心的、除了公务员，哪个行业都不会说是高枕无忧的。”
未来：规范化还是被替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不需要改变，陈龙在其文章中表示，“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陈礼腾向BBC表示，外卖骑手等职业的规范化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必然。
在争议声中中国政府也有动作。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
骑手们则似乎没有对这个职业选择有长久的打算。
河南来的骑手刘先生说，“以后做什么我还没想好，往后的事就以后再想呗，可能做做其他的活，因为整个社会变化这么大，你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中国外卖骑手和欧美有何不同
除了中国，外卖骑手职业在其他国家也在增长，但情况有所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以及外卖骑手的现状，和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
中国外卖平台普遍采用“统一配送模式”，雇佣大量外卖骑手，商家不必承担配送服务的管理和风险。平台也因此对外卖骑手存在很大粘性。
这种模式建立在中国的国情之上——中国人口向大中城市快速聚集，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为130个左右，而且其中还16个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这让统一配送模式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雇佣大量专职配送员，提升配送效率。
欧美情况则大不相同。大多数国家人口较少且居住分散，造成配送距离远、订单少，再加上远高于中国的用工成本，雇佣大量专职外卖员就变得难以盈利。
因此，欧美的GrubHub和Just Eat等平台，多以撮合交易为主，消费者下单后，商家自己提供送餐服务。即便也有Uber Eats等"统一配送模式"平台，也都集中在大城市，外卖员也多为兼职。
从外卖员的薪资结构看，中美间也有差别。中国外卖员配送费计件收费，每单收费三元到十几元人民币不等，单价较低但工作量很大。
欧美外卖平台，既有计件收费，也有按小时收费，此外还有5%到10%的收费，相比中国，欧美外卖员配送单量少，但每单收益较高。
不过也有欧美的新晋平台Doordash等学习中国模式，通过系统算法提高送餐效率，对已有平台造成了一些冲击。
欧美目前出现了为互联网行业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建立工会的呼声，但相对于中国千万量级的外卖骑手群体，他们的利益保障问题还没有受到如此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