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胡卉，编辑：金赫，摄影：默存，头图来自：谷雨实验室
谁能想到，从18岁读博，到24岁成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生导师，26岁回国任中科大特任教授的陈杲，十余年的时间，不仅解出了两个困扰国际数学界的重要方程，还和导师共同破解了30多年前霍金提出的“引力瞬子”问题。但这样一个天才少年，竟然也曾是奥数竞赛的失败者。
数学家成长的背后，是一个父亲二十多年的家庭教育。陈杲的父亲很早就意识到，父亲是一个需要职业精神的角色。他的成功是一个证明，天底下要想做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大量的学习和长期的准备，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也是如此。
数学家的父亲
陈钱林身型瘦削精干，穿蓝白细格子衬衫和藏青色西装裤，走路极快，一步一米，为保持平衡，双臂微微张开，灌满风的中袖好似一对振动的短翅，正要扑棱着冲上去保护哪个小孩子。
他55岁，精力旺盛，做事充满干劲，像是有什么青春永恒的秘密注入了生命中。这大半年来，他心情十分欢慰，尤其是关上门独处时，他感到奇异的幸福充盈在空气中，浸润着自己。他谦和内敛，讲话细察谨慎，对于这幸福的源泉——儿子陈杲、女儿陈杳的名字，他提起时便会不自觉地微笑，多讲了几句，自得的神色方才浮现，嘴唇忽然抿紧，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其实也没什么，没什么的。”看来，真正的幸福是妙不可言的。
2021年对陈钱林是特别的一年。元旦那天，26岁的陈杲入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几何与物理研究中心，任特任教授。这是中科大近年来最年轻的数学教授。陈杲故乡、“数学家之乡”——温州的数学名人馆，从200多位温籍数学家中，选取了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数学家29名，最年轻的数学教授是谷超豪和方德植，晋升时也已经30多岁了。
两周后，陈杲在世界四大顶尖数学期刊之一的《数学新进展》发表一篇论文，引起界内轰动，成果被美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时间引用。有趣的是，这是他一次旁逸斜出的收获。整整一年，陈杲埋头研究另一道数十年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难题，经受了反复的试错后，还是失败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用这个思路去解决正困扰国际数学界的一个猜想。
陈杲要做的努力，类似于做出一部能让杨振宁和爱因斯坦通上话的手机，在厄米特-杨振宁-米尔斯方程和凯勒-爱因斯坦方程之间建立起桥梁。而这需要同时解出三个数学家提出的，他们自己也没能解出的两个方程。一个几何学界最高奖韦布伦奖得主陈秀雄，两个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和唐纳森，他们都是陈杲的老师。老师们多次在重大的世界性学术会议上说了又说，那两个难题好像一个顽疾，也像一个诱人的饵，同行们都特别地关注。
有四个月时间，陈钱林每天和儿子联系，父子俩为取得一点进展而兴奋，因无路可循而迷茫，两种情绪像奇怪的曲线不讲规律地来回振荡。终于，漫长的等待后，陈杲做出来了。
事实上，这不是陈杲第一次解决世界性难题。只不过，从18岁读博，到24岁成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生导师，他都在美国，不为国内所知。连每年一次的短暂回国，根据美国大学日历，他都排在圣诞假，因此有九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按规定，再过一年，陈杲可在威斯康星大学转为终身教授，不过回国的选择，是一家人老早达成的共识。
读博期间，陈杲与导师陈秀雄合力解决了30多年前霍金提出的“引力瞬子”问题。那是霍金为了物理界的大统一模型提出的数学问题，对物理界和数学界都意义重大，“理工科的难题归到最后，都是数学问题”。那一年，陈杲21岁。
博士毕业后，陈杲还曾被推荐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办公室就在曾经爱因斯坦办公室的隔壁。
他本科是在中科大少年班读的。少年班学生通过高考选拔，年龄要求在16岁以下。陈杲14岁时，在瑞安中学读高二，以超出一本线84分的高考成绩，考入少年班。
他很早对数字表现出敏感。两岁时，他特别爱看车牌，爱用筷子摆数字。三岁时，他跟着父亲去拜访亲戚，两个人在陌生的小区里绕，他发现了单元楼单号和双号的排列规律，顺利找出目标。四五岁，他对电话号码过目不忘，是奶奶的有声电话本。那时，陈钱林在瑞安市教育局工作，他找来科普和早教方面的书自学，摸着石头过河，琢磨培养陈杲的数学思维。
当时，陈家住在村子里，门前的小路连接着开阔的稻田，很少有车子路过，陈杲和他的孪生姐姐陈杳——两个人一个叫“杳”（yǎo），一个叫“杲”（gǎo）——经常在那里骑单车，玩弄小石头。说起来，陈杲的家庭条件，看着正像中国数量庞大的，最普通的家庭，而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天才数学家的环境——比如，31岁获得菲尔兹奖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在幼年表现出数学方面的早慧，他毕业于香港大学、70年代移民澳洲的父母敏锐地察觉后，带着孩子加入南澳大利亚天才儿童协会，并争取到十分优渥的外部条件。
一直以来，陈钱林无论面对个人职业发展，还是子女的教育选择，像普通人一样，不得不怀着谨小慎微的心态，细究权衡理想与现实、月亮还是六便士。比如，他的一个矛盾是，他一方面鼓励子女从小树立高远的志向，追求梦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家里张贴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头像，请出南非总统曼德拉的名言，以树立人格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他也受限于农民出身、县城中小学教师的收入水平、赡养父母、以及帮扶农村亲戚等客观条件，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
陈杲想做数学家。但说到底，那会儿，他也只是一个不错大学的普通大学生而已，放在智力超群的少年班，就显得更普通了。陈钱林也根本没有料到，孩子后面的潜力有多大。
陈钱林说：“孩子，纯数学呢，要么成为很厉害的人物，要么工作都很难找的。物理、化学、统计学？经济学呢，起码能找个好工作？”
“我觉得，兴趣还是在数学。”陈杲说。
陈钱林虽然感觉看不清来路，还是对孩子表示了尊重。对待孩子的事，他的做法是提出个人看法，帮助孩子分析，当自己与孩子的决定有冲突时，大多情况都听孩子的。
选专业后，陈杲一心扑在数学研究上。大三时，他获得丘成桐奖。他的同学、斯坦福大学博士曹春田说：“陈杲在我们眼里绝对能成为又一个陈景润。一次特别难的线性代数考试，只有他5道题全部做对，其余人一般只做出两道。有时候闲谈，他就会说自己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定理。他是个天才，他从早到晚脑子里全是数学，走路也总想着数学问题。”
几何学家陈秀雄回国选苗子，拿着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数学题，从清北到中科大，想挑选一个思维独特的数学头脑。他认为，一般中国大学生，求同思维有余，求异思维不足。而一路自学过来的陈杲让他感到“非常神奇”。
大四时，陈杲以数学系第一名的好成绩，拿全额奖学金赴美读博。时任中科大校长侯建国为他单独安排校长午餐，说：“学数学很好，一定要坚持下去。”校长开玩笑地表达了他的心愿：“陈杲学成了之后，早点回来。”
从奥数中撤退
谁能想到，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其实是陈杲奥数竞赛失败后的选择。尽管后来在挑战世界难题时遇到的失败多得多，可是陈杲回想起来，奥数带来的挫败感，在他心里产生的冲击最强，像飓风一样，让当时的少年很是惊惶，“以为再也做不成数学家了”。
虽然他喜欢琢磨数学，不掩饰想做数学家的梦想，但直到初中，他的数学才能才找到一目了然的评判、表现和托付的载体，这就是奥数。他如愿以偿，拿到全国奥数初中段的一等奖，中考免试，特招进当地最好的高中瑞中，对奥数热血沸腾。
他小学时曾连跳三级，才12岁，站在一群高中生当中，明显还是个小男孩。一开始，他理科强，语文弱，扬长避短，就继续走奥数的路子。如果能在竞赛中拿到漂亮的名次，就会被清华北大特招。因此，班里也有不少学生选择奥数，有热乎的气氛。老师们对陈杲格外鼓励，因为早已看出他的种种过人之处。
高中班主任苏香妹教书二十多年，没遇见过这样令人惊奇的学生，“他做题没有过程的，直接报答案，心算比别人笔算还快。”和考分更高的尖子生相比，陈杲的表现也令人迷惑，“无论什么新题型，他都给你找出方法来”。高一开学那天，陈钱林和陈杲一块儿来的，他跟苏香妹介绍说，陈杲已经把高中三年的数理化都学完了。
连校长都知道了陈杲长大想做数学家。有一次，校长陈良明在办公室，无意中瞥见陈杲正探着脑袋往里瞧，他说，“我来看看校长长什么样子”。陈良明叫他进来。陈杲很确切地说，他最喜欢数学，以后要做数学家。
也许对参赛过于心急，在训练并不充足的情况下，陈杲高一就参加了温州赛区高中段的奥数，结果连续两次失手。第二次，陈钱林看见陈杲从考场走出来，心里直觉不对劲。
平时，陈杲虽不是那种聒噪调皮的孩子，但情绪总是轻松平和的。那天，他被考得晕乎乎的，纸笔忘在考场了，一言不发。陈钱林想起这半天的考试，一道一道的题，孩子就像一条带鱼煎烤完一面后，即使不情愿，也没法避免第二面继续受火煎熬。有时，好像全煎完了吧，却还被翻转回去，因为有双隐形的眼睛高高地看着。
陈钱林问孩子考得怎样。陈杲原本话不多，此刻慢条斯理地说上一句，短促简洁，像深思得出的一个方程。他告诉陈钱林，一共五道题，最后一道没有做出来。
最后那道总是很难的。如果做出来了，那就是一等奖了。上一次，陈杲回到家，弯在洗漱盆那里洗脸，水龙头很久没关，水声哗哗的。醍醐灌顶一般，突然，他高声道，啊！然后声音又下去了，叹息似的，他说，“我想起来了。”
从瑞中考场到虹桥路的家，父子俩坐出租车。陈杲闷闷地想了一路。一进家门，脑袋清明，拨云见雾，他琢磨出来了。又是这么失手了。他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后悔和自责。陈钱林不忍。
这对陈杲的自尊心和好胜心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十分介怀：“爸爸，我奥数就不行。”
“不行是正常的。你什么都行，本身就不现实啊。但不影响你当数学家。数学家当不起来，也没关系，你当物理学家嘛，经济学家嘛。”
十多年后，陈杲还记得父亲当时说了一句令他豁然开朗的话：“不只有奥数一条路呀，你还有高考。”
作为父亲，陈钱林有他冷静独立的见解。还是很小的时候，他就跟孩子说，不要追求100分。考90分不难；从90分到95分，要花一些精力；从95分到100分，要花太多精力。如果能轻松考到90分，说明孩子具备学习能力，不如省下时间自由学习。长此以往，孩子在知识面和自学能力上都会有更多收获。陈杲就读中科大后，陈钱林欣悦地看到数学家陈省身给少年班的题词：“不要考满分。”
那次奥数竞赛失败后，老师的建议是，去深圳培训。深圳有些老师搞奥数非常厉害，瑞中就有家长带孩子过去了。“陈杲不如也抽一年时间去培训，考上清北特招肯定没问题。”
最终，陈钱林决定让儿子放弃奥数，他知道怎么做选择。他和妻子都是全职老师，如果去深圳，也只能孩子的爷爷奶奶去陪伴，“我不能为了这种比赛，把孩子扔到深圳。日常的聊天没有了，那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没有了。”
他对教育的看法与众不同。还是在陈杲准备上小学时，陈钱林因为工作调到学校做校长，在县城也买了房子。可是，陈杲一年级读了没多久，陈钱林发现儿子的数学思维不进反退，有变得狭隘和呆板的危险，“每天做很多抄抄写写的作业。”
于是，陈钱林和学校沟通，陈杲不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成绩一开始不令人满意。全班数学平均分90多，陈杲考80多，有老师找上陈钱林，你这样不行呀。陈钱林笑一笑，多给孩子一些时间适应，再看看。
职业父亲
陈钱林对于一个父亲的角色，有着清晰的思考。他注意自己在孩子面前的一言一行。陈杳和陈杲出生后，陈家三年不开电视。陈钱林不接家里的座机来电，有人打他手机，约他出去吃饭。他说，人现在没在瑞安呢（其实在家里带孩子）。他很少招呼朋友们上门，“一群大人在那吃吃喝喝，对孩子影响不好”。那些年，陈杲和陈杳还小，也没看出成果，大家就觉得陈钱林“你没有必要这样子”。
陈钱林不这样认为。“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他的经典教育著作《儿童的人格教育》里劝父母记住这一点：孩子对事物的看法决定他的成长。我们的心理活动的绝妙之处在于我们对事实的看法，而不是事实本身决定我们行动的方向。
陈杲和陈杳上小学时，简陋的教室里因为漏雨常有积水，陈钱林就说：“这学校多好，还可以玩水。”
陈家刚搬到瑞安市区，房子也漏水，每当大雨，客厅里摆满了脸盆和水桶，雨水叮咚作响。看着是有些寒素和不便的。他叫孩子们玩乐起来，借着雨滴的旋律，你一句我一句，创造了《泉水叮咚响》的家歌，大人敲打着盆盆桶桶，给孩子的歌声伴奏。
在陈钱林的看来，真正的教育都只是关乎一些小事。
陈杲小时候从来不被允许玩玩具手枪、玩具宝剑、变形金刚和电子游戏。陈钱林认为这些随处可见的东西，会损伤孩子善良的本性：拿着手枪或剑指着人，是对人的不尊重；变形金刚的头可以转到后面，手脚可以折叠。
以孩子的眼光看，这些变形金刚就是人，这样扭曲人，是以残忍为乐，如果大人不干预，实则是引诱和鼓励恶；而电子游戏会引发上瘾，损伤视力。“人只有一双眼睛，要留给重要的事。”
他反对几岁孩子上培训班。认为这对孩子得不偿失，是大人的偷懒行为，因为早教还有很多更好的方法。以前陈杲是拿筷子学数学的，摆数字，做加减法。本来是用火柴棒，陈钱林担心火柴棒太细，可能影响视力。
人性喜欢被肯定，讨厌被打压。陈钱林就极其慎用指责，批评，或抱怨。他反对做“虎爸”“狼妈”，因为这违背人性，即使强硬地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很厉害的人，也很难帮助孩子成为一个内心幸福的人。陈钱林的子女晚辈回想起来，朝夕相处多年，从没有见他生过一次气，他要么是笑眯眯的，要么是安静平和的。
陈杲幼年胆子小，不主动与人说话，在人际交往上表现得十分被动。姐姐陈杳外向活泼，喜欢指挥弟弟做这做那，弟弟也习惯听她指挥，默默不语，姐姐说做啥，就跟着做啥。陈钱林记得心理学上说，性格和天生的气质有关。陈杲这样的天性，如果不干预，顺其自然，“社会人格的发育会有缺陷”。
有一年，陈钱林特意带孩子们去上海过春节，长见识，练胆量。在大世界中心，姐弟俩在剧场里看杂耍和魔术。魔术师用手杖顶着他的礼帽，问：“哪位小朋友愿意上来试试？”
陈杲有些胆怯，陈钱林就鼓舞陈杲：“杲杲，爸爸觉得这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你觉得呢？”
陈杲磨蹭了一下，紧张地上台了。
一家人欢呼起来。陈杲从台上返回的那一刻，像是返回地球，在陈钱林那里受到了宇航英雄般的对待。这位父亲几乎以激赏的口吻夸奖这七岁的儿童。这还不够，回到宾馆，当着孩子的面，他打电话给孩子的外公外婆，高声表扬“杲杲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大上海也敢闯的”。
到了高中阶段，陈杲的班主任苏香妹回忆说，他与同学处得很好，并不自视甚高，大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杲”。在少年班读了一年，回校给同学们交流经验，“教材要吃透”，“错误不能犯第二次”，少年老成的模样大家看着忍俊不禁。最后，他站起来，落落大方地从包里掏出五十多张自己的寸照，背面都写着“陈杲”的名字，一一发送给同学：“今年没办法回来和大家一起拍毕业照了，这照片给大家做个纪念。”同学们欣然收下。
在瑞安中学校长陈良明的印象中，陈杲是“瑞安百年一遇的天才”，同时，“不是个性很强的那种天才”。学生见到老师，问老师好，一般是点点头，过去了。陈杲却很郑重，每次都是九十度鞠躬，令老师为之一振。离开学校这么多年，正月初一和教师节，任课老师都会收到他的信息。陈钱林给姐弟俩买了一部手机，就是为了在特别的日子里，给老师和长辈发短信问好。
“心中有他人。”陈杲的小学班主任陈花叶说，陈杲做人的习惯是他父亲特别重视培养的。有次，陈花叶和陈钱林在同一个办公室，陈杲来了，倒了一杯水喝。陈杲要走时，陈钱林叫住了他，“茶水不要剩，”按当地的习惯，去别人家做客，主人会倒一杯茶，“你多喝一口没什么，少喝一口，别人还得给你清理，是不是？”
小学数学老师何继胜甚至用“儒雅”形容八九岁的陈杲，“他往那里一坐，就是做学问的样子，你想象不出这孩子下课会疯跑，会调皮。”
当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发生冲突时，陈钱林会顶住压力，选择执行自己的方法。陈杲的姐姐陈杳上初中时，有次陈钱林晚上10点多回来，她还在写作业。学校作业多得让陈钱林很有想法，因为已经不能保证孩子9个小时的睡眠了，长期下去，“影响身体健康，自然人格会受影响的”。他建议女儿也像弟弟一样，自学，找老师谈好，自主决定作业量。
陈杳16岁入读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教改实验班，现在获得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在新加坡做生物信息学方向的博士后。
讲起来，陈杳对父亲尊重她入读南方科技大学最为感动。那时，南科大刚实施自主招生，不走高考路线，四年读下来，不能颁发国家承认的本科文凭。陈钱林多次与陈杳谈心，心里其实不太支持女儿的选择。况且以陈杳的成绩，考个浙大也稳妥。但他还是陪着女儿去笔试和面试。
陈杳对父亲十分感恩，她宽慰父亲：“老爸，如果没有水平，你要学历干什么；如果有了水平，又何必在乎这个学历，我可以再读博士。”
“好，好。”陈钱林说，因为浙江口音，听起来像“豪，豪”。这可能是陈钱林跟孩子，跟与他打交道的一切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
四年后，陈杳获三所世界名校全额奖学金，攻读博士。
对两个孩子长大后取得的成就，陈钱林觉得远超预期。他本来想的是，只要人格健全，“孩子会过得很幸福，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但没想到会这么好”。他相信自己追寻到了教育的本质，余生要做的，是继续细化和探究其中的方法。
人格最重要
还是很早的时候，陈钱林就知道父亲在孩子教育中的重要性。
他15岁初中毕业，入读平阳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工作五年后重新回到浙江教育学院读本科。出于专业学习，看到现代幼儿教育奠基人陈鹤琴的《家庭教育》，特别新奇和吃惊。
这位父亲像科学家做实验一样，从儿子出生那天起，观察、记录、拍摄儿子的言行举止和表情，连续800多天不中断，用完了十几个厚厚的本子，很用心地研究儿童的心理和发育规律。
陈钱林受了感动，原来还可以这样做父亲。陈钱林的父亲是农民，只负责生产，家庭教育都是母亲一手揽下。他觉得与陈鹤琴有种惺惺相惜之感，因为他们都向往一种理想的父子关系，那个理想却永久地失落了。
后来，陈钱林搬到县城，听说了蔡笑晚做父亲的传奇。蔡笑晚是小诊所医生，除了谋生，就是琢磨怎样带孩子。蔡家六个孩子都成才，大儿子获世界统计学最高奖，二儿子和小女儿都是14岁上中科大少年班，小女儿28岁是哈佛大学教授。
蔡笑晚极力倡导父教，他跟陈钱林说：“那些只在周末晚上亲一下孩子额头的父亲失职，更失败。”陈钱林深以为然。
他由近及远地研究那些用心的父亲们：傅雷、梁启超、曾国藩、颜之推和卡尔·威特。他也研究教育是什么，比如，乌克兰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国内教育界很受推崇，陈钱林便把他的很多专著和论文通读了。
于是，等他来做父亲，竟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能工巧匠，每一次与孩子的互动，都是一个教育的机会。每个机会，都是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再根据子女的特殊天性，来为培育其健全人格做努力。
他觉得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这是他在铺地毯式地阅读教育学书籍十年后，在成为父亲一年后的收获。他微妙的机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近水楼台的收获。
他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性论”找到依靠：每个人都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三位一体。他想，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必定是这三个属性都发育完善的人。他要找到这些概念的解释，然后提出具体的方法。于是，他“继续在那读读读，试试试”。
后来，他画出他的人格模型和人格教育坐标图，如获至宝一般，想写文章介绍给业内。那是1995年。
教书教子之余，他坚持写作，在全国级教育期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但相关人格坐标理论一直没有被杂志社采纳。直到21年后，“数学天才”陈杲的新闻引起轰动，“人格坐标”才等到它的时机，被更多人看见。这虽是陈钱林心中的委屈和遗憾，但也不妨碍他在自己置身的小环境里，“理论指导实践”。
在家庭教育上，人们小看了“爸爸的力量”。他的朋友，温州瓯海区教育局局长金朝辉说，父亲对孩子人格的影响十分深远，可现状是，父亲对孩子的成长参与度不够。父亲们“事业压力大，人也累，要么把工作状态带回家，要么躺下就睡了，家庭没有成为教育的场所，只是公司的延伸或者休息的客栈”。
陈钱林做父亲，是持续付出努力，“一言一行，以身作则。教书，写作，在孩子面前，保持终身学习，过好自己的人生”。
陈钱林家里一百多平，最多时住着六个孩子。外甥项彬彬在他家一住就是十年。读小学三年级时，项彬彬被说成是那种“没法读书的学生”。他母亲非常焦虑，来找陈钱林哭诉。那时，陈钱林正谈恋爱，其实不很方便。但是，“教育事大，恋爱事小”，他接纳了。
到了舅舅那里，项彬彬觉得“教育的路线完全改变了”。他出色的动手能力得到鼓励，他设计的婴儿奶瓶拿了浙江省小发明比赛的三等奖，改进的膨胀螺丝申请了国家专利，这些事改变了他对自己的看法。
舅舅不像别的大人，他会站在孩子的位置上，把孩子的事真正当成自己的事。比如，舅舅拿着他画的图纸，几乎跑遍瑞安的五金店，请求做出一个这样的膨胀螺丝，看看是否可行。
项彬彬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陈家。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上海市政府、长宁区政府做公务员，在上海交大做科研。2021年，他辞职创业，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研发主力，经常要接触新的领域，尤其体会到自己受益于陈钱林注重培养的自学能力。比如，客户发一个他没见过的传感器样品照片，他一两天内就能把原理分析清楚，然后报价，很快投入生产。
晚辈们都承认，陈钱林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那个人。项彬彬的妹妹项冰洁也在陈家住过。如今，她在瑞安一所学校当美术老师，说话的时候，微微笑，看着神采奕奕的。侄子陈文浩大学毕业后，拿奖学金留学英国。刚从农村来陈家时，班里有同学嘲笑他“乡下孩子”，老欺负他。陈钱林看出他话变少了，把他叫到房间，关起门来询问。陈钱林后来做校长时，针对校园欺凌，设计了“AB岗”，让个性不同的两个孩子“结盟”，不让一个弱势孩子身陷孤立无援的处境。
如今他们都年过而立，对这位长辈的修为很心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的差异，他们大体上是同一种人，都是那种温文尔雅的，讲话耐烦的，目光能够长久保持注视的，难以想象会与人争执的，对现状和自己都感到挺满意的人。
陈校长
妻子岑乙频和陈钱林一样，也是语文老师，两个人相识于塘下镇一所小学。她在丈夫身上看见一个人对教育的理想。做老师的人，大多听过陈鹤琴的故事，91岁的大教育家病重，临终之际，战战巍巍地写下一句话：“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让岑乙频惊奇的是，陈钱林身上就有这种做教育的天赋，“他讲三句话，孩子就喜欢上他了”。
她还记得丈夫初来乍到，接管全校最差的那个班。很多是问题孩子，整天捉弄老师，也气哭好多老师。学校因绝望而遗弃，把他们流放到远离教学楼的大礼堂上课。
陈钱林接手他们后，更改了“唯成绩论”的评价体系，“让每个孩子轮流做英雄”。他特别发掘后进生身上的人性之美，比如“孝顺奶奶”，他也会拿到班里大大地表扬，而等到要揭短时，他一定是两个人私下聊聊。
他也善于动用情感的力量，一下班就去家访，沿着小路一户一户地找。没多久，他连孩子的表哥表姐是谁，都一清二楚了。
一年后，这个班面貌全新，像换了一批学生，成绩也和别的班持平了。学校觉得不可思议，评选陈钱林为“先进教师”，那时，正是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这个19岁的青年教师受到了县长的表彰。陈钱林觉得自己是块做教育的料。
一年后，陈钱林升入初中部。瑞安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赵仁国是他那一届的学生。
班里都是农村学生，父母对他的期望是，一定要把家里的农活干好，别的都是其次。初中毕业时，成绩优异的赵仁国一心想读高中，由于家境困难，父母想让他读中等师范，中师有补贴，能转城镇户口，包分配工作。陈钱林知道后，上门极力相劝，说服赵仁国的父母，后来，赵仁国考上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他的班有60多个学生，从事各行各业，同学感情深厚，定期相聚。
潘权威是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的现任校长，他觉得，正是从陈钱林身上最直接地学习如何做父亲。当年，他是陈钱林的中层干部，两人私交也好。潘权威很认同陈钱林倡导的自律、自学、自立。
他儿子皮皮读小学时，也像陈杲一样，申请每天下午在家自主学习。皮皮今年18岁，读高三，和陈家孩子一样，“一路走来没有逆反期。人很阳光，脾气非常好，从来没有生气”。说起儿子的自律，潘权威有种佩服的口气，“学习那么紧张，他依然每天坚持健身一个小时”。
有时候，陈钱林会觉得，和上一代人的教育相比，这一代年轻父母过火了。翻看新闻，关于教育的事情都跟焦虑有关：比如上海一所幼儿园的父母给孩子制作简历；北京海淀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4岁要精通核裂变原理”；衡水的中学生们整个寒假都要在电脑摄像头前度过，头、手、课本必须出现在屏幕中，老师远程监视。
他为教育的恶性竞争和功利心态感到震惊：“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孩子，眼光无神，人晕乎乎的，人生那么灰暗。”在他看来，这是教育的倒退。
“如果把握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完全没必要焦虑”。2014年，他在杭州师范大学的附属学校初中部和小学部任校长。这时，距离他上一次在初中工作，已经过去20年，“二十年前，竞争没有这么激烈”。
陈钱林着手改革。尊重差异，实施个性化教育，后进生集中起来，由学校自主授课和考试，“降低要求，让他们有成功感”，避免参加区里或市里组织的统考，因为那样“他们总是考几分，很没面子，永远失败，失败，社会人格会出问题”。过了半年，学生的精神面貌很有改观，令他喜悦。
广东一个企业家找到陈钱林，想请他去佛山办民办学校。对方许诺给他足够的空间，支持他的教育思想落地。陈钱林自视有温州“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基因，“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他心动了。但是，彻底舍弃大学的事业编制和正在参评的正教授职称，他也感到纠结。
那时候，陈杲几乎每天都会跟父亲联系，聊得最多的是他数学研究的进展和失败，搞科学研究有痛苦孤独的一面，陈钱林为了避免儿子钻牛角尖，每天跟他开开玩笑。陈杲也鼓励父亲，别居功贪位。他说：“老爸，《道德经》说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你名校长也做了，出了那么多成果，可以身退了。办新学校，如果失败了，也没什么，早点退休。”
陈钱林拿出温州人创业的吃苦精神，一个猛子扎进这所学校。五年过去，学校在当地赢得好口碑，学生从两百多人增长到两千多人。一个11岁的男孩说他为什么喜欢陈校长：“他很善良，在这里我能睡饱。”
“我至少要看到，每个孩子的眼睛里有光。”陈钱林说。
他有了相对轻松的心态，更多的时间用来关注家人。陈杲课题失败了，有些沮丧，“一年的心血全白费了”。陈钱林开导他，做顶级数学研究的人，很少出成果。陈杲的导师陈秀雄研究他导师卡拉比的猜想，研究几十年了。卡拉比九十多了，希望有生之年能解决这个课题，但是一直研究不出来，“你看挫折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佛山的一天，我请陈钱林说一个父子相处的小故事。“都是鸡毛蒜皮，点点滴滴，没有什么故事性。”他想了想说。
隔着一条大方桌，我们沉默地坐着。良久，他讲起一个，可能因为实在不像故事，他三言两语就讲完了。他说，有次他和陈杲在中科大校园里走着，忽然，一阵盲杖敲打地面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陈杲绕过一条小路，搀扶着那个盲人，引他走上盲道。“可能是好久没见面了，心下就觉得，这孩子长得真好。”
后来我也问过陈杲这个问题。“没有故事。”陈杲说，他目光专注地看着我，经过十几秒沉思，慢条斯理地回复。这目光让人没法怀疑他的定论。于是，我问他能否记起父子俩相处的“一件小事”。
他盯着我们面前的茶几陷入沉默的深思。在聊天的留白中，我出了神——陈杲读初中时，陈钱林发现儿子看人时眼睛有些斜视。他带着去看医生，排除了生理性的病变，原来这只是出于对人际交往兴趣冷淡而自然流露的傲慢。陈钱林费了好几个月的努力，才纠正了儿子的目光。
“他很善良。”陈杲想起了什么，数学家深得简洁之美，一句话就说完了，“有次，他让我帮一个盲人找盲道。”
我惊异于父子俩的默契，竟忘了去细问这到底是谁的主意，也有可能，是父子相视时一次会心的寻常的共振。
我去瑞安塘下镇见陈钱林的妻子岑乙频那天，陈杲正好从上海回来，参加瑞安中学125周年校庆“百名博士回家乡”的活动。温州瑞安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发源地，1896年，清末教育家孙诒让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数学专科学校——瑞安学计馆，长久以来，这里都有重视数学教育的传统。那天，陈钱林劝陈杲一定婉拒瑞中安排给博士们的接车，自己叫一辆网约车，“人有名了，要更加谦虚谨慎，谦虚不会影响人家对你的敬重”。
陈杲声名鹊起后，被当成一个天才看待，学理科的人都非常关注他，把他看成是下一个陈景润、丘成桐，到处打探他的消息。但十几年过去了，作为陈杲的父亲，陈钱林的理解或许是一个更好的注脚，他更重视培育儿子人性的力量。
陈杲也清楚地记得一次街边的谈话，并被那次对话的情景所感动。他9岁那年的一个早晨，父子俩一起去学校。等车时，父子俩聊了起来。
陈钱林说：“一个父亲，带着儿子上学去。”
陈杲接话道：“一个儿子，拉着父亲上班去。”
陈钱林笑了，他很是看得起自己的孩子：“我带着的可是未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啊，我高兴。”
静默了一会儿，陈杲问：“如果我读书不好，爸爸还会对我好吗？”
“哪有父母不对孩子好的？”
孩子的疑虑还未打消，他说：“如果我读书不好，爸爸肯定会为起这么早而后悔。因为你没有得到什么啊。”
陈钱林正色道：“父母送孩子上学，不是图什么报答，这是一种责任。”接着，他说：“只要你有颗感恩的心，读书好不好并没有关系。”
陈杲放心了，动情地说：“我长大了想对爸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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