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民。图/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曹然
上世纪80年代初，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是美国国务院极少数相信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的官员。如今，在美国政府强调对华竞争时，他又指出美国很可能输掉与中国的“比赛”，并主张停止贸易战、增加对华接触，将重心放在提升美国自己的竞争力上。
对于傅立民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5月11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听进去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正义声音。”
但在华盛顿，傅立民的声音面临诸多质疑。“我显然是少数派。” 如今身为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的傅立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现年78岁的傅立民担任过分管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驻沙特大使，但他的外交履历更多还是与中国的“交集”。1972年，傅立民作为首席翻译陪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将尼克松口中的“parallel”翻译成“殊途同归”，得到周恩来的赞扬。尼克松指着他对周恩来说：这将是未来的美国驻华大使。
随后，傅立民在驻华公使任上参与了“三个联合公报”谈判、台海危机应对、 “熊猫外交”开启，上世纪90年代又以国防部助理部长身份重启中美防务对话。
傅立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拜登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但不排除对一些严重损害美国利益的政策进行局部调整；而从长远看，美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必须与中国合作”的领域。
中美关系恶化，主要责任在美国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在文章中认为，美国可能会输掉目前与中国的竞争，主张美国应继续保持对华接触政策。但在华盛顿，很多专业人士甚至传统的“知华派”人士，正从支持同中国接触转向支持与中国竞争。如今你在华盛顿是“少数派”吗？
傅立民：我显然是“少数派”。这并不特别困扰我，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我知道我说的话在中国和美国听起来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将“与中国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做得很好，而不是犯下错误。
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事实：需要更多的投资，需要促进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使其在内部更具有竞争力。我们绝对不需要搞保护主义，因为那反而会降低经济效率。
但现在美国的大多数人的观点已经变了，大约90％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中国的情形也差不多，这是过去四五年总体趋势发展的一个顶峰。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我不认为中美两国民众真的“感知”到了对方，而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解。
这叫“想象的镜像”：我们看着别人，但其实没有看到对方，而是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共同的历史，面临不同的情境，自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想象我们在对方的位置上、按照自己的逻辑做出的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这主要归咎于特朗普？
傅立民：有些问题一直存在，不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才发生的。特朗普政府的问题是两方面：首先，它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不熟悉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不了解中国人民的感受；其次，它通过寻找中美之间的分歧去定义中美关系，而不是通过寻找共同利益。
双边关系只有在强调共同利益甚于强调分歧时才可能走向繁荣。如果双方有不可调和的分歧，那意味着我们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需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工作，而不是让分歧成为双边关系的中心。
特朗普政府完全开启了自己的方式，基本是在侮辱他人。其结果完全符合我的预期：它激怒了中国人，而且让人们不再去想中美关系变坏的其他原因。总之我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主要责任在美国，且与特朗普先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知华派”学者的观点存在代际差异。你这代学者喜欢从历史背景和中国经典中理解中国政府的行为逻辑，但年轻一代更愿意从权力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你的子女中就有年轻一代“知华派”中的杰出代表。你觉得两代美国“知华派”学者间存在这种差异吗？
傅立民：我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但你提到的差异是自然存在的。我初次接触中国时，中国贫穷、脆弱、孤立。我目睹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国家变得强大，可以保护自己；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在国际上不再孤立，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当年认识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了。我明白中国是从哪里来的，走了多么远的路，我的看法自然与那些在中国富起来之后才接触中国的人不同。
了解中国的历史很重要。有时候我不同意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解读，但我同意，在大多数时候，中国满足于治理自己疆域内的事务，这种“疆域”来自于几千年间形成的自然边界。所以我认为中国不是穷兵黩武的国家，它和冷战中的苏联不同，和近代以来的日本、德国不同，甚至和英国不同。但我想，那些没有亲历过冷战的年轻人，对这种差异的认知可能不那么清楚。
我还想提及一个因素，就是双方都有一些政策措施让外国人在本地生活感到不舒服。我看到一些人，初到中国时对中国的看法特别积极，结果半年之后变得消极了。来美国的中国学生也一样，他们可能满怀希望地过来，结果半年一年之后对美国的态度变得负面起来。
这是两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都对国家安全负有责任，但我们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些政策会影响到外国侨居者对本国的看法。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跨国旅行者、更多的人员往来，不要陷入闭关锁国；应该允许对方进行一些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对所有批评都过度反应。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
总之我们双方都应该变得更成熟，少关注“面子”，多关注“里子”，多听取有意义的批评建议。
我们不知道谁会被孤立
中国新闻周刊：拜登政府会听取你的建议吗？
傅立民：我认为不会。这和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关。拜登面对着一个势均力敌的参议院和优势不大的众议院；他赢得了大选，但有将近一半民众没有选择他，甚至不接受选举结果。另一方面，中美关系问题在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存在广泛共识，拜登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改善中美关系。
事实上，拜登现在陷于美国国内政治中，利用两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政策上的一致立场，对他而言是有利的。这样他就可以跨越党派障碍，得到共和党人的配合，而非在对华政策上疏远共和党人，甚至与共和党人对抗。总的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没有动力和空间去按照我这样的批评者的要求去做出改变。
有没有可能改变，则取决于2022年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人在参众两院取得更大优势，拜登会有更多的空间去改变政策。另外，当这些错误变得明显时——我觉得我们正在犯错误——会有改变的压力。像贸易保护主义这样有损美国经济的政策会受到质疑。
此外，我们还会看到越来越多必须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比如，中国在空间领域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们需要有共同的标准去处理太空垃圾、火箭残骸落点等事项。这需要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及其他太空活动参与国的共同合作。我想这会成为中美回到深化合作轨道的案例。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从较长的周期来看，我们可以对中美关系保持乐观，但在2022年之前，拜登会继续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傅立民：我很遗憾，但情况就是这样。在大多数领域，这种政策伤害美国比伤害中国更甚。对中国而言，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脱钩可能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让中国与西方世界使用的技术标准有所不同，中国可能因此在科技领域被西方世界孤立，当然也可能是西方世界被中国孤立。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英吉利海峡孤立了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但到底是英国被孤立了，还是欧洲被孤立了？我们不知道谁会被孤立，但我们知道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将会出现更大的分歧。
有一个例外，军事对抗的伤害是双方都不可承受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管控局势升级的机制。在美国，有些人主张我们要明确承诺保卫台湾，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将鼓励台湾人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们应该鼓励他们为自己负责。他们需要意识到，台湾不是一条船，它紧挨着大陆且无法离开大陆。它的地缘位置决定了不论其实际地位如何，都必须和大陆保持良好关系。
寻求科技开放与安全关切之间的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中，有没有哪些部分，是拜登会在短期之内有局部改变的？
傅立民：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可能会有改变，因为这显然伤害到了美国人自己，不管是农民还是产业人士。美国商界已经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反对延续特朗普时代的政策。
我猜测，随着时间推移，中美之间可能会重新就一些贸易问题进行谈判。拜登的贸易谈判代表戴琦对此有她自己的观点。我想她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不会延续特朗普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戴琦就会去改变这些政策，关键在于中美之间拿什么来交换。
今天，中国实际上有能力回应一些当年被美方质疑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了更有力的保护，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在大量创造智力成果，需要得到保护，所以政府、法律和司法系统已经改变了。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达成新的共识。虽然这些都算是小议题，中美关系必须这样一砖一瓦地重建，不能突然把它放到什么新框架中。
4月10日，上海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系列活动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博物馆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开幕。摄影/本刊记者 汤彦俊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是乒乓外交50周年，你在中国任职期间还推动过“熊猫外交”。我们应该加强这种交流吗？
傅立民：我不觉得现在是这种民间外交的好时机。乒乓外交出现时，世界感到很惊喜。但在另一个层面，我当时已经读了中美华沙会谈的会议记录，知道双方正在努力寻找建立更好的沟通途径。所以当乒乓外交发生时，我对这种形式感到惊喜，但对“有事发生”并不惊讶，我知道会发生些变化。
不幸的是，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当今潮流是与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景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等待潮流的转变，这可能需要双方一起努力。与此同时，体育外交可能依然是交流的一种形式，但当前聚集性活动显然不是好的方式，奥运会也已经受到质疑，所以这个问题最好从长计议。
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重建，这是必然的道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行动来重新赢得信任。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迈出第一步，表示认识到并愿意解决己方的问题，比如：“我们在发展创新经济，保护知识产权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美方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以换取我们尊重你们的知识产权。”
我不得不说，在我亲历的过去50多年的中美关系发展中，很多时候是美国迈出第一步。最开始是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中国；1993年我负责与中国恢复军事交流，也是我去北京谈。现在中国有能力主动迈出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民间往来，美国国会和白宫正在处理的另一件事是《无尽前沿法案》，它会进一步限制中美科研机构及人员的正常合作往来。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多大影响？
傅立民：《无尽前沿法案》有一些好的方面，它使美国回归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政策，即政府大规模投资技术研发，然后由私营企业加以利用。我们看到，最近的成功案例是航天产业，政府在私人投资风险太大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前期投资，这是很好的模式，我很高兴地看到美国成为模范。事实上，中国的科技发展借鉴了这种模式，也取得了成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回归这种大规模投资呢？这是正确的。
但你提到的部分，完全是悲剧。至少从“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取得这一地位的原因是开放，向外国人、外国先进理念及跨国科研合作开放。而现在美国正在限制这些活动，这是不对的。
诚然，美国之前的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发展，但现在，当中国有了足够的科学技术人才、工程师和数学家，可以自己进行大规模科研创新时，我们却去切断与中方的科研联系，这是愚蠢的——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这是愚蠢的。
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拜登会考虑来自美国科学界的反对意见。中美双方现在都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拜登必须回应这种担忧。现在需要的是找到一条“中庸之道”，以在科技开放与安全问题关切之间达成平衡。我认为我们将努力寻找这种平衡，希望能取得成功。
中国新闻周刊：在较短的时间内，中美关系能达到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傅立民：我能期待的是，我们管控住了分歧，然后花一段时间重新思考我们将走向何方、我们的选择对双方都意味着什么。我不认为目前的分离趋势对任何一方有好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哪些是使我们相背而行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对方，而不是变得更少。我们将从这些关系的扩展中受益。总之，暂停一下，刷新关系。
我看到中国正在努力改善自己的教育体系，大力投资科技和商业环境，这是良性竞争的结果。竞争应该使竞争各方都变得更好，这是我们喜欢竞争的原因。但也有危险的恶性竞争，不是为了自己变得更好，而是为了伤害其他参与者。所以对于中国的发展，我希望美国进行良性、健康的竞争，提高自己的实力，也让中国做自己的事情，不要强加对方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