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0日，针对暴走大兵科宁斯搜捕行动开始的首日，全副武装的比利时国防军军人与警察在开穆蓬森林公园某入口处集结。（Getty Images）
这位现年46岁的前特战精英，在过去的一年以来，此公已经因为奉极右翼思想为圭臬的种种表现——比如在社交媒体上肆无忌惮地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而受到比利时国防部的两项纪律处分，同时被该国安全部门列入“极端主义危险分子”名单而受到监视。
据悉，科宁斯此次暴走，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之举，而是事先经过仔细谋划的“独狼式反抗”。
在暴走前夜，此公先是通过网络渠道给比利时首席病毒学家&联邦政府疫情防控小组首席科学顾问朗斯特（Marc Van Ranst）发出了死亡威胁，又从容不迫地去军火库拿走了包括火箭筒与冲锋枪在内的重火力配置，而后一头扎进了荷比卢德四国交界处的开慕蓬森林公园。
截止目前，这场由荷比卢德四国警方、安全部门与军方全力执行的大规模围捕行动，历时一周多仍未取得预期效果。
无独有偶，在科宁斯“独狼式暴走”方兴未艾之际，荷兰极右翼组织“荷兰自由斗士”也加入了混战之中。
该组织通过向比利时媒体巨头DPG发炸弹威胁的方式，要求后者提供比利时首席病毒学家朗斯特的住址信息。“自由斗士”组织领导人还公开叫嚣称“朗斯特遭到死亡威胁是自找的，因为他故意散布让人们恐慌的言论”——俨然一副与暴走大兵科宁斯遥相呼应的架势。
2021年4月21日，布鲁塞尔比利时联邦议会大楼，该国首席病毒学家朗斯特在接受议会特别委员会的咨询。由于屡屡受到极右翼分子的死亡威胁，比利时安全部门已经将其迁往高级别安全屋进行保护。（Getty Images）
令人忧心的是，荷比两国的极右翼暴走事件并非个例，整个欧盟范围内——尤其是西欧地区的极右翼势力正在形成某种程度上的“默契联动”。
在德国，极右翼势力在一年多以来坚持不懈地在多地组织周期性的“反封锁”大游行，尽一切可能地为默克尔（Angela Merkel）当局的疫情防控添堵。本月，更是疑似策划了德国南部重镇慕尼黑长达24小时之久的大停电事故。
在法国，一批深受极右翼思想影响的现役军人与退役将领两度通过公开信的形式高调上书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当局，要求后者立即着手解决国内的“认同撕裂”问题。
如若不然，他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法兰西共和体制，这种近乎“准政变”式的公开宣言在法国引发了轩然大波。
出于各种历史原因——比如20世纪纳粹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二战结束以来的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乃至后继而起的整个欧盟体制都对极右翼势力采取了某种系统性的高压监控态势。
在这种情势下，极右翼势力在日常政治运作中遭到彻底边缘化，鲜有机会通过常规政治渠道发声或渗透。
但汹涌而来的新冠疫情让这些平日里在高压监控机制下唯唯诺诺的极右翼势力找到了出头机会，他们利用民众对当局推行严格管控举措日渐积累的不满或怨气，通过各种与时俱进的传播手段为上述负面情绪煽风点火，进而策动各种“暴走式反抗”，来获取自身与当权派博弈的政治筹码。
2021年4月13日，柏林，德国警方在联邦议会大厦前逮捕一名反抗疫封锁示威游行的参与者。（Getty Images）
从当前情形来看，极右翼势力的此番“遥相串联”已经取得了部分效果。在比利时，暴走大兵科宁斯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广泛的同情或支持。
脸书上出现了专门的“大兵科宁斯”支持群组，目前的粉丝总数已接近十万人，该群组甚至在线下组织了旨在维护大兵科宁斯合法权益的示威游行活动。
作为呼应“英雄科宁斯”的红利，极右翼组织“荷兰自由斗士”的感召力也在迅速扩大，从一个事发前只有一千多名追随者的“迷你小团”急速扩展至万人规模以上。
在法国，已有数以几十万计的普通公民加入了极右翼军人发起的“爱丽舍宫请愿团”，而极右翼政党领导人&马克龙头号政敌勒庞加入混战，让局势更加诡谲多变。
在德国，由极右翼分子发起的暴力犯罪事件再创新高。根据该国内政部近来发布的统计报告，相关犯罪事件的数量在疫情爆发的一年以来创近20年之最。同时，上述极右翼犯罪事件占据了所有“政治动机”类犯罪事件中的五成以上。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疫情的反复冲击以及部分欧盟成员国大选周期的临近，类似的“极右翼暴走”事件恐将进入高发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