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5月26日发生枪击案。（Reuters）
2021年5月26日早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市（San Jose）发生了一场恶意枪击事件，一名圣克拉拉郡交通局（Valle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的工人塞缪尔·詹姆斯·卡西迪（Samuel Sam Cassidy）枪杀了他的八位同事后自杀，随后拜登（Joe Biden）下令要求美国全境降半旗默哀这一事件中丧生的生命，并呼吁国会采取行动结束美国境内的枪支暴力。
此次事件并不是美国境内的首次枪支暴力事件，而是美国枪支自由背景下的众多暴力事件的其中之一，不论是2016年奥兰多夜店枪击事件、2017年的夏洛茨维尔暴力冲突还是最近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与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暴力事件都反映出枪支问题的日益严峻，甚至可以说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事件的发生也与持枪合法性密切相关。频繁的枪支问题出现在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内部，使美国在国际控枪领域丧失话语权，甚至成为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呼吁和平时的反面教材。
有关持枪合法性的问题在美国境内并非第一次讨论，几乎每一年都有关于禁枪这一话题的讨论，但始终是纸上谈兵。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赋予了美国公民枪支自由的合法性，“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因此在没有出台枪支管制的有关法案的背景下，大部分美国公民只要没有重罪记录便可以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很轻易地购买到自己想要拥有的枪支。
美国长期以来的持枪传统与文化使枪支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仅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注册会员就有500万人，而这500万人成为反对枪支管制的主力人群。此外，美国步枪协会作为美国境内最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之一，与美国政府与国会长期保持密切联系，每年都会花费大笔金额进行游说，也会公开支持反对枪支管制的人员的竞选活动。
根据瑞士非营利性组织小型武器调查协会（Small Arms Survey）的报告，2017年，美国境内的持枪总量与人均持枪量居世界第一，拥有逾3.9亿的枪支总量，平均100个美国人拥有120.5支枪。
根据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的统计，截止到2021年3月25日，美国的枪支暴力高发，在64个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中位列第八，而美属波多黎各与美属维尔京群岛则高居第一与第三。众所周知，枪支暴力的频发常与国家落后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动荡等因素相关，而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枪支暴力却频频发生，2018年每10万美国人中就有4.12人死于枪支暴力，枪击凶杀率是法国的13倍，是欧盟的22倍是澳大利亚的23倍。
这份报告还显示，高于美国全境的人均持枪量的包括哥伦比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州、马里兰、密苏里、南卡罗来纳州18个州和特区，而这些州都是族裔比较复杂的地区，常常爆发族裔冲突。
近几年，伴随着美国国内种族主义势力的兴起，族裔之间的对立冲突加剧，同时，美国经济发展的相对放缓、移民安全问题以及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加剧使对立程度加深，白人至上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冲突愈加激烈，身份政治成为美国政治社会亟需探讨的重要议题。
白人盎格鲁-克逊新教徒（WASP）选择用枪支改变现状，而少数族裔选择购枪保护自己。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201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美国境内拥有枪支的多为白人男性，多数受访者表示购枪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此外，许多无枪人士对持枪持开放态度，其中52%的无枪人士表示会在未来拥有属于自己的枪支。
在这种情况下，对禁枪持冷漠观望态度的公民壮大了持枪人群，使禁枪的难度加大，而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枪支，枪支暴力的可能性亦会加大，圣何塞枪击案这类的暴力事件出现的几率亦会增加，个人为了实现个体安全的自卫行为增加了对集体安全的威胁，禁枪的难度增加，但是禁枪的必要性亦有所增加。
2021年皮尤的一份报告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枪支暴力是美国社会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53%的受访者支持更为严格的枪支法律。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枪支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民众所期望的枪支立法很难在国会通过。此外，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枪支立法并不会使枪支暴力事件减少，禁枪只会使那些寻求自卫的人缺少保护生命的武器，枪支暴力仍无法解决。或许减少枪支暴力不应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国会立法上，解决枪击暴力出现的源头似乎更为重要，减少族裔矛盾、减少价值观冲突，使多元人群更好地融合才是美国这个移民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一问题显然要比禁枪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