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3tails（ID：threetails），作者：罗瑞垚，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隔离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回想匆忙离开新德里的那一天。
飞往加德满都的航班是12点55分，我们吃过早饭就向机场出发，10点左右就到了。换登机牌时，柜台说我的行李超重了，手提行李也是，我急着走，交了一千多块，近一个小时的排队等得我心烦意乱。
到了海关门口，我在重新整理行李，混乱之中，把本来准备带着的一件布老师的T恤又还给了他。在印度生活了两年，很多东西我都舍不得，想给自己保留一点原本生活的痕迹。没有航空公司会查手提行李的，对吧。
时间不多了，我看了一眼表，眼泪唰得就下来了。我们甚至没来得及在机场拍一张照，我站在原地哭，路过的人齐刷刷地盯着我看，让拥抱和亲吻都变得困难。“你该走了。”布老师说，我们摘下口罩，轻轻一吻。
我在海关柜台前排队，回头看他，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大概是看到我在抹眼泪，海关什么也没有问题，就让我走了，过了柜台再回头，两道玻璃。过了安检，我的目光越过三道玻璃找他，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小影子，朝我挥着手。我也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其实当时也没想到，印度疫情会发展到全球禁飞的地步。新冠一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偷”来的：离别一定会到来，但重逢却只能仰仗运气。
很显然，这种坏运气还在继续。
孤岛
飞机一路向东，一个小时左右就降落在了加德满都机场。说来奇妙，我们这“偷”来的一年也刚好是从这里开始的，要不是在尼泊尔徒步时摔断了脚踝，后面的故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再回到加德满都，看到熟悉的街景，感觉像是一个轮回的隐喻。
2019年的12月底，我们在布恩山徒步，慢悠悠地爬上山，在山顶看到了雪。山顶的风凌冽，吹得我脸生疼，几乎能感觉到皮肤在缓慢地裂开。我甚至没能在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只有在太阳蹦出来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明亮了一点点，举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那些同样举着手机拍朝阳的人们。
下山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着隐隐的不安。果不其然，有好几段路的雪已经结成了厚厚的冰，我脚底打滑，一个踉跄摔倒坐在了地上，钻心地疼，左脚踝裂了一条细小的缝。2020年的第一天，我被轮椅推着坐上了回新德里的飞机，行动不便，我就把原本1月回国的机票改签了。
后来我们经常和朋友们聊起这次“意外”，像是刻意地给了我一个指引，把我留了下来。因为很快，中印之间的航班就停飞了，那个春节前回国的很多人到现在也没能再去印度。
我们的“孤岛”生活也从那时开始了。现在回想，“隔离”和“封城”这两个词在我们的认知里已经变得如此自然，成为了一种默认的设定。但一年前不是。武汉宣布封城的那个凌晨，我坐在床上刷微博，震惊又恐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读了很多的报道，看到图片里空荡荡的街道，心里堵得慌，哭了好几天。
我的大学是在武汉读的。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七年是我人生中举足轻重的一个篇章，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天真的小镇做题家，是在武汉，我慢慢摸索出了未来生活可能的方向。有一个细节到现在依然恍如昨日。
大二时，我在武大读新闻学的双学位，每个周末都要坐公交车去上课。下午五点多，我要在街道口等572或者583，基本上要一路站回去。有一次走运，倒数第三排最左边的座位空了出来，我坐下来就昏昏欲睡。不知道过了多久，耳机里突然传出一句“Once upon a time I was falling in love, But now I'm only falling apart”，我醒来了，车已经到了民族大道纺织大学站。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布老师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晚上，和他分享我十年前的记忆碎片是如此重要，我描述着武汉那些过度拥挤的公交车，一路红灯的民族大道，东湖氤氲的水汽，和我经常去跑步的珞珈栈道。就像我们第一次去库本公园时，他告诉我小时候每个周末，父母都会带他去那里的故事。
封城的三个月里，我们两个人、一只猫第一次有了机会一起睡午觉。中午吃完饭，困意来袭，我们就把在沙发上睡得不省猫事的美丽抱上床，拉上窗帘睡觉。
非常偶尔地，我们会骑着摩托车出去采访。街上的小贩、人群、公交车都消失了，甚至连晃荡的牛也不见踪影，我生出一种奇妙的错觉。现在回想，班加罗尔空无一人的街道，也算是仅此一次的人生体验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凤凰树繁盛的枝叶，独享了那一季的春花。
一次别离
班加罗尔是一个很适合散步的城市。城市在巨大的花园中蔓延，四季温度宜人，树木丛生肆意生长，没有人把它们刻意摆成规整的直线。空气中带有南方特有的草木香气，木棉、合欢、凤凰树最常见，还有椰子和芒果树。
刚到班加罗尔时，我的工作内容很局限，主要是和创业者和投资人打交道。虽然身在印度，但总感觉自己像是漂在小舟上，只能看到海面波光粼粼，却看不到下面都有什么。在那个语境里，印度是“市场”，它的十三亿人是“用户”。我和那些坐在游轮上的人的聊天，他们会告诉我，我熟悉这篇海域，下面有鲨鱼、海豚、水母，还有小虾米。
那阵子，我和布老师也很忙，经常轮流出差，每个月总有七八天分隔两地。疫情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生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分开的时间不超过十天，每天24小时都在同一个空间里。
和他一起，我终于跳进了那片海里。我和封城后徒步返乡的农民工聊过，跟着家政工组织去贫民窟给小孩上课，还坐在外卖小哥的摩托车后座和他一起送外卖。那些模糊的面目逐渐变得清晰，涌动的暗流，行人的耳语，一切都开始变得有意义。
而我的这艘小舟，也免不了随着洋流漂摇。
那些春节前没来得及离开印度的中国人，从六月份起也陆续离开了。疫情未消，风波再起，继续耗在印度已经没有意义，很多人被迫止损退场。我帮一个朋友去和房东谈解除合同的事，他租的是一个面积不小的商铺，一个月租金就要五六万，还有五十多万押金在房东那里。好说歹说，房东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还质问我，为什么要搬走店里的沙发。
“我花我的钱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搬走？店是你的，里面的东西又不是你的。”我很生气，也没对他客气。但我觉得无奈又无力。这个时候，问题已经不是语言能解决的了。这样的事不少，违一个已经不在印度的外国人的约，几乎没有任何成本。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每次路过那家店，看到招牌还在那里挂着，我都会想起这件事。班加罗尔的中餐馆也关门了，我逼着自己学会了包饺子和炒面片。风向开始变了。
很难说是巧合还是我以前运气好，在印度的两年多里，我没有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感觉到不舒服。但在最后的几个月，我确实感到些许不安。有一天我走在街上，两个年轻的男生骑着摩托车迎面走来，冲着我喊了一声，“Hey! Chinese!”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来，装作没听到。但我的心确实不由自主地顿了一下：他们想干嘛？如果跟上来怎么办？
幸运的是什么也没发生，他们走远了。也许他们只是好奇，也许只是并无恶意的玩笑，但我也不得不警惕更坏的情况。这和我们在找房子、住酒店时遇到的“哦？中国人？”反问一样，都是一种很难说清的微妙情绪。
同样的情绪也弥漫在移民局的办公室里。我申请签证延期，移民官叫我去面谈，他问我，为什么要留在印度这么久。我说了没有直飞、没有工作、没钱买票等一系列原因。他问了一些细节，看着我的材料想了想，告诉我，会给我最后一次延期，一个月之内必须离开。
他又问我之后的打算，我坦言不确定，现在回去也申请不到印度签证。“中国和印度怎么了，你觉得？”他突然问我。我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I wish I know, believe me.”
何以为家？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去加尔各答的唐人街采访。曾经，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乘着到英国的货船，从海路来到加尔各答，在这里繁衍生息，最多时，这里有五万多华人。中印战争后，华人社区开始萎缩，现在还剩下三四千人，大批的年轻人都移民去了加拿大和美国。
我见到了一个在唐人街教武术和舞狮的师傅，他是客家人，虽然在加尔各答出生和长大，但说话带着明显的中国口音。他聊起2019年去过广东梅县探亲，眉眼兴奋地跳跃，“那里的人都说和我们一样的话，吃的东西也和我们一样。从广州到梅县的大巴很快，quite amazing。”虽然牵着丝连着线，他的家在加尔各答。
另一个年轻的华人歌手和我聊起移民，他说那些去了美加的加尔各答华裔，在海外遇到了庞大的印度人和华人社区，但他们觉得自己左右不沾，站在中间的夹缝里。每年春节，他们都会回到加尔各答。疫情阻断了这条线。
但那时我们都乐观地认为，这种阻隔就要结束了。
距离我离开班加罗尔已经35天了，隔离期还没有结束。7天在路上，21天在酒店，7天在我弟的家里。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周的旅程非常魔幻，好像一个越吹越大的泡沫就快破裂，我闷得慌，心里有一小部分有着它自己的小心思，希望那个临界点快点来——破裂，定格，像去年那样。直到我们在新德里屋顶一起看过的最后一抹晚霞。
我记得有鸟叫声，听着像是孔雀。夜风微甜，我们没说什么话。彼时，我也不知道身后的那片土地将会经历怎么样的暴风雨，我很“幸运地”在风暴来临前离开了。
隔离酒店的窗户对着一棵大树，树干粗壮，枝叶茂盛。有几只鸟儿总在树上说话，在枝间跳来跳去，小小的身躯随着细弱的新枝上下摇摆。黄昏时候我总觉得疲累，打开纱窗盯着树发呆。我看落叶，看小鸟，即使是雨天它们也不缺席。
酒店隔离快结束的时候，我认真地想了想下一站去哪里。根据要求，我还需要继续“居家隔离”。我是一个拖着两个大箱子、里面装着所有必需品的“归人”，但我的“家”在哪里？
我18岁离开老家那年，我爸曾经半开玩笑说，要把我的卧室租出去。我那时还有底气，要求他为我保留一席之地。后来读书时假期回家，我卧室里的床头柜、我用过的塑料台灯，甚至桌上摆着的某央视主播的照片都还在，晚上开着台灯，我好像又看到了十四五岁的那个自己，晚自习结束后趴在桌前背单词、写日记，翻几页杂志后才舍得睡觉。
去年弟弟在老家办婚礼，我的那间卧室被改造成了婚房。我离开北京时的一些行李，现在堆放在另一间没有人用的卧室里。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去过那个“家”了。
在北京时，那间朝南的小卧室就是我的“家”。我每周都会收到鲜花，每次出差回去都要打扫一次，墙上挂满了我拍的照片。但那个“家”里的客厅很小，只容得下一张餐桌和一个冰箱。一起住的彭老师还说过，“我们都没有成套的餐具。”
现在住在弟弟家，他家里有一只猫，有成套的餐具，还有一个大电视，正对着沙发。
傍晚的时候，外面经常会下起雨。我站在阳台上往外看，车来车往，撑着伞的行人寥寥无几。一阵阵凉气从脖子里钻进去，我看得到雨，但手伸得再长也淋不到。
我又想起了三千公里之外的班加罗尔，那里也常常在傍晚下雨。我坐在屋檐下看雨，雨落在树枝上摇晃，落在路过姐姐的头巾上，落在我的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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