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巴冲突升级，加沙地区又一次沦为硝烟弥漫的战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纽约客》的编辑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联系到了多年来一直在加沙工作和居住的记者哈泽姆·巴鲁沙，请他描述了他和他的家人在那里所经历和看到的情形。
在加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
——一名巴勒斯坦记者的日与夜
文：戴维·雷姆尼克
哈泽姆·巴鲁沙（Hazem Balousha）是加沙市的一名资深记者，他的作品出现在《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出版物上。他今年四十二岁，几乎一生都生活在加沙。一个多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报道发生在那里的又一场战争，又一次“升级”，更多的火箭弹发射，更多的轰炸，伤亡人数不断攀升。当我在周日第一次联系到他，问他情况如何时，他说：“我在呼吸。活着，我们还活着。”当时已经很晚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睡觉。“现在没有爆炸，”他说。“我只听到头顶上以色列无人机的声音。”
在周一的《华盛顿邮报》上，巴鲁沙报道了一位名叫萨那·阿尔-库拉克（Sana'a al-Kulak）的50多岁妇女的命运，她的家在轰炸中被摧毁，她和她的儿子一起被埋在废墟中数小时。救援人员将他们挖了出来，他们活了下来。但在医院里，库拉克得知，她的许多家人，包括她的丈夫、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媳和一个一岁的孙子，都在空袭中丧生。
“这很可怕，令人心碎，但这不是关于我的感受，”在故事发布数小时后，巴鲁沙告诉我。“这是关于他们的感受。这是关于如何正确描述细节的问题。当然，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我是一个人。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痛苦，但是，当涉及到工作时，新闻工作是不同的。”巴鲁沙将自己比作一名医生，尽管周围一片混乱，但他必须继续工作。他说：“你面对的是鲜血和痛苦，但你得忍住你的情绪。这项工作是讲述真相。”“我也写过批评哈马斯的文章……我并不是说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被审问过，有两三次，在他们对我的工作不满意的时候。”
根据巴鲁沙与洛夫迪·莫里斯（Loveday Morris）一起在特拉维夫撰写的报道中所引用的以色列官方消息，像Sana'a al-Kulak的家人这样的平民死亡是“非故意的”。但轰炸的程度是以色列参谋长阿维夫·科查维（Aviv Kochavi）所主张的总体“胜利概念”的一部分，其核心是“一个明显更致命的、网络化的战争机器，可以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摧毁敌人的能力，并尽可能地减少伤亡”。据统计，目前已有2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其中包括几十名儿童。已有10名以色列人死亡。
巴鲁沙的妻子鲁巴来自西岸。他们有两个学龄前的儿子，亚当和卡拉姆。他们一家人和巴鲁沙的父亲和岳母等其他家庭成员一起，住在一栋四层楼的建筑里。去年9月，他写了一篇关于疫情期间加沙生活的第一人称报道，在文章中，巴鲁沙回忆起他在一个儿子还是婴儿时的一些想法。
“在被围困的加沙，我是否能够保护他并给他一个好的生活？我一边惊叹于我那小小的儿子，一边想。在此后的十年里，这个问题从未消失过。以色列和统治这里的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不断循环升级，意味着频繁发生爆炸的夜晚、两次全面战争和火箭弹。最近，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发射了燃烧气球，在附近的以色列社区和农场引起火灾。以色列每晚都通过炸毁哈马斯的设施进行报复。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暴力背景。”
当我在周日和周一与巴鲁沙详细交谈时，他说他认为自己相对来说是“有特权的”。与许多加沙人不同，他曾出国旅行，并在土耳其获得了新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学位。他说：“你能想象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加沙的人吗？”“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以外的世界。他们已经失去了希望。也许有些人已经习惯了。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这里的两百万人中，至少有一半人从未离开过加沙。我们有卫星天线，所以还有互联网。但他们对加沙以外的生活没有任何经验。他们看到这些事情，他们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
巴鲁沙说，加沙人不得不学会在持续的危险和不确定感中生活。“即使在事情平静或看起来平静的时候，也并不平静。电力和清洁水都很短缺。加沙是沿海地区，但人们不能在海里安全地游泳，因为有太多的污水。”他说：“没有什么是稳定的。没有人可以做生意。突然间，发生了战争或局势升级，或者过境点被关闭，供应崩溃。此外，还有来自哈马斯的限制。它限制了妇女和女孩的个人自由。”
巴鲁沙说：“当你生活在冲突中的占领下时，作为一名记者的工作是非常复杂的。”他的妻子在和他一起搬到加沙之前，从未经历过战争。“在2008-2009年的战争期间，我还是单身，那时我的感觉更自由。我可以去任何我需要去的地方。而这些天，我出去了，这很危险。当我说‘我想出去和人说话’时，我妻子就会抓狂。她非常担心，一直给我打电话：‘你还好吗？回来吧! 别太晚了。’”
他继续说：“这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作为一个父亲，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我有时会想，如果我死了会怎样，对我的家人来说会是怎样。能在这里工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加沙人是好人，他们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
巴鲁沙的工作就是记录失去。“不久前，我和一个人聊天，他曾经开了一家商店，但那是在一栋已经被完全摧毁的大楼里。两天后，他居住的高层建筑也被摧毁。这并不是他的错。他只是很不走运地身处这两个地方，”他说。“当我听到孩子们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谈论战争、导弹、火箭弹，谈论政治时，我讨厌这样。或者，当我看到受伤的孩子时，有时我就会说不出话来。今天我去了医院，看到一个因空袭而受伤的婴儿，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他是他们家唯一的幸存者。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为什么？我还能问什么问题？”
在告别之前，我问巴鲁沙他如何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这取决于晚上的空袭有多激烈，”他说。“我起床后，浏览新闻，与我在耶路撒冷的同事联系，商定当天的选题。我出去和街上的人交谈，或通过电话进行采访。然后我开始写作。最重要的时间是在晚上，当一切都很吵闹的时候，想着孩子们，如何让他们保持平静，如何让他们忙碌起来，这样他们就不会总是想着外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如何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加沙，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