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3日，中国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转眼70年过去，西藏经历过达赖喇嘛外逃、民主化改革、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其社会面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藏的发展史证明，达赖喇嘛在1959年3月逃亡印度，或许并不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1959年3月17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AP）
几十年来西藏的发展变化有多大，下面几组数字应该能给世人比较直观的感受。1952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GDP）只有1.29亿元人民币，2020年西藏GDP达到1,902.74亿元，是1952年的1,475倍。达赖喇嘛治理西藏时，西藏文盲率超过95%，儿童死亡率高过60％，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到2020年西藏文盲率下降到35%，青壮年文盲率更是低于1%，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以下，人们的平均寿命超过70岁。
这一系列数字变化的背后是西藏近几十年来高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自1992年以来，西藏连续26年经济增速超过10%，2019年、2020年虽然经济增速低于10%，分别为8.1%和7.8%，但在大陆31个省区中仍是发展最快的地区。正是这种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让西藏的社会面貌逐渐大变样。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后的数据计算，2020年西藏人均GDP为52,157元人民币，以当年平均汇率计算约为7,559美元（约是印度人均GDP1,958美元的3.9倍），达到中上收入经济体水平。
随着西藏经济的发展及中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现在西藏每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人均财政支出超过5万元，位居大陆31个省区第一位。人均财政支出排第二位的北京也只有3万元，可见中国对西藏发展的高度重视。其中，关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更是占西藏总支出的80%以上。
在雄厚经济资源的支持下，西藏人民的生活条件大幅改善。据2020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20年末，西藏公路总通车里程11.88万公里；电话用户总数397.66万户（西藏总人口为365万人），其中移动电话用户321.92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91.6%；全区行政村光纤宽带覆盖率达99%，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85.3%；全区有广播电视台76座，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99.1%和99.2%。
在教育方面，西藏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大学的完善现代教育体系。2020年自治区统计公报显示，现在西藏有普通高等教育院校7所，中等职业学校12所，中学143所，小学827所，幼儿园2,199所；全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9%，中学入学率为93%，高中和中职学校入学率达9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近40%。并且从2012年起西藏开始实行15年的免费义务教育，更对农牧民子女、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费的“三包”政策，让他们毫无负担的接受教育。
医疗方面，覆盖城乡的自治区、市（地）、县、乡四级医疗服务体系初步形成，截至2020年西藏共有卫生机构1,661个，卫生技术人员22,629人。并且，“西藏一直对农牧民实行特殊的免费医疗政策，以免费医疗为基础，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家庭账户、大病统筹和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全面建立。”
正因为西藏经济、民生的全面现代化发展，北京对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越来越失去原有的兴趣。改革开放之初，北京曾积极与达赖喇嘛联络、谈判，希望与其和解，一方面解决流亡藏人问题，另一方面或期待通过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帮助西藏实现社会和谐和现代化发展。不过现实事与愿违，允许达赖喇嘛与西藏接触不仅没有促进西藏发展，反而让追求“藏独”的达赖喇嘛不断在西藏制造骚乱。
达赖喇嘛为西藏发展作出多少贡献？图为西藏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三有村全貌。（新华社）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24日他又在印地安那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紧接着1987年、1988年、1989年西藏接连发生骚乱，其中最严重的1989年3月的骚乱导致10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900多家国营和个体商店被抢劫和砸烂。2008年达赖喇嘛表示“支持藏族人士在北京奥运期间举行的一些反对北京管治的和平抗议”，结果3月14日拉萨发生严重骚乱，暴徒袭击无辜路人，导致18名平民死亡。
2010年前北京方面曾多次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会谈，但结果如上所言，达赖喇嘛带给西藏的不是和谐发展，而是动荡不安。或许北京认识到了与达赖喇嘛接触、谈判的无益，2010年最后一次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判后，至今10多年的时间，北京再没有与达赖喇嘛进行正式的谈判。在北京眼里，应该说达赖喇嘛越来越没有价值，他不能促进西藏的发展，也不能维护中国的统一，已经86岁的达赖喇嘛只能随时间的流逝走向边缘。
如此对待达赖喇嘛的不止北京，十分实现的国际社会（西方国家）也逐渐选择遗忘达赖喇嘛的存在。出于给中国施加压力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达赖喇嘛开始成为西方世界的风云人物，西方大国的议会、大学、领导人的会客室都时常出现达赖喇嘛的身影。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开始接见达赖喇嘛。当时的国际背景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世界期待实现“历史的终结”。
此后美国历任总统开始例行公事般地会见达赖喇嘛，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八年任期内会见达赖喇嘛5次，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和奥巴马（Barack Obama）都4次与达赖喇嘛会面。欧洲大国法国、英国、德国的领导人也曾接见达赖喇嘛，总之，一段时间内与达赖喇嘛会面，成为西方大国爱打的一张牌。
随着中国的复兴达赖喇嘛正在被世界遗忘，图为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见达赖喇嘛。（Getty）
不过随着西藏的全面发展及中国在21世纪的快速复兴，西方大国渐渐减少了与达赖喇嘛见面的兴趣。2010年后，除2012年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与达赖喇嘛进行“私人性质”的会见外，欧洲大国的其他领导人再没有打达赖喇嘛这张牌。奥巴马之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没有与达赖喇嘛会面。拜登（Joe Biden）会不会与达赖喇嘛会面还未可知，但无论见于不见，都无法改变达赖喇嘛正走近历史的角落这一历史趋势。
达赖喇嘛已经很难在西藏掀起风浪，他的可利用价值恐怕所剩无几。现实向来是残酷的，逐渐衰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只会加速离开人们的视野，很快被世界所遗忘。即使他在达赖喇嘛转世方面再有什么新奇的想法或做法，都无法改变未来历史的走向，中国应该会按照藏传佛教历史的传统，在中国藏区选出新一代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为自己、藏民、藏传佛教的长远利益考虑，达赖喇嘛静静的安享晚年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