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直面地中海的加沙天然地理赋予的渡假胜地发展潜力，然而被人为建筑封锁成孤岛之后，游人如果能排除万难来到加沙，在享受其阳光、海滩与美食之际，也许还要担心来自以色列的轰炸。
加沙地带（Gaza Strip）西南毗连埃及，西靠地中海的东南角落，其余陆地全被以色列包围。这片带状陆地全长41公里，阔6至12公里不等，有约200万人居住，是为全球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之一。
从卫星图片可见加沙城的密集程度。（Google Map）
此地传统上以加沙城（Gaza City）及其港口为核心，此城早在公元前15世纪已见诸古埃及军事纪录之中，其在地中海欧亚非交通要道上的位置，也使它跟其他地中海东岸城市一般，见证过从波斯、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穆斯林、十字军、蒙古、鄂图曼等势力的洗礼。如果没有20世纪的以巴冲突，也许这样的一个城市今天已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气息的旅游和贸易中心。
生于20世纪的“难民营”
不过，加沙城的命运，却因加沙地带在20世纪的诞生而变得从此不一样。根据二战之后1947年联合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地分割方案，包括今天的加沙地带在内的土地被归属于在巴勒斯坦上的阿拉伯国所有。在以色列建国所引爆的第一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的1949年，埃及与以色列在其停战协议上划界，区分双方军事控制区，才正式划出今天加沙地带的边界，把加沙从周边地区分割出来。
此番战火造成近20万巴勒斯坦难民逃离以色列管控流入加沙地带，使其人口在短时间内激增了两三倍。在1948、1949年间，联合国就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8个难民营。今天其已登记难民人口超过140万，占全域人口约七成。
跟前几年欧盟应对难民的方法一般，唯一与加沙接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对此等难民从始到今都采取“爱莫能助”的态度。从1948年至1967年被埃及以不同形式管治期间，埃及对进出加沙地带实施严格管制，避免难民流入国土、归化成埃及公民，也使当地难民和原居民都难以离开这片土地寻找生计，使加沙成为了一个经济孤岛。
被地中海、埃及和以色列三面包围的加沙地带。图中深红处为联合国在1948年及1949年建成的难民营所在地。（Wikimedia Commons）
早在1955年，有研究就对加沙作了这样的描述：“过去六年，在加沙，超过30万饱受贫穷打击的人被物理上封锁在一个跟大城市公园一样大小的区域里面。”如果我们将当中的人口数字换成200万的话，这个描述至今依然有效——不少亲身到过加沙的记者、学者都将此地描述为“露天监狱”。
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从埃及手中吞并加沙，为加沙的封锁局面打开了一扇窗。以色列一直将加沙视作殖民扩展区，不断在其中建设犹太定居点，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不少加沙人也能像今天的西岸同胞一般越境到以色列工作谋取生计，为加沙带来过一段经济急速增长期（1967至1982年间，其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
由于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依然积极抗议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爆发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First Intifada），间接带动了1993年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的签订，开启了以巴和平进程。
加沙城中，有咖啡厅服务员放置户外桌椅。（Getty）
和平进程与围墙建设
根据协议，以色列决定将加沙的管治权逐步交回巴勒斯坦人之手，暂时由以色列管控其空域和海域，并建立起今天的加沙—以色列围墙，留下四点通关，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这一片新的边境围墙，加上原有埃及与加沙保安森严的边界，就形成了今天加沙地区陆上全面被围的“监狱地理”雏型。
围墙本身不代表封锁，更可能象征了未来巴勒斯坦立国的边界。然而，奥斯陆协议以来，以色列前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1995年遇刺身亡，后继总理位置的右翼政府与巴勒斯坦当局在关键的2000年大卫营谈判中不欢而散，同年引爆持续数载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Second Intifada）。暴力冲突之间，以色列和埃及都重建了围封加沙的围墙。
2005年以色列单方面全面撤出加沙（包括犹太定居点的住民）后，2006年极端伊斯兰武装组织哈马斯（Hamas）胜出议会选举，被国际社会杯葛，却在翌年夺得加沙控制权，导致西岸法塔赫与加沙哈马斯的巴勒斯坦内部割裂。此后，以色列联同埃及进一步加强边境保安，并于同年对加沙实施封锁。
图中蓝色区域为以色列在2005年撤出加沙前的犹太民用建设区。（Wikimedia Commons）
海陆空全面封锁
目前，加沙的对外陆路基本上只有北沿艾瑞兹边界站（Erez Crossing）通住以色列，和南沿的拉法过境点（Rafah Crossing）通往埃及。两处通关都受到以埃两国的严格管控：除非在极端罕见的情况，没有任何加沙人能离开加沙；除非是记者或者联合国或非政府组织人员，也没有人能够容易地进入加沙；进入了加沙的人要离开亦因以色列的“安全考虑”而困难重重。
各种可以进入加沙的物资种类都受到以色列严格限制，特别是武器、包括肥料、金属器具等在内可用作武装用途的货品，以及建筑用料。因此，今天被炸毁的建筑物要重建，其进程理论上也紧握在以色列政府之手。
同时，以埃两国也在围墙内的加沙边境建设禁区，浪费了大量原可用作耕作的土地。在加以边境一方，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OCHA）就指“禁止进入”的区域阔度可长达500米，而“高风险”区域更可离围墙远至1.5公里；以色列当局于2014年以来更时有在加沙农地从空中喷洒除草剂，使加沙可用作自给自足的土地面积进一步缩小。
加沙地带的详细地图。图中以色列一方围墙旁边在加沙境内的灰色位置为以方设置的禁区。（OCHA）
除了陆地封锁之外，以色列也将加沙渔民出海的限制由离陆地20海里收窄至6海里，使加沙人空有渔业资源而不能用，不能发展港口，也不能开发离岸探得的天然气。而其仅有的机场跑道也于2002年被毁，使之失去与外界空中运输的能力。更有甚者，加沙地区的水电供应，以及电信服务都大体操控在以色列之手。
如此严格的海陆空、通讯和资源供应管制，使得历史上从来都隶属于整个巴勒斯坦领域的加沙地带变成了一个孤岛，构成了一种人为的地理阻碍，使之不能享受其天然地理所给予它的资源和发展潜力。
有学者就将此状况称之为“去发展化”（De-development），即透过限制一个经济体对其发展必需投入的获得和使用，从而破坏或弱化其经济发展能力的过程。根据2015年的世界银行估算，自2007年严格封锁实施以来，加沙的经济产值就收缩了超过50%。在封锁之下，面对着四成失业率的年轻人更是“无路可逃”，可见“监狱”之感并非空穴来风。
街头贩卖烧鸡的加沙民众。（Getty）
隧道对高墙的反攻
不过，正如人类为了穿越山峦会开掘隧道一般，面对以色列和埃及的围墙和禁区，加沙人就决定了开掘地下隧道应对。此等地下隧道的建设起自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签订和约之后。当时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换得埃及将加沙南沿城市拉法（Rafah）一分为二，并建立起加沙和埃及的边境缓冲区，由以色列武装把守，大大阻碍了加沙的物流和人流。
于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拉法就成为了地下隧道建造业的重镇。这个人口十多万的加沙第二大城，高峰期有近1.5万人从事隧道建设。最早的隧道由拉法加沙人的家中地底起建，穿过边防到另一边的拉法埃及人家中，用以偷运物资、武装、燃料、人等等。早在1983年，以色列已首次发现了加沙的地道。
以色列军方发布的加沙地道照片。（Twitter@IDF）
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报告，从2007年至2013年，有超过1,532条地下隧道穿越连接加沙和埃及边境——在埃及以水淹、放毒气、封填等措施的打击下，该报告称这些隧道在2013年中已停止运作。不过这些隧道在加沙重建扮演了重要角色：联合国估算，如果只用以色列准许进口的建筑用料，要从2008、2009年加沙战争中重建过来，起码要用上80年时间。
除了对外运输之外，以色列更指控哈马斯利用隧道进入以色列作攻击平民之用。不过，如果要说军事用途的话，加沙域内的隧道更是哈马斯的成功关键，被以色列方面称为“地下铁”（Metro）。外界相信哈马斯在加沙各大城市，甚至难民营中，都有建造复杂的地道网络，用以收藏火箭和武备，以及方便哈马斯成员匿藏、游走和通讯。如果以色列以地面部队进攻，这些地道也有助哈马斯以出奇不意的巷战制胜。
以色列军方发布、在加沙城一区的哈马斯据点图。当中红色三角为地道口。（Jewish Virtual Library）
以色列当局一直以打击这些地下隧道为其针对加沙的重点战略目标。本年3月，以色列军方就花费巨款完成了加沙—以色列边境的“地下墙”，深达数十米，以阻止哈马斯以跨境地道进入以色列。而在上周以色列的进攻中，其军方更曾向西方媒体谎称以色列正以地面部队进攻，引诱哈马斯成员进入地道部署，加以集中打击。
讽刺的是，在加沙这片天然位处埃及与地中海东岸运输要道的区域，竟因人为的封锁而被迫以另一种人为的地下建设去畅通内外交通。当然，相对于以埃这两个区内强国的封锁，加沙人的地道最多只能提供一时的缓解，并不能真正穿透其人为的“监狱地理”。
2013年，一个英国《独立报》记者曾到加沙亲身访问，问到一位在海旁经营咖啡厅的老板Ramadan Malcha如何看待以色列。Malcha称他不管政治，欢迎任何人来喝咖啡，甚至是沙龙（Ariel Sharon）也一样——沙龙是以色列前总理，其上任前于2000年在上千防暴警察保护下硬闯圣殿山，被视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起因之一。八年过去，加沙封锁依旧，沙龙也在2014年逝世了。
虽然Malcha不管政治，但政治长久管上了加沙，将这片天然地理充满机遇的地域封锁成一个“露天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