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税务总局消息，2020年全年，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已扣除出口退税）完成13.68万亿元，同比下降2.6%。
在此背景下，中国重点城市税收收入又是何种图景，谁受疫情冲击最大，谁在逆势增长，谁又是中国税收收入最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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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京税收破万亿领跑，深圳杭州逆势增长
搜狐城市以4大一线城市、15座新一线城市为样本（以下简称重点城市），统计了各地2020年税收收入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下文税收数据均不含海关代征的税收，此外，由于武汉、郑州、沈阳三市尚未公布2020年税收数据，故最终纳入统计的共计16座重点城市。
2020年，上海市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高达13052.7亿元，领跑全国，约为同期合肥税收收入的11倍。上海之后，北京以246.8亿元的差距排名第二。
2020年中国重点城市税收收入统计/搜狐城市制图
作为全国唯二税收收入突破万亿的城市，上海、北京领先优势明显。
京沪之后，9000亿、8000亿阵营空缺，排名第三的深圳，2020年税收收入处于7000亿档，而排名第四的广州同期税收收入尚不及5000亿元，仅仅约为上海的1/3。
不过，即便广州落后上海、北京多个身位，但较剩余新一线城市而言，广州尚有实力维护其“老牌一线城市”的颜面。毕竟排名第五、第六位的苏州、杭州，2020年税收收入距离广州还有约800亿元的差距，更别提长沙、东莞、青岛、佛山、西安、合肥6市同期税收收入尚不足2000亿元。
从同比增速来看，由于经济增速换挡，同时叠加疫情冲击及减税降费措施影响，2020年大部分重点城市税收收入录得负增长。
在14座明确公布增速的重点城市中，9城2020年税收收入同比去年下滑，其中西安、天津、重庆降幅最大，西安更是以9.19%的降幅堪称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城市。
就在西安等城市税收收入略显惨淡的同时，深圳、杭州、长沙、东莞、苏州5市却在动荡的2020年实现税收收入逆势增长，其中，深圳、杭州分别以5.09%和4.10%的增幅排名前列。
据国家税务总局报告，2020年，全国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7%，增速快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8.7个百分点。其中，以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自4月份以来，连续9个月同比增幅超过20%，全年累计增长23.6%。
而作为高技术产业佼佼者的深圳和杭州，自然受益于高速增长的新经济，税收收入挣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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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全国第五的重庆，税收大幅落后杭州
关于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有哪些，国内学术界有着诸多解释和讨论。
大致来讲，可以总结为经济因素（如GDP总量）、政策性因素（如税率调整）和管理因素（如税务部门加强征管）三个方面。
在上述诸因素中，山东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樊丽明认为，由经济增长决定的GDP 的总量与结构是影响和制约税收收入的基本因素。
从前文图表来看，中国重点城市的税收收入排名与其同期地区生产总值的名次大致一致。不过，其中也出现了典型的“异类”——重庆和杭州。
2020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25002.8亿元，在重点城市中，仅次于四大一线城市排名第五，远远高于同期杭州1.6万余亿元的经济体量。
但在税收收入方面，重庆却大幅落后于杭州。
2020年，重庆市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为2586.3亿元，比同期杭州足足少了1000余亿元。
2020年重庆、杭州经济总量和税收收入比较/搜狐城市制图
何以至此？
樊丽明的研究表明，以我国现行税制，第一产业提供税收收入的能力较差，所以如果一个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大，就会严重制约当地税收收入的增长。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0年重庆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7.2:40.0:52.8，而同期杭州的三次产业结构比则是2.0:29.9:68.1。由此可见，较高的第一产业比重部分限制了重庆的税收收入。
而较低的第三产业比重，也不利于重庆的税收增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原院长郭庆旺等人的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兴起有利于税收增长，特别是有利于企业所得税的增长。同时，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十分重要，增加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税收的现代服务业比重，有利于税收扩张。
而以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正是杭州的强项，重庆市服务业却仍面临着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产业综合竞争能力不强等问题。
2019年11月发布的《重庆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计划》就详尽披露了重庆服务业发展的不足之处。
《规划》指出，重庆市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近40%，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谋划及建设起步较晚，发展水平偏低；新兴高端服务业总量规模不大、发展不够充分；重庆市入选中国服务业500强的企业多分布在传统产业，真正拥有核心技术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知名龙头企业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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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衡省内发展差距，广州税收自留比例最低
当然，税收不仅是反映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也是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重要政策工具。
不过，一个地区税务系统组织税收收入并不全由当地政府支配使用，而是需按照分税制制度规定进行结算，划分各级政府收入。
目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表中的“税收收入”， 即是一个地区自留税收收入的具体数额。由此，我们可通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当地税务系统组织的税收收入”，计算得出一地的税收自留比例。
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标只反映政府间关系的初次分配，考虑到大量的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给地方后的再分配效应，地方事实上的可用财力和满足支出的能力将大幅提高。
2020年中国重点城市税收收入自留情况/搜狐城市制图
统计结果表明，公布相关数据的15个重点城市中，重庆、杭州、苏州、南京、青岛2020年税收自留比例最高，可达到50%以上。而佛山、东莞、广州同期税收自留比例较低，其中广州税收自留比例更是不足30%，排名最末。
当下，中央和各省级政府实行统一的财政体制，而各省在自己内部的财政体制安排上，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于是，不同省份在税权归属和收入分享方案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最终导致各城市在税收自留比例上的差距。
重庆作为直辖市，行政地位与省相同，因而财税体制上与中央直接分成，同样，青岛作为计划单列市，在财税上是独立于山东直接与中央结算，不需或很少经过省级政府分食，税收自留比例自然较高。
而行政级别相同的广州和杭州，税收自留比例却会如此悬殊，则就是由于粤浙两省所实行的不同财权划分模式。
以地方重要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例，广东现行财政体制规定，市县参与分享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部分，中央分享60%，省级和市县各分享20%。
而浙江则规定，省与杭州市（不含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实行总额分享，在分享范围内的各项税收地方部分的分享比例为16:84，即省分享比例为16.0％、杭州市分享比例为84.0％。
换句话讲，即杭州市（不含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中央分享60%，省级分享6.4%，市县分享33.6%。由此，杭州总体税收自留比例高于广州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广东选择此种财权划分模式，也有其道理。毕竟要想扭转省内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现状，省级政府就得集中更多财力以平衡省内发展差距。于是，广州、东莞、佛山这些“省内富户”自然被要求出钱出力，以帮助暂时落后的“自家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