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毛大庆（ID：maodaqing2014），作者：毛大庆，由三篇系列文章编集而成，原标题《人口普查反思》，头图来自：IC photo
一、关键劳动力人口数据背后的隐藏密码亟待破解
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的结果刚刚发布。其实，对于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社会各界已经有了较一致的共识性预期，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由来已久，老龄化趋势的不可逆转也是事实。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学者近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呼吁相关政策，比如放开生育、鼓励生育、加大养老产业发展等方面。
就算是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已经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中国社会老龄化的明显趋势，身边各种生活场景中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与之对应的是达到婚育年龄的年轻人中，单身比例的持续增长。
从七普的整体结果来看，我的感受是：情理之中。
自1990年四普之后，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就进入了下降通道：四普时的总人口增长率是12.45%，五普时降到11.66%，2010年的六普，这个数据骤降至5.84%，刚刚发布的七普，中国总人口为14.12亿（1411778724），较十年前的13.71亿，增长率微降至5.38%。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自1990年四普至今的30年间，中国家庭户均人口数从近4人降至2.62人。
在人口地区分布上，最严峻的问题依然来自东北地区，该地区人口在全国占比仅6.98%，且较六普下降了1.2个百分点。
一个好的趋势是，与六普相比，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出现大幅上涨，六普时，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8930人，2020年，这一数据为15467人。此外，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也有微升。
但与之对应的是，每10万人中，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下降了11%，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下降了7.5%，这一数据对应的最直观的社会现象就是——青少年人口减少。
在详细查阅了七普的相关人口数据后，我发现，其实在一些关键指标上，颗粒度是比较粗糙的，如果不对这些指标进行进一步的拆解分析，我们可能很难看到中国人口现状的底层问题，也就没有可能据此做出更具有前瞻性的决策规划。
数据缺失之一：15~59岁关键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
常年以来，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人口问题，因此，在七普的所有数据中，关于老年人口的相关统计结果大都在我的判断区间内，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进一步得到了印证。但是，对于15~59岁的关键劳动力人口的统计数据，其实存在着更多值得深入挖掘的细分数据。
七普结果显示，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与六普相比，中国的关键劳动力人口出现了明显下降，幅度达到了6.79%。但是，这一数据并不足以说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趋势。
关键劳动力人口的年龄跨度达到近半个世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以10+年为一个区间的数据分析，将年龄层设置为青少年（15~24）、青壮年（25~34）、中年（35~50）及中老年（51~59）四个阶段。
这四个年龄阶段分别对应着中高等教育阶段、劳动能力上升阶段、劳动能力成熟阶段、劳动能力近衰落阶段。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中老年（51~59岁）人口在关键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过大，也就意味着，未来10年内，中国的老龄人口的比重和数量将迅速增长，我们的人口形势可能比目前这份七普数据中直观显示出来的，更加严峻。
相关人群细分数据的分析，对于下一个人口普查周期、以及下一个人口政策决策周期都是非常重要的参照指标。
数据缺失之二： 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
七普数据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这个数据一方面显示了我国近十年来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显著成就，但是，数据中却没有专门针对逾5亿乡村人口的人口结构分析。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近年来，对于中国城镇老龄化的问题，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了共识，并逐步加以重视，而对于中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无论是从养老保障体系上，还是农村劳动力流逝问题上，长期以来，都不在公众焦点议题的范围内。
七普数据中，没有告诉我们，5亿多的乡村人口中，老年人口的占比是多少？51~59岁的潜在老年人口的占比是多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多少？而这些都是关乎乡村发展下一步决策的重要指标依据。
对于远离乡村的“城里人”而言，对于中国农村的认知依然停留在“家家种地，人丁兴旺”的传统认知阶段，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收益逐年降低，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的意愿非常强烈，当这一人群选择离开了土地之后，留下来负责耕作的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很不乐观，中老年人成为了耕作主力。
在中国，现代农业的全面机械化仍处在推广、普及阶段，劳动力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依然非常重要。
农村人口结构与粮食安全息息相关，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严峻的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在农村人口结构偏老龄化的背后，另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城乡养老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大量农村老年人口独守土地，一没有子女赡养，二没有养老保障。这一状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很可能演变为巨大的社会问题。
人口普查数据中应当包含足够详细的农村人口结构分析，这对于我国制定跨区域医疗并轨及相关政策试点，都将提供非常有益的指标支撑。
二、京沪双城与江浙粤三省的人口增长差异
人口地域差异之一：GDP走高，内蒙古人口缘何外流？
本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共有六地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分别是甘肃、内蒙古、山西以及东三省，这个数据与各地的GDP相对照，以上六地中，在人均GDP的数据上，甘肃、黑龙江分列倒数一二位，山西排名第26位，吉林排名第24位，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常住人口出现明显的负增长，流失人口逾65万人，但是在人均GDP上却可以排到全国的第10位。
通常意义上，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大都呈现人口聚集效应，唯独内蒙古例外，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深入分析内蒙古的经济构成就不难找到答案，该自治区内的经济支柱产业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如煤矿、畜牧业，而在外部投资、交通运输、服务业上依然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内蒙古不能对现在的地区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人口外流的趋势仍将进一步持续，而一个地区的资源再丰富，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为支撑，也不可能成为长久之计。
人口地域差异之二：中部塌陷的热岛效应亟待疏解
七普关于各地人口增长的数据中，中部地区、特别是两湖地区的人口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变动排名上，湖南、湖北两省的人口虽然总量依然有一定增长，但仅排在第21、24位，分别增长逾76万、逾51万，而再深入挖掘城市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在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长沙市的净流入人口达到101万，武汉市的净流入人口更是高达214.8万。
两座中部大省的核心城市具有超强的人口吸附能力，因其城市创新力和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了人口问题上的城市热岛效应，这一方面带动了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质量，但另一方面，对于周边城市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热岛效应出现的同时，各地政府应当注意到小城市、乡镇的孤岛效应趋势，城市人口空心化对于一城经济发展的负作用非常明显，这种伤害一旦形成，再想恢复的难度非常大。
人口地域差异之三：市场化程度与人口状况呈现正相关
在各地人口增量分布上，排名前三的江浙粤三省，就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一现象再次印证了我国持续推动市场化发展的决策，并将对其它市场化程度相对落后的地区起到较大的刺激作用和启发。
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推导的逻辑：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活跃指数越高，直接影响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进而可以吸引其它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口主动迁移。
人口地域差异之四：市场化之外的成本因素
市场化水平对于人口的吸附作用非常明显，但另一个对于人口的挤出效应同样值得引起重视，那就是一地生活成本和消费水平企高对于人口的排斥。
北京与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城市，人均GDP高居第一、第二，而且排名第三的江苏省与京沪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样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与两地的政策倾斜、区域位置有关，另一方面当然也与高度市场化水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但是，如果按照“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逻辑推演，在京沪双城是说不通的，七普数据显示，北京与上海的人口增量仅排在全国第13、15位，甚至比河北省还要低。
究其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这两座城市的生活成本较其它地区明显过高，导致很多最初选择京沪工作的人群，最终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生活成本而选择离开。
具体到微观层面，京沪生活成本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居住成本，一方面是两城房价始终处在全国高位，另一方面是房租价格几乎占据了很多新进入者收入的大头。
我们不能回避的是，房地产市场如果缺乏良性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人口流入、人才引进、人力资源培育是有挤出效应的。
三、年轻人真的不想生孩子吗？
必须认清的老龄化误区之一：老龄化与生育率的因果关系
对于如何破解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现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迅速有效提升生育率的问题上，但是，如果将生育率置于孤立问题的场景下，我们很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就算出台一些力度很大的刺激政策，比如通过经济补偿、福利保障来刺激生育的政策，可能效果依然不会太理想。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生育率走低的深层次原因：家庭赡养负担过重才是育龄人群恐生的根源。
养老其实与生育是相辅相成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
当中国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时，现实的情况是，六个成年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抚养一个未成年人。
可以想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会演变成一个中青年家庭赡养12位老年人，其中包括4位低龄老年人和8位中高龄老年人。
如果不对未来的中国养老产业进行进一步的扶持与推动，不对中国养老福利体系进行全面布局，现在仍处在未婚或已婚未育的年轻人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恐生情绪，乃至巨大的生活负担。
这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恐生旋涡，一旦形成，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结构造成巨大的伤害。
必须认清的老龄化误区之二：如何破解恐生心态
从2020年到2030年的十年，将是中国为深度老龄化社会做出积极应对的最后一个黄金十年，这十年间，我们必须要穷尽一切手段鼓励生育。
从最宏观的层面上看，至少有三个可以着手的鼓励方向：
在居住层面，中国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是导致年轻人恐惧生育的重要原因，这是养育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项支出，中国各地政府必须尽快对居住环境与生育环境做出政策支撑；
在教育层面，中国人的家庭教育支出成本近十年来持续走高，甚至已经占到了家庭总支出的大头，这是非常畸形的现象，必须尽快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非义务教育支出做出对应的政策说明，以缓解有生育意愿的人群的恐生情绪；
最后，在育龄妇女的生育环境层面，中国依然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比如产假制度、哺乳福利制度、托育保障制度等方面，都应当制定相关政策，以缓解育龄妇女的后顾之忧。
必须认清的老龄化误区之三：流动人口的劳动使用率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各地政府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流动人口多，人户分离情况严重的现状，将对当地社会经济带来很多规划和决策之外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对流动人口进行更详细的构成分析，素质分析，趋势分析，并利用数据分析的结论，有效提升流动人口的劳动使用率和资源适配率，从而让流动人口形成最大化的生产效率，保证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并在城市就业方面提供好配套服务。
必须认清的老龄化误区之四：剔除堆积效应后的生育率困局
据我所知，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依然有人保有“中国人太多了”这一保守观念。
对于这样的分歧，我的观点是，中国现阶段依然拥有劳动力优势的事实不会改变，但人口的有效指标绝非数量，而是年龄结构和整体素质。
因此，中国必须以最大的行动力改变生育率持续低迷的现状，并以最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发展养老产业。
2020年，中国生育率为1.3，但这是建立在近几年二孩政策带来的堆积效应基础上的，即新政推行之初因受限无法生育二孩的家庭在短期内集中生育。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预判到，未来两到三年，在剔除了堆积效应后，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将降低到更加严峻的低水平上，根据七普的统计数据推算，十年后，中国育龄妇女的总量将出现大幅下降，降幅很可能达到30%。
人口政策：谋已定，需立即行动
根据官方发布的口径，中国人口的峰值仍未到来，具体时点尚没有确定，但人口总量将保持在14亿以上的总体水平上，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劳动力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在七普中还有很多指标性数据，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不过所有数据都在指向着同一个事实：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并且仍在加速，而摆在中国面前的人口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立即制定相关政策、启动相关产业布局。
现在，已经不存在谋定而后动的问题，在政策层面，我们有很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政策可以借鉴，借鉴并非照搬，中国是人口大国，肯定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在鼓励生育以及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方面，肯定要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共识及决策纲领。
写在最后：既不夸大也不回避，中国必须正视老龄化
在七普数据公布后，确实存在一些较为悲观的声音，其中的一些预判观点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对于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我们必须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应对。其实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任何回避的必要，也没有回避的可能，老龄化就在我们身边，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景中随时可以感受到。
所谓正视老龄化问题，中国其实只要在三个大方向上给出明确的政策支持：
在生育端，通过政策鼓励与支持育龄人群，在养老端，积极布局养老产业和社会福利体系，为家庭赡养减轻负担。与此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数量庞大的低龄老年人口，积极发展银发经济，进一步用创新驱动思想，让低龄老年人口发挥更多的能力，以抵消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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