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JD Lasica ，CC BY 2.0
那是2010年的冬天，马克·扎克伯格显得很急切。几个月前，美国最富有的40个家庭签署了“捐赠承诺”，这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以及沃伦·巴菲特发起的一项公开承诺，至少将他们一半的财富捐给慈善事业。
死亡是“捐赠承诺”的最后期限。你可以提前把一半的钱捐出去，也可以在遗嘱中把钱留给慈善机构。26岁的扎克伯格是“捐赠承诺”的第二批签署者之一，他明确表示，他不打算等那么久。
扎克伯格在“捐赠承诺”的新闻稿中说：“人们总是等到职业生涯的晚期才去回馈。但是，既然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为什么还要等呢？”
2015年，在Facebook上市三年后，扎克伯格加倍努力，他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陈发表了一封写给他们刚出生女儿马克斯的公开信。这对夫妇重申了扎克伯格在2010年表达的善意和紧迫感，承诺在他们有生之年将扎克伯格99%的Facebook股票——当时的估值为450亿美元，捐给一个新的慈善机构——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
这对夫妇在他们的捐赠承诺书中写道：“我们世界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热切地相信，人们不应该等待回馈。”
但事实证明，等待正是扎克伯格夫妻的做法。在其最初的五年里，夫妻二人倡议共发放了27亿美元的赠款——大约占他们做出承诺时财富的6%。相比之下，法律规定传统的私人基金会每年要花费其资产的5%。按照他们目前的捐赠速度，这对夫妇只有在活过110岁时才能兑现他们的承诺。而且，还没算上Facebook股票价格的飙升，在该计划的头五年里，Facebook的股票几乎翻了三倍。
当然，扎克伯格可以决定在晚年加快他的慈善事业，并仍然履行他的承诺。但是，美国的税收制度鼓励了“捐赠承诺”缓慢的慈善活动，它不合理地奖励了富有捐赠者的拖延行为。
扎克伯格和其他亿万富翁通过将他们用于慈善事业的钱放入各种金融工具，可以将他们的大部分财富存放多年，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比如将这些工具的控制权传给他们的孩子，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永远不必向慈善机构捐赠一毛钱，同时享受巨大的税收减免。
扎克伯格已经将超过10亿美元的股票转移到税法中最狡猾的慈善工具之一，即所谓的建议捐赠基金（donor-advised fund）。建议捐赠基金提供的税收优惠听起来好得不可思议。把钱或股票或其他资产存入基金，立刻就能获得高达30%的调整后总收入的所得税减免，然后把钱捐出去……时间不限。
虽然一些建议捐赠基金发起人说他们要求账户持有人定期捐赠至少一小部分资金，但这些资金大部分（甚至全部）可以闲置多年，通过投资工具积累价值，并赞助者和金融顾问带来收益。
波士顿学院法学院的慈善专家雷·麦道夫说：“捐赠承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只把钱送到了一半，我不确定如果超级富豪把他们所有的钱都放在慈善工具里，传给他们的孩子和孙子，而且永远不会花这些钱，这样也能把世界变得更好。”
高贵的义务
在某种程度上，“捐赠承诺”可以被解读为亿万富翁们的一种恳求，希望公众不要再盯着他们了。它的论点是，让我们在市场上自由发挥，我们将保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在我们自己的时间里，为你们的利益做正确的事情。
这种逻辑让人想起美国慈善事业的教科书，即19世纪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财富的福音》。自愿的慈善事业是卡内基对巨大财富造成的阶级紧张关系的解决方案。
他认为，捐赠者应该资助“有志之士可以上升的阶梯”，比如公园、艺术品、大学、图书馆。这样的捐赠促进了一个公平的择优竞争环境和“和谐的贫富关系”。
卡内基兑现了他的承诺。在他的壮年时期，他利用宽松的劳动法和12小时轮班制从他的工人身上榨取利润，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几乎捐出了他所有的钱，以今天的美元计算，超过了700亿美元。
就像扎克伯格、盖茨和其他许多追随他们脚步的美国慈善家一样，卡内基确保他的慷慨得到赞誉，将他的名字打在那些能让他流芳百世的建筑和机构上。
同样，参加“捐赠承诺”的亿万富翁们也获得了大量有利的公关。
彭博社在这位Facebook创始人宣布其捐赠99%的誓言后，彭博社头条大肆宣扬：“马克·扎克伯格的慈善承诺设定了新的捐赠标准”，《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还播放了Facebook制作的扎克伯格夫妇接受采访的视频，讲述他们在郊区一栋普通平房客厅里的慷慨行为（这里的平房是指只有一层的独栋别墅）。读者被邀请分享，如果他们“像扎克伯格夫妇一样有450亿美元可以花”，他们会资助哪些事业。
慈善事业的格局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生变化。国会规定了慈善扣减收入的上限，并要求私人基金会提交详细的年度报告，每年至少将其资产的5%用于拨款和运营开支。现在，非营利组织拥有6万亿美元的资产，他们每年收到的4000亿美元的捐款，大部分可以帮助捐赠者减税。
由于较富裕的捐赠者处于较高的税级，他们每捐赠一美元就能获得较大的税收优惠。换句话说，中产阶级的纳税人在向慈善机构捐赠时，实际上比更富有的人支付得更多。对一些富有的捐赠者来说，从资本利得税、所得税和遗产税中节省下来的钱可以达到单笔捐赠价值的74%，按3比1的比例由联邦政府补贴（资本利得税是针对买卖资产获得的利润征收的税种，常施加于股票、债券、房地产、贵金属等）。
最富有的捐赠者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即使在他们的钱合法地离开他们的手之后，他们仍能保持对这些钱的控制。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基金会，雇用员工来管理，并任命一个董事会。
他们新成立的机构虽然不能把钱花在住宅或游艇上，但他们仍然可以在旅行和员工身上大肆挥霍，并且可以花在建立创始人的网络、美化他们的公众形象、提高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的形象，以及与有影响力的第三方结成联盟等方面。
那些选择送出数十亿美元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以倾向于加强自身权力的方式来做这件事。问题是，公众是否应该继续以高达每一美元要付出74美分的价格补贴这些活动。
扎克伯格和之前的盖茨一样，认为大慈善事业的作用是做政府和自由市场不能或不愿做的事情。这可能涉及到拯救需要蚊帐和疫苗的儿童的生命，或者对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取得成果的基础研究进行冒险的投资。
比尔盖茨在其基金会的第一封年度信函中写道：“这些高风险和高回报的投资，只是回报不是以经济收益来衡量，而是以拯救的生命或摆脱贫困的人的数量来衡量的。”
盖茨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这些宏伟的抱负，以防止数百万不必要的死亡的方式捐出了近500亿美元。但并不是所有的捐赠者都认同他的功利主义思想。
新闻报业大亨彼得·布兰特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谷仓里资助了一个“艺术研究中心”，由他的家族基金会管理，他还捐赠了一些艺术品挂在那里。
彼得·彼得森，一位前投资银行家和“捐赠承诺”的签署者，将他的大部分资金留给了一个与自己同名的基金会，该基金会主要致力于减少国家债务，可是它的存在本身就得到了慈善税减免的帮助。
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花了2.4亿美元建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博物馆，该博物馆最初是为了纪念吉米·亨德里克斯（著名美国歌手，音乐人），他把自己收藏的摇滚乐纪念品捐给了该博物馆。
税法的一个怪癖是，所有礼物都被平等对待，你的钱可能最终是用于支付特朗普的画像、普林斯顿大学的健身房或者非洲儿童的蚊帐，这都不重要。
税法所关心的只是礼物的价值和接受礼物的组织的税务状况，斯坦福大学麦考伊社会伦理中心主任罗布·赖奇估计，所有慈善捐赠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用于减轻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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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毫无疑问，扎克伯格迄今为止捐赠的29亿美元已经产生了影响。由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资助的一个研究中心创建了一个工具，帮助跟踪新冠病毒的传播，并处理了16.5万次免费的病毒测试。该基金会资助的其他项目解决了大规模监禁、经济适用房、疾病和STEM教育等问题（STEM是一门基于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四个特定学科中教育学生的跨学科和应用方法的课程）。
该基金会强调，扎克伯格夫妇并不打算创立一个传统的慈善机构。一位发言人说：“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一半以上的员工是技术专家，他们致力于大规模开发最先进的技术并将其免费赠送。我们不只是一个捐赠者，我们一直是一个希望提供其他资源的组织。”
该发言人还说，陈和扎克伯格在作出99%的承诺时才30岁出头，他们仍然打算在有生之年实现这一目标。发言人补充说，这一承诺“与科学、教育和社会公正等问题上高度有野心的长远目标相结合，“这些目标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扎克伯格并不是唯一一个签了“捐赠承诺”但没有履行承诺的人。据新闻评论网站Vox报道，2012年签署承诺书的埃隆·马斯克迄今只捐赠了1亿美元——不到他目前净资产的十分之一。
捐赠承诺的一位发言人说，每个签署者都为履行他们的承诺设定了自己的步伐。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慈善合作部主任罗布·罗森说：“绝大多数签署者都表示他们想在有生之年履行承诺。许多人明白他们需要加快他们的捐赠步伐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我们有信心并相信，认捐者正在贯彻他们独特的计划。”
其中一部分问题是过去几年股市创纪录的速度，这使得超级富豪们更加富有。例如，自从扎克伯格承诺将其投入慈善事业以来，他的Facebook股票的价值已经飙升了550亿美元。
政策研究所的高级学者查克·柯林斯说：“许多亿万富翁的财富收益远远超过了他们当初承诺的捐赠数额。柯林斯与人合作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首批62名捐赠承诺签署者的财富总和翻了一番。
约翰·阿诺德是一位亿万富翁金融家，也是最早的“捐赠承诺”签署者之一，他告诉我，即使是有良好愿望的捐赠者也经常会错过自己的最后期限。他说：“意愿和行动之间可能存在差距。”人们担心他们的捐赠不会有效。人的本性是，‘我明天再想办法’。
一位熟悉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的人告诉我，夫妇二人从来改变他们的承诺，他们仍然打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捐出几乎所有的财富。
但是，仔细研究一下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的财务结构，就会发现税法是如何奖励最大的捐赠者的，从而延伸了慈善是一种无私行为的概念。扎克伯格在Facebook的大部分股份不是由慈善机构而是由特拉华州一家名为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控股公司持有。
杰西·艾辛格（美国记者和作家，2011年普利策国家报道奖获得者）指出，作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可以做很多与慈善事业无关的事情。
它可以进行自己的营利性投资，它可以向扎克伯格的501(c)(4)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该组织从事公共宣传。它还可以通过向扎克伯格的501(c)(3)私人基金会或他的捐赠者建议基金提供股票来获得减税。
当扎克伯格夫妇出售Facebook的股票时，会引发20%的资本利得税。但是，如果将这些股票转移到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就可以以低于2%的消费税出售，而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控股公司则可以获得其全部市场价值的税收减免。通过“赠送”他的股票给他控制的实体，扎克伯格确保这些股票将以各种方式不断回馈给他。
要想知道这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请看身着红袍的扎克伯格在2017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接受哈佛大学荣誉学位时的演讲。演讲内容广泛涉及公共政策和机会的性质，促使人们猜测扎克伯格可能在2020年竞选总统。
扎克伯格在关键时刻获得了这个受人尊敬的讲台，当时Facebook被指责散布支持特朗普的虚假信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哈佛大学也最终从这种关系中受益，因为扎克伯格的慈善机构向该大学提供了超过2200万美元的捐款。
关于这些礼物，重要的是要记住，它们并不仅仅是扎克伯格夫妇送的礼物，这些礼物产生了税收减免，从而减少了这对夫妇欠政府的钱。实际上，美国的纳税人也资助了他们。斯坦福大学的伦理学家和《公正的给予》一书的作者赖克计算出，这种补贴每年给纳税人造成50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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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用税收减免来鼓励他们的捐款承诺吗？
不可避免的是，那些捐出数十亿的人往往会以提高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的方式来做。就像扎克伯格一样，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把钱“送出去”。这些礼物有时是将股票从一个捐赠者控制的口袋（有限责任公司）转移到另一个口袋（私人基金会）。
扎克伯格是硅谷众多利用建议捐赠基金的人之一，这种基金允许捐赠者立即减税，同时将他们的捐赠存放在一个可以传给子女的账户中。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已经在建议捐赠基金中停放了数亿美元的资金，这种基金的设立只需要几分钟。有超过50万个这样的基金，它们现在占所有个人慈善捐赠的10%以上。
硅谷的一位前建议捐赠基金经理告诉硅谷科技新闻网站Recode：“我们在这里以创造捐赠的名义，为全国最富有的人提供服务。他补充说，捐赠者建议基金的目的是“降低税收等级（等级越高，税收比例越高），但实际上并不保证这些钱真的会用于服务社会。”
与私人基金会不同，建议捐赠基金不需要公开披露他们的收入或支付款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扎克伯格向他的建议捐赠基金提供了至少1960万股Facebook股票，目前价值超过60亿美元。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的一位发言人拒绝透露建议捐赠基金中还有多少股份。
但该组织在2018年和2019年宣布的823笔建议捐赠基金赠款清单显示，它向扎克伯格的501(c)(4)附属机构FWD.us教育基金和普莉希拉·陈无薪担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的帕洛阿尔托非营利组织小学提供了超过3200万美元的资金。在这两个案例中，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能够将资产转移到其建议捐赠基金中，获得税收减免，然后将钱捐给其创始人控制的其他非营利机构。
莱克和波士顿学院的慈善事业专家麦道夫是一个名为“加速慈善捐赠倡议”的新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们希望通过要求账户持有人在15年内捐出他们在基金中的所有资金，或者放弃前期的税收减免，来弥补建议捐赠基金造成的漏洞。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将慈善捐赠的减税率限制在28%，这将减少纳税人为富人的慈善事业提供的有效补贴。
所有改革的基本想法都是一样的：停止用税收来奖励那些打欠条的亿万富翁。比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宣布他将把100亿美元的财富用于名为贝索斯地球的基金。《慈善纪事报》认为这一承诺足够可信，于是将他放在2020年主要捐助者名单的首位。其他媒体更进一步，报道说贝索斯已经捐赠了100亿美元来应对气候变化。
事实上，这100亿美元是贝索斯的长期承诺。去年11月他宣布捐出了第一批捐款，是7.91亿美元，比他据说在一艘417英尺的游艇上花费的5亿美元略多。然后，在3月，贝索斯透露了他自我设定的捐赠全部100亿美元的期限：2030年。
鉴于世界面临的所有紧迫挑战，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要这样逐步发放他们的慷慨。
去年，超过三分之二的应对全球疫情的富人捐赠来自同一个人——贝索斯的前妻麦谨思·贝索斯。在一年中，麦谨思捐出了40亿美元，比谷歌和盖茨基金会的疫情捐款的总和还要多。
麦谨思没有把这些钱留在她自己的非营利性基金会、有限责任公司或建议捐赠基金中，而是把它们捐给了超过384个的慈善机构和宣传团体。她还向历史上的黑人学院和大学额外捐赠了20亿美元。
捐赠承诺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协议，即在整个一生中捐出个人资产的一半，而麦谨思在一年内就捐出了她所能捐出的资产，约占她净资产的10%，以满足当时的紧急需要。贝索斯在她自己的捐赠承诺信中写道：“我不会等待，我将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保险箱被掏空。”
2020年的危机，加上已经达到历史高点的股市，揭示了哪些亿万富翁对清空保险箱是认真的，哪些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被吸引到慈善事业。安德鲁·卡内基哲学的核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不应永久存在。
他写道：“死后留下数百万可用财富的人，将在不为人知、不为人称道的情况下离开人世。” 但是，在目前的税法下，富裕的捐赠者所获得的利益鼓励他们继续为未来几代人囤积他们的财富。现在是时候考虑将最大的税收优惠洒在最不需要它们的捐赠者身上是否有意义，以及“慈善”是否真的是形容当今慈善巨头行动的正确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