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40年后的今天，在新的语境下，这一口号所代表的意义被不断收窄，取而代之的口号是“有钱才是深圳人，没钱就是惠州人”。
吊诡的事情在这座城市发生着，深圳既拥有着寸土寸金的豪宅，全国售价最贵的商品房、二手房，也拥有着全国面积最为庞大的“城中村”。
图：2005年-2020年1月，北上广深二手房销售价格指数
来源：谷雨，房天下
受制于经济的不同，处于不同位置的家庭在紧缺的教育资源下，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态与抉择。而这些家庭构成了深圳教育的众生相，而教育问题则反映出深圳整个城市的发展图谱。
提到上海，“民强公弱”的事实大家有目共睹，同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情况截然不同。
俊俊妈（化名）生活在南山区，孩子对口的是当地处于第一梯队的重点公办初中，这所初中聚集了南山区最聪明的脑袋和口袋富足的家长。
作为“新移民”，俊俊妈是幸运的，在养育孩子前，2005年她和先生买下了现在的房子，当时房价1万多一平，但如今她所在的小区变成了学区房，房价如同搭载了火箭。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校，等我儿子上初一的时候，这所学校的教学品质被证明了，一下子很多家长慕名而来，花2000万在这里买一个学区房”，俊俊妈感叹到。
不是名师成就了名校，而是牛娃成就了名校。
俊俊在新西兰有过一年留学经历，小学四年级获得过英文模拟联合国演讲半决赛二等奖，写过几万字的小说，钢琴过了5级，还会编曲，俊俊原本“自我感觉良好”，但初来乍到这所初中时，俊俊觉得自己太“菜”了。
有一天放学，他垂头丧气地回家，对妈妈说，“大家都比我厉害，有个同学钢琴过了10级，而且篮球打得还比我好，还是校队的。”更受打击的是，全年级350个孩子，这位同学考试排名前50，考到前50的同学几乎都是满分，而俊俊排名240。
来自同龄人的“碾压”，激发了俊俊的斗志，他对妈妈说，“我不能再这样颓废下去了。”
俊俊的童年向来过得无忧无虑，在跟同学聊起孩童时光时，同学们几乎都在说自己小学时候不是在做题就是在上培训班，俊俊觉得自己的童年太幸福了。
“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整个班上都是学区房，家长们都很重视教育，这些孩子从小就是鸡着长大的”，俊俊妈分析道。
“鸡娃”背后离不开家庭经济资本的支持。
在俊俊读小学时，他学钢琴、学英文，参加夏令营，一年花在兴趣班上的费用大概10万块，但上了初中后，来自同学们的对比不断地“冲击”着他。
孩子们并不是有意炫富，但是当俊俊亲眼看到同学家的两层house，或者同学们无意间透露自己家在深圳有十几套房子时，俊俊自嘲地对妈妈说，“我们家太穷了，咱们今天就别吃寿司了。”
当然，在这所学校，大家最关注的重点仍旧是成绩，家长和孩子们的目标一致，考上八大，冲刺四大。
在家长圈里，俊俊所在的学校有”八大收割机”之称，只要考到120名以内，就相当于拿到“八大”的入场卷，为了拿到这张入场卷，家长们卯足了劲儿，孩子们力争上游。
最夸张的是，有些家长会一年花20万给孩子报补习班。“语数外生物7门课，每一门应试课程都报一对一的补习班。”
“不像上海，深圳没有那么多私校供家长们选择，所以更多人愿意挤破头，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公立学校，这是现实所迫”，俊俊妈说。
在最近的一次考试中，俊俊考试进步明显，考了110多名，但俊俊刚刚念初一，万里长征还只是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和其他很多家长一样，俊俊妈也为孩子准备好“两条腿走路”。
“我知道这个数据，深圳将近一半孩子考不上普高，老实讲，我是接受不了的，”俊俊妈说，“我们想好了，万一真考不上八大，说明孩子不太适合应试教学模式，那就再把他送到新西兰读高中。”
和俊俊妈一样，吴荣（化名）也是深圳新移民，同样住在南山区。在2002年买下现在的房子时，当时的房价是6300一平，十多年过去，小区的房子已涨到12万一平，旁边的小区是30万一平的豪宅。
如果将孩子送到“八大”称之为“上岸”，吴荣的一只脚已经成功“着陆”。
吴荣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正在读高中，学校正是“四大”，女儿正面临着小升初。
吴荣不主张“推娃”，对儿子几乎放养，在儿子读小学6年级时，儿子有一天突然对她说，“我要考四大”，面对“自鸡”的儿子，吴荣当时也懵圈了。
确定好目标后，吴荣给予充沛支持，研究入学政策，参加数学竞赛、填写简历，2015年，多家学校向儿子投来橄榄枝，最后，他们选择了这所六年一贯制的中学。
目前，儿子念的是学校最好的班级，“在这所班级，花费120%的努力，有希望考到清北，花80%——90%的努力能考上华东五校。”
但即使处于深圳头部的学校，最好的班级，家长们仍旧难逃焦虑的怪圈。“尤其是跟我家老大开家长会的时候，那些家长就很焦虑”，吴荣提高了音量，“在这种班级你都还焦虑的话，你让那些在其他班级的家长怎么办？”
女儿茜茜正在家门口的一所小学读六年级，即将面临着严峻的小升初问题。但从去年开始，深圳收紧了相关入学政策，禁止跨区域入学，茜茜将来只能就近入学。
茜茜有过一段时间的跨境上学经历，从南山到香港，吴荣每天开车送孩子到港口，直到2019年，当不安感降临城市时，吴荣彻底选择了“回流”。
疫情以前，有3万学童奔波于深圳与香港两地。面对庞大的港宝入学难问题，2017年深圳出台了政策，跨境学童可凭积分入读深圳的公办学校，茜茜爸属于高科技人才，所幸“回流之路”还算顺利。
和其他很多深圳中产小孩一样，茜茜自幼学过钢琴课、网球课、羽毛球课，这当中一对一的外教课投入最多，平均一年5万。
孩子要快乐长大，兴趣班是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内驱力，吴荣不过分担心孩子的未来，关于深圳接近一半小孩考不上普高的话题，吴荣说，“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因为我家女儿不会考不上。”
“八大”竖起了一面高墙，高墙之外又是另一番光景。
2010年，张敏一家从美国移居深圳时，儿子4岁，女儿2岁，为了给孩子们打好中文基础，兄妹俩就读的是双语学校，但是随着孩子们的长大，问题开始显露，张敏发现哥哥和妹妹的中文和英文都学不好，张敏决心转校，但结果是让人失望的。
最开始，张敏的目标锁定了深圳的国际学校，但发现很多学校都是新建校，收费贵，且教学质量没有保证。
“要是在上海这种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的话，我就毫不犹豫了，但深圳是真不行，你别看深圳今年可能又要开9家国际学校了，性价比和师资方面还是很让人犹豫的”张敏说。
在深圳，选择国际化路线这条赛道的家长都一窝蜂去考圈内俩所知名的学校，A校被家长们戏称为留学培训机构，2021年，这里收获了31枚牛剑offer,录取率排全国之首；B校被形容为“美国版衡水中学”，作为倡导“全人教育”的国际学校，学校却没有操场，孩子们的脑袋深埋于书海与试卷里。
所谓，需求滋生市场。
张敏看到过，有些孩子为了考上A校，专门花20万去上学校附近的培训班。“这还是起跳费用”，张敏感叹道，“深圳家长的选择是真的少，家长觉得这两所学校有保证，其它学校，你没有办法保证它的教学质量和它的升学率，所以这两所学校家长们是挤破头了想进。”
张敏身边很多朋友的小孩都在A校读书，他们的父母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尊重孩子内心，而这些能考进A校的孩子不仅成绩好，头脑聪慧，冲刺名校是孩子们的自主选择。
离开深圳，搬到香港并不是一股脑的决定。
那时，兄妹俩转学到了福田的一家私立学校国际部，学期末，老师站在讲台上对孩子们说，“see you next semester”，暑假结束后，老师却因签证问题回不来。
“你缴纳了那么多学费，如果每个学期还要担心老师能不能回来，这非常费心。”
在参观了香港的国际学校后，张敏意识到，香港的老牌国际学校历史更为悠久，师资稳定，教学质量也有保证，既然花了差不多的费用，为什么不干脆让孩子在香港上学呢？
古有“孟母三迁”，从美国到深圳再到香港，兄妹俩前后经历了六七所学校，好在孩子们的适应能力强。
张敏注重孩子的运动和音乐素养，妹妹先后学过小提琴、芭蕾、游泳、体操，这当中，女儿最热爱艺术体操，张敏希望借此培养孩子们的兴趣乃至社交能力。
因为买书，张敏加入到一些内地家长群里，来自上海和北京的妈妈在群里热火朝天地囤书，“什么KET、PET，我之前都没有听说过”。
最让张敏印象深刻的来自于身边朋友的邻居，这位邻居来自上海，儿子最近面试上了港岛的弘立，这所学校在香港非常有名，全港排前三。前年，大人带小孩回上海时，发现隔壁家和儿子同年级的小孩，竟然读的英文书比自己儿子还多，而这个孩子其实是上海一个很普通的小康家庭。
张敏所在的另外一些家长群，由身份相近的港宝家庭构成。
2019年的秋天，群里的家长提心吊胆，想要“回流”到深圳，但发现有些公立学校根本插不了班，而私立学校收费昂贵，且面临升学难问题。
同样发生于2019年，这一年年初，任正非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了著名的“深圳教育之问”。他说，“我们海外派遣员工有4万多名，为什么大多数员工都不愿意回来？孩子上学问题，回来以后怎么插班，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即使在非洲，孩子可以上最好的学校，但是回到深圳就进不去学校。”
在这篇被疯狂刷屏的报道下，人们收获了共鸣，有网友写下评论获得高赞，“任老说的是实话，在深圳真的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学位争破头。在深圳要不你是深户，要不你在深圳有房，如果都没有你只能靠拼积分，积分被划为第6类，现在很多公立学校都把第6类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不欢迎外来人了。”
事实上，相比于上海和北京，深圳有着更为宽松的落户政策和入学门槛，问题出自于深圳基础教育学位的巨大缺口。
过去40年，深圳每年新增人口超过40万，常住人口增长了42倍，然而小学数量只增加了1.51倍。
尽管深圳在努力建设学校，但仍旧远远不够。
2019年底，深圳多个区发布学位预警。
2020年龙华区小一学位缺口近8000个，初一学位缺口近3000个；2020年福田区公办小一缺口超过7000个，公办初一缺口超过2000个；2020年坪山区公办小一学位需求较2019年将增长约14.6%、公办初一学位需求较2019年将增长约28.1%。
图：深圳房屋供给结构呈“幂律型”
来源：智本社深圳
深圳人口结构为“幂律型”，拥有商品房或者学区房的家长自然拥有更多选择权，但是更为庞大的普通家庭构成了深圳城市的底座。而学位缺口，最先“买单”的是人口众多的，来此拼搏的打工人。
深圳学位不够，有人归结于深圳土地稀缺，但事实情况是，深圳并不缺地，而是土地用地的结构性失衡。
1980年，小平同志将深圳划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后，其后四十年间，一座座工厂、一栋栋大楼在城市拔地而起。
这里汇聚了腾讯、华为、大疆、招商银行、平安集团、万科等巨头企业。拥有319家上市公司，世界500强企业里，有8家总部在深圳， 全国500强里，有19家总部在深圳……
过去40年里，深圳的确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但在装订华丽的衣钵下，暗影开始显露。
房子和教育是压在家庭背后的两座大山，在深圳，这座山的重量尤为沉重。
我们或许可以从深圳的土地用地规划上找到答案。
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显示，过去十年，深圳住宅用地成交面积为431.5万平米，位居103个城市中倒数第四，不到北京十分之一，上海5.8%。深圳居住用地占整个城市面积只有11%，与国际大都市相比，伦敦、纽约、东京的居住用地占比都超过50%。
居住用地的供需矛盾最显现的结果是房价的一路走高。
而另外一边，深圳拥有着空置率远高于北上广的办公楼，也拥有着全国密度最多的公园。截止2020年8月，深圳已经建成各类公园1206个，对此，有人形容：全部逛完得3年。
图：2020年一季度北上广深办公楼租金及空置率
数据来源：戴德梁行
对于学位的紧缺，有家长在网络上呼吁，“少修路，少建楼，孩子上学才是硬道理。”
时间显得尤为急迫，高房价裹挟着入学难，让一部分失望的家长选择“逃离深圳”，也让大大小小的企业陆续“北迁”，因为在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那里有更多顶尖学府，更好招到人。
2002年，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在民间迅速传播，彼时传言一波巨头公司即将撤离深圳。如今，近20年过去，面对两座大山，人们不再坚信“来了都是深圳人”。
教育乃民生大计，无论是民办还是公办，一座城市的学校本应是“百花齐放”，无论是普通家庭亦或是城市中产，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新移民、外来打工者，每个家庭都应拥有更多教育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