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卷宗Wallpaper（ID：wallpaper_china），作者：王小武，摄影：平深，摄影助理：Eco，视觉：Meiyi，编辑：Jiaruo W，原文标题：《城中村巡游，以及他们的深圳记忆》，头图来自：平深
如果你没有进过城中村，那就不算来过深圳。2006年福田渔农村的“中国第一爆”揭开了大规模城市更新改造的序幕，城中村也开始按照“推到重来”“局部改造”和“综合整治”的方式逐步“换血”。而城中村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曾经，深圳有70%多的人口居住于此，占据着深圳住房面积的一半以上。它伴随特区的城市发展而生，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为城市早期的超高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居住地，承载了无数“深漂”者的共同记忆。
如今，当建筑师、规划师、学者等人士开始提出各自的替代方案：无论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去激活社区，还是通过改造的方式重构空间，无论是驻地城中村中进行社区营造，还是产业升级提升为文化街区，但在我们谈论城中村时，谈论的究竟是什么？是保护廉租租户的权益？保护城中村独特的建筑空间和肌理？还是保护城中村长久以来的历史文脉？未来的城中村会否变成“世界之窗”式的主题公园，或者士绅化的商业街区？这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本期，卷宗 Wallpaper*带来深圳系列专题第一期“城中村故事”。
我们走访了白石洲、上下沙、大芬、水围和南头古城，试图记录这里的街巷与居民、草莽式的生存智慧、真正生猛的波普艺术，试图在这些正在消失或被重建中的城市空间里，拼凑出深圳记忆的另一种叙事，在未来尚未被完全裁定的时候，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大芬村：中国梵高·美术馆·世博会，艺术创作的普遍权
工作日的大芬村没有往日的游客攒动，恢复了原本的清闲和慵懒。在一条条狭窄的小巷里，画师们纷纷坐在他们的小板凳上，开始了周而复始一日又一日的“艺术生产”。随着咖啡馆、网红与直播时代的到来，大芬村的生产模式开始产生分裂：在平日，这里是一个艺术品的生产工厂；在节假日，这里是艺术旅游与猎奇的目的地。
大芬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据说最初由香港画商带着一帮画工进驻到这里，在这个位于深圳经济特区原“二线关”外龙岗区、离“布吉关”不远的地方扎根，从此开始了世界最大的油画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历程。大芬就这么生长了十几年，依托艺术出口消费品的大量外包订单，慢慢诞生出了艺术品全产业链的发展脉络。
2004年的深圳市文博会揭开了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另一篇章，在深圳市、龙岗区的巨资投入下，大芬开始轰轰烈烈地改造起来，总建筑面积2.76万平方米的画家公寓和1.69万平方米的大芬美术馆等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大芬美术馆如同天外来客一般降临在大芬村内，这似乎预示着这个自发聚集起来的艺术村受到了来自官方的认可。
2010 年，深圳市以《深圳大芬村——一个城中村的再生故事》为唯一案例，参加了当年在上海举办的第41届世界博览会，由507位大芬画师共同完成的巨幅《蒙娜丽莎》在深圳案例馆展示给来自全世界的观众。
邓飞
来自湖南邵阳的邓飞坐在一条小巷子里，边画着手里的油画边与人聊天，巷子的墙壁上挂满了大小不一的“向日葵”和“星空”，以及各式各样不同的印象派画作。他到大芬已近三十年，“马上就要六十岁了，”他说。
来到大芬村之前，邓飞曾做过广告和雕塑，“当时的台湾老板想要在大芬开一家油画工厂，可是我来到大芬之后，却不想再为别人打工”，索性自己画了起来。画画之余，邓飞也办起了美院考生补习班，在大芬村的握手楼之间。他拿起工作台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他与学生们的合影。
“曾经也有老板邀请我去北京做线上美术教育，但是比起这里自由自在的感觉，我还是婉言拒绝。”他坐在布满“梵高”“莫奈”的小巷子里，抽着来自老家湖北的“黄鹤楼”。“中国梵高”也讲究师承，在这条巷子摆着的大大小小不同尺幅的“向日葵”中——“我画的，这是300，学生画的，大概100到120块。”
Lotte Zhang（张乐天）
Lotte Zhang（张乐天）的“画廊/工作室”在大芬一条安静的小街上，在充斥着西洋古典与现代油画复制品的大芬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橱窗里一幅《小丑》用电线、乐高玩具、颜料瓶等不同材料拼贴而成，他用喷漆为它上了一层猩红色。这是他近期的代表作。比起个性张扬的作品，这个八零后的年轻人显得有些腼腆。
张乐天来到大芬也有十几年了，“从一个画画的学徒开始”，曾经也是大芬众多临摹画师中的一员，“后来还是决定做一些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从小就喜欢动漫的他许多画作也取材于此，也会经常在YouTube、Instagram等国外网站上搜寻自己喜欢的艺术品，然后按喜好在这些画作基础上再创作。
除了网络上的灵感，往年他也会去香港看巴塞尔艺术展，“毕竟自己的客户大多是外国人或者设计师，对于当代艺术品有着更苛刻的要求。”当被问起最喜欢的艺术家是谁时，他笑着回答，“也没有最喜欢的艺术家，只要看到有意思的作品，不论艺术家是谁都会很喜欢。”
“大芬村油画生意的灵活性、小批量生产、可定制和简单分包等特点——绝非大芬村独有，而是深圳发展早期个体和企业经营所普遍采用的做法。深圳城中村的大规模发展是由乡村集体企业牵头的。在大芬村则发展成为创意产业。”
学者黄韵然在《深圳的艺术家群落和他们的创新中国梦》中写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等级分明的文化艺术界，大芬村的‘画’都算不上具有‘创意’。不过他们通过重拾社会主义价值观让问题得以解决，因为这种价值观认为农民、工人和女性都是具有创造力的。”
在受到国际关注的同时，大芬村也理所当然地保住了其城中村的部分物理空间。而随着高清喷绘技术的普及、疫情之下国际交流的受阻、人们对知识产权的逐渐重视、原创艺术的冲击，大芬村或许也在面临又一个时代拐点？
白石洲：廉租房·世界之窗·旧改航母，深圳的中心与边缘
白石洲曾经是深漂青年的第一站，许多来深圳打拼的人似乎都在这里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城中村记忆。它地处南山的华侨城区域，坐落于深南大道的南北两侧，与世界之窗和高档别墅只有一墙之隔，紧邻高尔夫球场，是深圳关内体量最大，人口最多，建筑最为密集的城中村之一。
这里是深圳的中心，也是深圳的边缘。
据统计，在白石洲约0.6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可达15万之多，将白石洲称之为深圳的九龙城寨也不为过。过去20年里，本地媒体称白石洲曾为深圳总计接待过近300万外地人。2017年6月，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历经4年审议，对白石洲地区所辖沙河五村，正式出台了城市更新规划草案。如今的白石洲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和车水马龙，大部分的街道和建筑都被蓝色的围挡所包裹，上面贴着“楼已清空，非请勿入”的字样。
如今上白石大部分的租户已经搬走，街道上却还有不少送外卖的小哥骑着电动车在这个巨型的废墟迷宫里穿梭。与深南大道北边的上白石相比，南面的下白石则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由于被划入了综合整治的范围里，下白石暂时不用为明日的落脚点而过早担心。
白石洲这样一个“巨无霸”城中村的轰然倒塌，给城市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当隔壁不远处的大冲村已经摇身一变成为高档住宅区和购物中心的华润城之时，白石洲这样一块城市中心区域的巨大土地无疑将带来巨大的想象。而白石洲的居民最关心的问题是：白石洲没有了，我们应该去哪里？
老鹰
老鹰纹身的店面在上白石一家宾馆楼梯的下面，这个地方面积不大，墙壁上布满了老鹰多年来的纹身作品。
来自湖北的老鹰马上就要60岁了，在此之前他曾在老家是一名职业画师，在来到深圳快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在白石洲做了十几年的纹身。他是上白石至今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商家，虽然客流量因为拆迁围挡而减少，好在房租压力并不是太大，他也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继续做着纹身生意。“如果白石洲不能再住了，老鹰也就从此退隐江湖了。”他说。
赵大伯
家住上白石的赵大伯曾在“世界之窗”摆摊售卖小商品，因为疫情的缘故游客减少了许多，他也因此休息了将近一年。
赵大伯1996年来到深圳，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其中一大半的时间都生活在白石洲，得益于在2007年买了一套小产权房——“那时的价格只有800块一平米”——面对拆迁之后的去处，他相比显得坦然一些。如今，他仍然居住在白石洲的一房一厅里，看着周边的邻居陆陆续续地搬离，“我今年58岁，到了60我想回老家”，这是他下阶段的打算。
水围村：口岸·政企合作，曾经“二奶村”如今“老外村”
水围村离深港交界的皇岗口岸只有几步之遥，这里曾经也是途径深圳的香港人聚集之地。自从去年的疫情之后，由于深港之间的人流量急剧减少，这里的生意明显少了一些。
2017年，水围村的29栋统建楼，采用“政企合作”模式实现城中村改造升级，简而言之，是以福田区住建局为主导单位，水围股份公司提供物业，开发商作为项目代建，共同制定符合青年人才的城中村改造和运营方案。
改造后的青年公寓楼下变成了一条士绅化的商业街区，公寓的设计风格十分简约，主要是室内居住空间的改造和交通流线的疏导，最具特色的彩色屋顶也只能在天上才能看到。而楼下裙房的水围1368街区由于是不同的实施主体，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广式骑楼建筑风格。这片商业街区引入了丰富多样的餐饮行业进入，身在其中已完全感知不到城中村的痕迹。
在改造范围之外的水围，依然保留着曾经的城市样貌：美甲店、按摩店、小商贩...... 在此经营多年的意大利餐厅和精酿小酒馆相当热闹。在本土文化、香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相继浸染之下，在“政企合作”的改造路径之中，水围还是曾经那个“水围”吗？
Romario
在水围村一家新开的汉堡啤酒店的门外，Romario正在用他的徕卡相机为这家新开的商店拍摄。他于十年前从巴西圣保罗来到了深圳，开始了他的商业摄影事业。
起初，Romario的主要工作是为深圳各式各样的产品目录拍摄照片，他谈起十年前自己为深圳的电子产品拍摄照片的时候，“那时的产品大多简单而重复；而今天，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越来越多的原创的新潮产品开始成为摄影对象。”
工作之余，Romario喜欢在深圳的湿地公园拍摄各种鸟类的照片，不少摄影作品也曾在《国家地理》等杂志上刊登。在深圳，人们常说：“来了就是深圳人。”对于这句话，Romario的理解是：“至少目前，我还无法想象自己生活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南头古城：古城·新村·文化街区，城中村改造的特殊道路
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南头古城经历了数次变革，由城变为村，又由村变为城中村。2017年，以“城市共生”为主题的UABB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曾选址在南头古城，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到古城的更新之中，此后的“活化更新”也被提上议程。
在双年展数个月的基础设施改造和艺术展览的过程中，南头迎来了来自全世界的建筑师、艺术家和观众，为古城注入新活力。然而展览所能带来的影响终究是短暂的。此后，南头古城的活化更新被政府列上议程。2018年，南头古城被确定为深圳“十大特色文化街区”之一，明确了它将走向一条不同于以往城中村改造的特殊道路。
在这次南头古城的“大换血”中，改变的不仅是古城的建筑空间，也是古城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组成。南头古城的士绅化不可避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有城中村的生活空间。而作为一个非典型的城中村案例，南头古城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深圳的1000多个城中村里，是否也蕴藏着1000多种不同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
蒋甜甜
蒋甜甜真正落脚在深圳生活应该是七年之前，在此期间她做过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也陆陆续续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地点生活过。去年年底，她与几位建筑师一起，准备在南头古城开办一间酒吧+展览的复合艺术空间。
为了更好的照料这家店，她索性搬进了南头古城新装修的青年公寓居住。蒋甜甜在广州、上海、北京也生活过很长时间，但是最后还是选择落脚深圳。
她说：“深圳不管住在哪里，邻里之间都有一种彼此照应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是外地来的移民，都是出来创业的，相互之间会更加的坦诚相待，没有排他性。”
她的新店坐落于MVRDV设计的if工厂一楼，起名为GOLD CAGE，“当下这个时代的黄金屋在哪？”她希望这里能为当下的年轻人提供新的交流场所，“至于cage，我一直会有一种被束缚的牢笼里的感觉，这是现代人可以共鸣的一个点。”
上下沙：广场·祠堂·摩天大楼，离海最近的城中村
上下沙是深圳离海边最近的城中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紧邻着福田的车公庙，这里聚集着大量的办公场地，因为距离较近交通方便，许多年轻人选择在上下沙落脚。
上下沙的周围被各种高楼大厦包围，波浪形的住宅楼如同一面墙，将上下沙与深圳湾隔绝开来。在建的工地处于上沙村与下沙村交界的腹地，未来也将有高楼拔地而起。
下沙文化广场无疑是下沙所有文化特性聚集的产物。在这个巨大的广场里，你可以看到整座城市发展、历史与信仰的不同阶段。
最为中心的是下沙的宗族祠堂，代表着深圳最为原始的民间聚落；背后是高低错落的城中村楼房，是深圳野蛮生长时代的生活印记；其中拼贴了弥勒佛、观世音、革命时期的雕塑、南亚的佛像、八仙过海、园林假山...... 背后是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公寓楼与海景房——当下深圳最为普遍的建筑物。站在下沙文化广场的中心，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在深圳的烙印。
丽湖水族
在上沙握手楼间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处，有一家名叫“丽湖水族”的观赏鱼店。在城中村野蛮生长之丛林社会中，“丽湖水族”显得有些出世，有些与众不同。热带鱼在幽暗的鱼缸中穿梭，散发出五彩的光芒。
水族馆的老板在2009年来到深圳上沙，跟着自己的姐夫经营起了这家水族馆。起初的客人大多是生活在附近的香港居民，他们夜晚住在深圳，白天回到香港上班：“香港人比较讲究风水，可能因为压力比较大，有养观赏鱼的习惯。有的人甚至会留出整个房间，用来摆放观赏鱼鱼缸。”
去年起因为疫情，深港两地的交流受阻，水族馆的生意也冷清了一些。因为两个孩子都在附近上学，闲暇时他也会在店里看一些辅导书。我们走进店里的那天，他正在阅读华大基因的《生命密码》，“生命如此美妙，我们却知之甚少”，书籍的封面上这样写道。
本文参考文献：
1.《深圳超70%人口仍住城中村，复制新加坡模式就能“居者有其屋”？》 |《财经》，记者 焦建 编辑 苏琦
2.《城市更新制度建设——广州、深圳、上海的比较》 唐燕 杨东 祝贺 著
3.《最后的白石洲：深圳最大城中村即将消失》 |《南方周末》刘诗洋
4.《向深圳学习：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从经济特区到模范城市的试验》[美]马立安 / [美]乔纳森·巴赫 / [加拿大]黄韵然
5.《村/城重生：城市共生下的深圳南头实践》 孟岩 林怡琳 饶恩辰 时代建筑2018年第3期
6.《口岸、城中村与深港关系》叶佳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卷宗Wallpaper（ID：wallpaper_china），作者：王小武，摄影：平深，摄影助理：Eco，视觉：Meiyi，编辑：Jiaruo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