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三门峡市义马市东区办事处的河口村，是河南省首批“水美乡村”、三门峡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优秀示范村”，隔壁霍村也是三门峡市的“美丽乡村示范村”。
走进这两个村子，不难发现，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完善，绿化做得很好，房舍排列整洁，村中的道路也很宽敞，配得上“优秀示范村”的称号。
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旁漂浮着各种垃圾、藻类的小河。
在这里，污水处理站已经停运很久了，旁边的人工湿地和排污管道里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
用来处理污水的厌氧水解池、塔式生态滤池、生态植物塘之间的管道已被杂物堵塞，滤池内的生态污泥也已经失去了活性，无法净化水质。
人工湿地上的植物也不是为了净化水质种植的，而是为了“好看”种上了没有净化作用的鲜花。
每到下雨的时候，大量污水就会溢出人工湿地，流到河中。
建设污水处理站，原意是为了更好地处理污水，给村民带来便利。然而现在，污水不但处理好，更是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河口村和霍村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进行了卫生厕所改造，但是只把邻近污水处理设施的村民的生活污水接到了处理站。
距离污水处理设施稍远、生活污水没有接入污水处理站的一些村民，虽然在家建了卫生厕所、化粪池，但污水却无处可去。
村中的负责人说村里会有人去清运厕所污水，但有些老人说根本就没人来帮忙处理。有的老人甚至不敢在家上厕所，只能经常去公共厕所，因为公厕有人运送污水，自家的有心无力。
原本是出于便民利民考虑，才进行的“厕所革命”，如今反而成了大家的负担。
不光是这两个“示范村”，全国有不少村庄，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修建的厕所质量不过关；修建好后没人负责管理；新厕所还没建起来，旧厕所已经被拆除了……
面对种种情况，也有不少人表示了质疑，“厕所革命”究竟是不是真的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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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个活动，向各界人士征稿，收集大家“新年的梦想”。
活动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你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二是你的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杂志社将收到的梦想，选出了244个刊登出来。
这些梦想绝大多数来自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其中既有老舍“希望家中的小白女猫生两三个小小白猫”这样带着童趣的心愿，也有人寄寓了“太平盛世”的期许。
在众多“梦想”之中，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的发言，似乎颇有不雅：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但这看似不雅的言语，却承载着十足的感情——对抽水马桶的渴望。
晚年的周谷城在提到这一“梦想”时，曾说过，自己之所以会有这种梦想，是因为现实中厕所的环境实在是令人无法满意。
“我从小生活在湖南农村，所谓厕所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种田人就在茅草屋旁搭一个篷子解手，或者就根本‘敞向大自然’，要如何‘方便’就如何方便！
后来我到上海教书，住在老靶子路一个叫‘三德里’的一间极小的‘亭子间’里。我实在不能适应上海居民的‘传统’：放一只木桶在房子里的过道上，用块布帘子遮一下，或者就在房间里放只木桶，大小便很随便，不文明更不卫生。
为什么？因为太穷，饭都没有吃，怎能想到厕所间抽水马桶？”
国人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可以追溯到1866年。当时奉命前往欧洲游历的京师同文馆学员张德彝在轮船上看到了抽水马桶，觉得很新鲜，就把它写进了自己的书《航海述奇》里。
就这样，能见识到抽水马桶的人，都成了其他人羡慕的对象。而当时来到国内的外国人，也把抽水马桶当成了“乡愁”。
但是，国内的自来水系统和下水道系统都不完善，绝大多数地区干脆没有。所以想要在国内用上抽水马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上层社会”，才能用上。
还是那句话，饭都没得吃，谁会去想抽水马桶？
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人依旧用不上马桶。尤其是在农村，当时还有人畜同居的情况，人无厕、畜无圈。
而在农耕文明中，素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法，收集粪便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一来二去，很容易沾染疾病。
于是，如何合理收集粪便，才能既供给农业，又不污染生活环境，威胁人的身体健康，是人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1952年，在美军悍然对中朝发动细菌战的背景下，教员提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而对于农村环境卫生工作，提出了“两管五改”。“两管”指的是管水、管粪，“五改”指的是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
这些农村卫生工作，有效控制了粪便中的致病微生物对水、食物和环境的污染，降低了肠道传染病的发生率，同时适应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
管粪、改厕所，依稀可见“厕所革命”的雏形。
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一场巨变，使得“厕所革命”迫在眉睫：
短时间涌入的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厕所感到不适，甚至还有外国游客给大使馆写信，说国内的公厕不够干净卫生。
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得游客数量增加，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也在与日俱增。1980年，城镇人口已达到1.9个亿，有限的公厕已经无法满足需求。
同时由于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对粪尿之类的有机肥料的依赖越来越小，城市下水管道的排泄物根本无处可去……
借着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契机，北京市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市容整洁行动，其中就包括了对公共厕所的卫生整治。
1984年至1989年，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厕1300多座，改建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扩大公厕面积1.6万平方米，增加坑位3300个，6000多座公共厕所基本达到了水厕的卫生要求。
除此之外，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行卫生厕所。比如山东的“三通沼气式”、河南“双瓮漏斗式”、辽宁的“四位一体六栅式”、宁夏的“双高式”、江苏的“三格式”等等。
国内的厕所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缓解。
但这还远远不够。
1988年，经济学家朱嘉明从国外考察回来后，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中国：需要厕所革命》。书的前言中写道：
“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千头万绪。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需要有一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精神。
一个国家的厕所状态，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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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阳市西峡伏牛山老界岭·恐龙遗址园，是一个5A级景区。这里的景观比较独特，每年都有80多万游客来这里游览、参观。
2017年5月，因为厕所不合格，国家旅游局发出通告，称这里保洁不及时，环境脏乱差，给它半年时间整改，不然的话就要摘牌。
其实景区早就发现了问题，不少游客还在意见簿上，对厕所卫生表达了不满。
然而景区一直抱着不会出问题的侥幸心理，直到国家旅游局的黄牌警告。
恐龙遗迹园内有一个恐龙蛋化石博物馆，是这个景区客流量最大，游客停留时间最长的景点。
然而这里的卫生间，只有4个男厕位和3个女厕位，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是整个园区游客意见最大的地方。
被通报后，景区对博物馆厕所进行了新建，面积从原来的30多平方米增加到180多平方米，男女厕位增加到20个，还新设了第三卫生间和休息区。
两位保洁人员不停打扫，和过去排大队、脏乱差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遗迹园内，一共有4座厕所，在景区里步行15分钟，就能找到厕所。其中有2座，还配有休息座椅和饮水设备。
不少游客对现在这种情况，都表示很满意。还有游客说，山里能有这样配置的厕所，是在她预料之外的。
为了改造厕所，旅游区一共投入了两千多万元。并且为了及时发现景区厕所出现的问题，景区还成立了督察组，定期对厕所进行检查。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规定，一旦发现厕所不合格，会被撤销5A级景区，对于管理者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在我国旅游领域，厕所脏乱差，并且数量少、位置偏，一直是广大游客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这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旅游业的一个短板，甚至还会影响国家形象。
很多旅游工作者都表示，厕所问题是很多外国人不愿意来中国旅游的原因。
厕所虽小，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既是实打实的需求，也是文明的体现。
2015年初，国家旅游局针对厕所的短板，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三年旅游厕所建设和管理行动。
4月，中央做出重要批示，强调抓“厕所革命”，是提升旅游业品质的务实之举。
自那以后，因为厕所不合格而被国家旅游部门警告和摘牌的景区有很多，仅一年就有70多家4A级景区被摘了牌子。
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也使得大家对厕所的满意程度越来越高，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方便。
但厕所问题并不是旅游景点独有的。在当今，抽水马桶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家庭的标配。然而农村地区，厕所的问题依旧突出。
每当提到农村的厕所，无数网友都泪流满面：
有人说厕所简陋，大缸上搭两块木板就是厕所，有的人还掉进去过；有人家没有专门的厕所，就在猪圈里挖了一个洞；更让人有画面感的，是里面各种密密麻麻的小生物……
冬天冷，夏天热，味道臭，不卫生。这种糟糕的情况，别说偶尔去村里的人，就是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也会心生抵触。
2015年，总书记在吉林延边考察时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也可以用上卫生的厕所。
比如山东省滨州市，率先实现了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完成了62.5万农户厕所的改造目标。
改造后，不少家里老人还在农村生活的年轻人，回家更频繁了；老人也方便了不少，降低了危险系数。
甚至有村民觉得，大家的精神面貌都因此发生了改变。
“厕所革命”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极大促进了卫生环境的进步。
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患病后的人极度消瘦，会使人丧失劳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危害生命。
曾经，四川多个地区都有因为血吸虫病而导致人绝户灭的记载。
防治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动员当地群众去规定的地方上厕所。人、畜的粪便是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之一。
直到2015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普格县全县，才达到阻断标准，村民们摆脱了血吸虫病的困扰。
卫生厕所和沼气池建设在村里的普及率达到了90%，使用率达到了95%，有效控制了传染源。
厕所的修建有利于控制血吸虫病及肠道疾病的传染，影响深远。
同时，“厕所革命”还为乡村的振兴、发展打下了基础。
甘肃省甘南州尕秀村的村民，以往生活是游牧方式。直到十多年前，才渐渐定居。
以往他们上厕所，都是随便找几块砖摞在墙角，倒点炉灰。
2017年3月，尕秀村被列为甘南州生态文明小康村试点，州委州政府决定在这里发展旅游业——牧家乐。
厕所，正是这里首先要攻克的难题。
按照设计方案，改造方式既有抽水马桶式的厕所，也有生物降解厕所。一间生物降解厕所，成本4万多元，除了扶贫资金支持外，村民还要自筹一部分。
除此之外，每年的维护保养费用还要300多块，上个厕所还要花钱，村民们都难以接受。
然而对于游客来说，住宿条件非常重要。于是在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借钱给村民、调解等多种方式，终于建起了65个现代厕所。
其中，大部分牧民都搞起了农家乐，光第一年户均增收3万元，顺利脱贫，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5万元。
时至今日，“厕所革命”轰轰烈烈，但其所承载的意义，不仅仅是看似简单的改变。
一场“厕所革命”，带来的是多方位的变革：
在科技上，全面提升了厕所质量，并且推进生态化、智能化，实现厕所全面升级；
在商业上，促成了不少产业，有厕所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大的人流量，蕴含着独特的商业价值；
在公共服务、管理和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厕所已经成为最能体现人文关怀、最能引领现代文明的场所。
堆肥型生态厕所
2021年，“厕所革命”已经开展了三年又三年。
正当我们认为，“厕所革命”已经完成的时候，却发现目前为止，不少地方的“厕所革命”事业未竟，依旧存在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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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央视财经一条关于“厕所革命”的微博，引起了无数网友的讨论：
《经济半小时》栏目接到了群众举报，河南省永城市部分农村，改造的厕所不好用、不能用，有些厕所长期闲置，已经成了村里的摆设。
记者来这里采访，发现村民说的毫不夸张：
厕所顶部的石棉瓦一掰就碎；厕所水量太小，冲水冲不干净；塑料化粪池的盖子一踩就碎，十分危险……
除此之外，还有经济问题。除了村里免费配发的少量材料外，砖块、水泥沙子，以及安装、挖坑，其他都是村民自己掏钱修建的。
三年前修建时，村干部曾告诉村民，改造厕所后政府会发补贴。但三年了，一直没有村民领到过这500块钱。
面对诸多问题，记者询问了多个部门，都没有得到解释。
但在官方网站上，永城却成为河南“厕所革命”的样板，还争做全省的领跑者，颇为讽刺。
在“厕所革命”中，鱼龙混杂。为了政绩，只做面子工程，却没有考虑到人民切身利益的情况不是个例。
远的不说，2021年3月，湖北鄂州梁子湖区梁子镇沙湾村的村民反映，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强行拆除了村民家中的厕所。
当地的村里多为留守的儿童和老人，厕所被拆除后，他们想去上厕所，只能去全村仅有的四个公厕。
有的家远的，想上个厕所还要走个两三百米。
而公共厕所的条件也很差：
每个公共卫生间只有五个位置，男厕两个、女厕三个；公共卫生间也没有做化粪池改建，无人维护，环境脏乱；厕所内粪便堆积成山，大家都不敢冲水，只能村民自行处理……
平时还好，一旦遇上阴雨天或是深夜，大家都只能尽量不去上厕所。
“厕所革命”本来是一项让大家过上美好生活的民生工程，但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了纯粹的行政任务。
从实际效果来看，部分地方并没有因此获得群众的认可，反而更让大家心生不满。
目前来看，厕所革命存在着六大问题：
一是配套设施不完全，只有厕所，没有排污能力，新建的厕所中看不中用；二是没有因地制宜，很多地方生活用水都成问题，一步到位的“厕所革命”很难实施；三是做面子工程，表面上改了，实际根本就不能用；
四是补贴不到位，很多群众拿不出钱来修建厕所；五是政策还不够深入，很多人反映自己家乡还没有开始进行改革；六则是无人管理，建完往那一扔，好坏都没有人处理。
说白了，就是糊弄。
“厕所革命”，其实三分靠建设，七分靠管理。
许多地方重建设，轻管理，后续服务跟不上。比如干旱缺水的地区长期停水，有的农户不能正确管理和维护使用，有的地方盖板密封不严达不到无害化标准……
要想继续推行，就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责任到人。一些公厕要配备保洁员定期打扫维护，同时安排一定经费，用于运作。
除此之外，还要讲究因地制宜，适宜当地的环境和技术的发展，才能让大家真实享受到便利。
“厕所革命”，不单单是革厕所的命。
厕所问题是民生品质的短板，是民生问题的晴雨表。有的村民马桶摆在眼前却用不上，是因为出不起自来水入网费，更不要说马桶了。
要真正解决厕所问题，只能一件接着一件抓，积少成多，积小胜为大胜。
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68%以上，每年提高约5个百分点，累计改造农村户厕4000多万户。
要让“厕所革命”照亮每一寸每一户，依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