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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岌岌可危，而拜登总统表示，他想进行反击。他计划召开一次民主国家峰会，动员民主政府组成广泛联盟，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国家的崛起。这似乎很明智。它也呼应着美国的进步时刻，因为许多美国人决心修复他们的民主制度，使其更加公平和包容。
但这里存在一个障碍：要想成功建立一个反对专制的民主联盟，美国需要放弃在界定谁是“民主”方面的垄断。否则最终将形成一个过于有限、无法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联盟，或者是一个让华盛顿显得无可辩解的伪善联盟。
在今年3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瑞典研究机构V Dem认为，“2020年全球公民平均享有的民主水平已降至1990年左右的水平。”根据V Dem的判断，选举产生的专制政体——一种民主沦为不受约束的多数人权力的政治制度——是当今最常见的政权类型。印度、土耳其和匈牙利就是典型。这些新独裁者与他们冷战时期的亲戚（通常是军事政权）非常不同。他们跨越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边界，几乎就像走私者跨越国家边界一样频繁。
如今许多新的非民主国家实际上都是以前的民主国家。在许多这样的国家，公民投票给威权民粹主义者，就是希望民主能够为他们服务。在印度和匈牙利这样的选举制专制国家，或波兰这样的选举制民主国家政府的支持者会坚持认为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而这些国家都被V Dem及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这样的组织视为民主倒退国。截至今年1月，信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人的比例远远高于信任本国领导人的美国人或欧洲人。（公平地说，过去一个月里，随着新冠病毒病在印度各地肆虐，莫迪的支持率受到了严重打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认为这是该国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治理失败。）
新的威权主义并没有将自己塑造成民主的替代品，而是声称自己是一种真正的民主，一种多数人执政的民主。国务院频繁使用的“倒退”(backsliding)概念，让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以民主为一端，以专制为另一端的简单的冷战观念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倒退”是传教士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解释新近皈依的基督徒如何“倒退”到皈依之前的习惯。这个词令人迷惑，而不是起到澄清的作用，因为对传教士来说，倒退者比异教徒更糟糕。
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失去了定义民主的垄断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新的威权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有民主的资格（他们赢得了自由的选举，即使那不总是公平的)，还因为——正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最近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和法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是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我怀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年的封锁和相关限制。由于社会受到恐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人们对什么是民主治理的看法已被打乱。过去一年，在许多地方与这种流行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民主和专制政权不如过去那样可以明显区分。人们无法再从一个国家的政权类型中了解它对大流行的反应有多好（或者有多差）。无论是像韩国和新西兰这样的民主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都成功处理了这个问题。政体类型也不能预测政府会对公民自由采取什么样的限制，或政府将采取何种经济政策。用政治哲学家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话说，“在封锁之下，民主揭示了它们与其他政治政权的共同之处：在民主国家，政治最终也是关于权力和秩序的。”
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边界的模糊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拜登政府以自由之家或V Dem的评级为指导，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其联盟中就应该没有位置。然而，如果以美国的战略利益为指导，印度对于西方试图遏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就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华盛顿面临一个选择。它应当要么假惺惺地假装印度和土耳其等国是民主国家，以便遏制中国，要么在言辞上把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努力与恢复全球民主的努力脱钩。我建议拜登政府采取第二条道路。在我们这个充斥着社交媒体的世界里，虚伪是最大的罪恶。民主活动人士的合法性来自于面对权力说出真相，而民主政府的国际合法性则来自于说出权力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