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个月的送外卖过程中，北大博士陈龙渐渐发现自己快到停不下来了。他意外体验到了一种“上瘾”的感觉，或许也就此成为外卖平台“数字控制”下的一个新“俘虏”。
2018年，正在筹备博士论文选题的陈龙，在无数次路过北京中关村繁忙交杂的路口时，注意到了一个群体的存在。
一辆辆疾驰而过、有时甚至是逆行闯红灯的外卖电瓶车，来往穿梭在行人、机动车之间，骑手们边看手机软件导航，边争分夺秒抢时间。而这样的骑手，奔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马路上，每天每夜为全国几亿人口送去热餐食。杂乱中又显得秩序井然。
陈龙脑袋里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谁在控制他们？
陈龙的专业是劳动社会学，而劳动社会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提炼出看似杂乱的外表下的“劳动秩序”。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也为了完成博士论文，陈龙决定“深入虎穴”一探究竟，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亲自感受一把被“控制”的感觉。他加入了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每天送外卖，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了一次“卧底式”田野调查。
从起初太累不适应，到慢慢摸索经验进入状态，等陈龙发现自己快到停不下来时，他已经“上瘾”了，即成为外卖平台“数字控制”下的一个新“俘虏”。
陈龙将自己的经历和发现写成一篇长达 23 页的论文，题目为《“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论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之后，再次引发网络对于近些年不断触及民众敏感神经的外卖行业的关注。
《环球人物》记者联系到论文作者陈龙，对方表示，希望自己的研究发现可以激发网络对外卖行业和资本数字平台更多的讨论，而不是将关注点放在他本人身上。
“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陈龙加入的骑手团队算得上系统中的一支“标兵”。站长曾自豪地说：“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
从2018年3月初到8月中旬，陈龙开启了他长达5个多月的“外卖生涯”。第一天，他累到虚脱，却只挣了72块钱。但很快他就习惯了，一天能跑30、40单，甚至冒出了让自己都害怕的想法——如何能让平台再给自己多派几单。
用陈龙的话来说就是“极限被撑开了”。
他亲身感受到了自己对平台的依赖，这是“数字控制”给他的最初感觉，也是刚成为骑手时的“蜜月期”。
但很快，在“极限被撑开”以后，他发现，随着自己的“胃口”越来越大，追求的业绩越来越高，平台与他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
外卖骑手与算法平台斗智斗勇的故事，到这里才刚开始。
骑手作为人，最擅长的是积累经验。在经年累月的送餐中，陈龙从老骑手那里发现了一个诀窍——“挂单”。
一般来说，平台要求骑手一收到取餐提醒就要去餐饮商户取餐，不得有拖延。老骑手们往往选择不立即向平台“确认取餐”，而是选择“报备”，意思是“这单我可能会晚到”，提前交付少量罚金。这样骑手便不用马上赶往餐厅取餐，而是等待系统派发更多同一方向的订单，收集满几单后，骑手再统一取餐。如果能够按时送餐，“报备”解除，罚款也会撤销。这种方式被行业内称为“挂单”。
但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送餐延误。为防止因送餐延误带来的惩罚，骑手们发现在餐饮商户附近500米的范围内即可向平台“报备”，而不用真正进店。这样，就既能送多单，又不会因迟到而罚钱。
然而，这种做法很快被平台“识破”，平台修补了这个bug，骑手们靠“挂单”多赚钱的方法行不通了。
陈龙在论文中总结：通过“报备”延长因“挂单”而延误的配送时间，既是骑手工作自主性的表现，也是骑手反抗平台系统“数字控制”的体现。
靠捡漏多接单的方式行不通，骑手们只能想办法从争分夺秒的送餐过程积压时间。
陈龙曾经常去人民大学送餐。学校规定骑手们只能从北门进出，但北门有时离送餐目的地很远，他便停下电动车，小跑从一个侧门进入，抄近路，大大缩短了送餐时间。盈余出来的时间，他可以选择休息一会或是多接一单，大大增加了自主性。
可这个自主性也很快被平台“征用”。平台监测到了这个现象后，利用大数据发现这一路段的送餐时间普遍盈余，便会立即修补bug，再次缩短规定的送餐时间。
很快，平台进一步要求骑手们“提速”。2018年6月的一天，系统大调整：缩短所有送餐时间。
那天陈龙所有订单都迟到了。不仅是陈龙，那天大批骑手都超时了，许多骑手在微信群里大骂平台。
外卖公司系统大调整的代价由骑手买单。一旦超时，骑手轻则白跑单或者罚钱，重则停号。停号意味着骑手半天至一天不能跑单，还得去做线下培训。
为了避免被罚款甚至封号，第二天，骑手们不得不再次突破极限，更快地奔跑起来。
陈龙发现，一切的经验和捡漏行为，在平台面前，都是“小儿科”。平台系统通过大数据总能发现更多可利用空间，从而进一步压缩骑手们的自主性，加强控制力。
被迫学会“自我控制”在“投身”外卖队伍之前，对飞奔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队伍所构成的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陈龙百思不得其解。
亲身体验之后，他明白了背后的运行规律：正是有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他称其为“数据控制”，现在更多的说法为“平台算法”），把全部东西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才能实现对庞大的送餐队伍和流程进行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
在理解了外卖平台的“数据控制”之后，他以马克思的技术控制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数据控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学。
在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中，陈龙总结，外卖平台主要发展“组织技术”来维持其“数字控制”。“数字控制”靠两方面来管理骑手们：一是对送餐环节监控、督促、惩罚；二是为提高骑手效率，设计激励模式。
对送餐环节监控、督促、惩罚可以让送餐员回到“正轨”，陈龙指出：“对骑手的过程控制更多地被转化成了结果控制。如果骑手没有按照预计的时间和路线配送，来自消费者的督促（通过平台软件“催单”或直接打电话询问骑手迟到或偏移配送路线的原因）会让骑手重新回到平台系统计算的时空规划中。”
但仅仅靠“督促”会让骑手们失去跑单动力。于是平台又设计出一种激励模式——“超额游戏”。
关于“超额游戏”，陈龙写道：“超额游戏”使工人控制自己的机器而不是被其控制，这提高了他们的自主性，所以“游戏成为获得相对满意，或者马尔库塞所称的压抑满足的一部分……这种需要的满足不仅再生产了‘自发的奴役’（同意），也产生了更多的物质财富”。
平台越来越“完善”，骑手们也越来越累。
骑手远没有看上去那么自由。“极限被撑开”的背后，是骑手越来越狭小的自由度：平台一方面以升级奖励让骑手主动跑更多单，另一方面以严格的惩罚措施让骑手“步步惊心”——结果是骑手“越跑越快”，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在客户差评、恶劣天气、拥堵交通等不利因素中忍气吞声。
马克思曾总结，工业革命进程中，工人们开始反抗机器的控制，甚至还有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的。
可是在这个反传统的平台模式中，骑手们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老板，能看到的只有客户的差评和平台的惩罚措施。
看不到“老板”意味着骑手无法将愤怒集中到某个对象身上。通过研究，陈龙发现：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上，学会了“自我控制”。
行业难题如何破？
来自美团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美团的骑手总数达到295.2万人，覆盖超过1500座城市，覆盖人口达2.5亿。而饿了么蜂鸟即配官网显示的骑手数量则为300万人。这意味着，全国有至少600万外卖骑手，而且这支“骑手大军”队伍仍在不断壮大。
而为了争夺市场、获取可观盈利数字，面对庞大的骑手队伍，资本方则变得越来越痴迷于“数字控制”。数据显示：2016年，3公里送单限时最长1小时；2017年，被压缩到了45分钟；2018年，又变为39分钟。
骑手们在这种冰冷数字的控制下，只能苦苦挣扎，继而催生出诸多问题。2017年上半年，仅仅是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有评论称，“外卖骑手已经成为高危职业”。
2020年9月，一篇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社交网络。文章指出，外卖骑手被算法裹挟，系统限定的送餐时间越来越短，在算法与数据驱动下，疲于奔命，引发了公众对外卖平台规则的广泛质疑。
外卖平台饿了么和美团相继作出回应，表示将很快调整系统进行改进。美团表示，将马上优化调度系统，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让骑手在路口放慢一点速度。饿了么表示，将尽快发布“多等5分钟或10分钟”新功能，鼓励消费者多给骑手一点时间；同时对部分优秀骑手提供奖励机制和个别订单超时免责。
但上海市消保委相关负责人称，鼓励消费者“多等5分钟”在逻辑上有问题，外卖骑手的关系，是与企业的关系，外卖骑手相关的这些规则也是企业来定，即平台定，消费者在平台下单，商业行为也是针对平台产生，平台责任并不能转嫁给消费者。
今年4月底，北京人社局副处长王林体验送外卖的新闻再次刷爆网络。新闻中，王林12小时完成5单送餐，仅拿到41元快递费。他感叹：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5月10日，上海市消保委约谈美团，要求美团在平台经营过程中要摒弃唯流量思维，要从保护消费者和骑手合法权益的角度，真正落实平台主体责任。
对于受困“算法”下的外卖骑手，如何改变他们的现状？平台、资本、消费者、监管机构之间还在不断拉扯。
但可以看出，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社科研究机构，对外卖行业的关注度都在加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应运而生，陈龙博士这样的研究者加入，更多民间行为已经开始“进场”，资本方通过“数字控制”骑手这种反人性的商业模式，或许很快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