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政府2016年至2018年期间在全面执政下两度修恶劳动法的工时管制，引发台湾劳团及青年群体的高度不满。（中央社）
谈及台湾自1988年以来的五一游行，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同时也是其行业工会会员的陈信行向多维新闻网表示，几十年来，尽管每年五一游行会随着劳工运动的高潮低潮让游行气氛不一样，但就算劳资对抗的情势没有那么激烈，但“五一就该出走出来”是台湾自解严以来劳工运动所共同创造的某种“文化传统”。
陈信行补充道，这也不单是台湾工运独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自1889年以来，为纪念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牺牲，世界各地的工运都有意识要继承与发展的传统。“就算是行礼如仪”，但也证明以劳工集体身份，不问蓝绿、为多数劳工共同利益发声的“劳工运动还没死”。
“走五一游行已是台湾大多数工会团体有高度共识的惯例，不走反而是奇怪”台湾高教工会、机师工会研究员陈柏谦向多维新闻网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每年五一游行能动员出一定规模的人数，而其中有六成至七成是固定的基本盘。
陈信行说，“这或许也是工运是跟其他领域的社会运动一个最大的差别吧！”像是环保运动如果没有什么大一点事情的话，说要上街游行，好像有点怪怪的，但工运在五一这样的日子，就算没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会觉得不上街反而才怪怪的。
从五一游行人数变化来观察，陈柏谦说，基本上没有很巨大的跌幅，人数的增减主要还是取决于该年度有无重大议题带动工会、劳团系统外的更多民众参与，“政党轮替”在五一游行方面，不是决定人数多寡的变向。例如蔡英文任内两度修恶《劳基法》时，也曾为游行人数带来高峰。
然而，五一游行的意义是什么，只是“行礼如仪”吗？陈柏谦认为，五一游行给了不同职种、不同身份类别；或同一职种，但平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人们能有一个“看见彼此存在，以及看见彼此遭遇处境雷同”的机会。尽管人们的诉求，不会在一场游行后就立即达成，但彼此看见的过程，让人们对于劳工“作为一个集体”的想像更容易被形塑出来，也让人获得团结与争取权利的力量与勇气。
另外，谈及近两年来台湾某种“抗中保台”的社会气氛，是否有削弱劳工运动的力量或批判力道？陈柏谦认为，社会运动内部确实存在“投鼠忌器”的问题。现在民进党策动的舆论和“网军”已经很习惯，也很会把批评的声音打成是“国族认同的对立面去”，这个问题不只发生在劳工运动上，也发生在其他社会运动上。
陈信行也有类似的感受。不过，他表示许多对自身劳动处境不满的人们，虽然在投票行为上是“含泪支持”蔡英文，但这也不代表他们就真的认为“蔡英文或民进党是挺劳工的”，也不会为了“抗中保台”就觉得“我就活该被老板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