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阳下,义乌的城北路却格外冷清。

  阿瑞穿着短袖,正指挥着工人们把店里的废弃椅子和空调搬到车上。作为这条“印度一条街”上并不算特别的印度餐馆,他决定彻底关店。

  昔日这条街上来往着印度以及非洲等地的商人,他们聚集在义乌,把中国制造的小商品批发到全世界——他们休闲时最爱的,就是在城北路这条总长不到一公里的街边,吃上一口家乡菜,放松放松。

  一天两三千人民币的营业额是阿瑞餐厅的常态,在这样热闹的地方,也算不得顶尖。但刚刚再度暴发的印度疫情,压垮了阿瑞把餐厅继续开下去的执念。


  餐厅老板:亏损近100万




  见到阿瑞的时候,店里的东西已经被清空得差不多了。

  门口摆着成堆的,还没开封的矿泉水。店里没开灯,一进去扑鼻而来的是印度香料独有的咖喱味道。桌椅凌乱地堆放在一起,地上的苍蝇不知被什么粘住了,挣扎着飞不起来。

  门口几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已就位,一个负责搬桌子,一个负责回收电缆。阿瑞站在门口,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他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他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从2020年2月起,他们的餐厅就没有再营业过了。





  “没有恢复航班,他们都过不来。”阿瑞摆摆手,他的餐厅的主要客户就是来这里采买订货的印度商人。然而疫情让他的餐厅瞬间冷清了下来。

  但是他当时没想过放弃。

  从去年2月份开始,冰箱里的食材陆续坏掉,吧台里开着的饮料陆续过期,餐厅持续亏损的情况下,阿瑞依然在坚持。他给店里的四个印度厨师在义乌的房子交了一整年的房租——即使他们留守印度,不知何时才能来到中国。

  随着中国国内的情况逐渐转好,阿瑞似乎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印度再度暴发的疫情,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已经亏了100万了,现在没办法,只能以两三千块钱的价格把这些(店里的东西)卖掉。”阿瑞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阿瑞的妻子是中国人,两人长期定居在新加坡。除了这家餐馆,阿瑞还有一些外贸生意,只不过今年情况都不是太好。

  而阿瑞经营的这家印度餐厅已经算是坚持得比较久的了。在这条街上,很多家原本的印度餐厅早已人去楼空,大门紧锁。从门外向内看去,只有破败的墙皮和地板,唯有一丝空气中漂浮着的咖喱味道,表明了它们曾经的身份。

  12家印度餐厅中,还在营业的只有三家,但店内都空无一人。7家店已经在门口贴了店铺转让的告示,还有两家还没搬空,却也面临着和阿瑞餐厅一样的命运。

  物流公司:制氧机订单暴涨,五一需要加班



  




  坐落在一群倒闭的印度餐厅之中,谢琼却格外忙碌。


  从4月20号起,她的物流公司订单突然上涨,甚至直接爆单。找她来订舱位的,都是之前合作的印度商人。


  她是做专门针对印度的航空物流的,疫情对物流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在印度疫情再度爆发的当天,她就感受到了一些变化。

  “客户下的订单几乎都是制氧机和血氧仪,我们只能尽量给他们排上舱位,因为现在航空公司都没有位置,除非包机。”她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现在大量的制氧机堆在机场,单个制氧机的价格已经从几百涨到了上千。运费也坐地起价,从以前的25元/公斤涨到了40~50元/公斤,价格直接翻倍。

  “没有办法,各个地方都没有现货,你着急要就只能加钱。”谢琼说道,这几天,她接连接到一些老客户生病的消息,“跟我合作的客户,有的他们自己也生病了。昨天还有个客户跟我说,因为他连带着工厂100多个员工,都在等着制氧机救命。”和印度人打了10多年的交道,说到这里谢琼不禁叹了口气。

  但是,她表示自己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尽快地把能安排的舱位安排掉,五一再加点儿班,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王许雪经营着一家十多平方米大的玩具店。这里上千种款式的毛绒玩具和毛绒包,主要销往中东和南美,其中印度客商的占比约30%。“有二三十位印度客商都是我们的老顾客,以前他们几乎每月会下几次订单,但过去近一个月,我们店都没收到印度的订单。”王许雪说,有的印度客商下了订单后,最近却联系不上了,“大概有二三十万元的货物,现在还积压在仓库里。”

  同样经营毛绒玩具批发生意的吴厚兴,也感受到了印度疫情带来的变化。以往的一些老客户,在下了订单之后却迟迟没有动静,吴厚兴备好了货,却等到了对方一句“我们这边已经封城了”的回复。

  不过,对于他们大多商户而言,印度市场的暂时缺失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印度做不了,我们还可以做其他市场,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巴西、智利、俄罗斯等,这些地方的订单都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了。”

  然而,对于一些只专注于印度市场的小型外贸公司而言,这无异于灭顶之灾。40岁的金女士在义乌一家主营文具、日用品、钥匙扣等杂货的外贸公司工作,自从听说印度德里和孟买封城后,她就开始焦虑不安。“去年受疫情影响,外贸生意本来就不太好,直到3月才逐渐稳定下来,结果刚好转一个月,印度疫情又暴发了。”金女士说。

  在高峰期时,公司每周从义乌出去七八个集装箱的货物,物流的订单量在20至30万单;但去年以来,几乎每周出三四个集装箱,上周只出了一个集装箱,这周更是没有订单,公司几乎停摆。

  “我们的工资和出单量直接挂钩,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也只能另谋出路了。”金女士说,公司员工已从原有的5个人减少为3个人,“我们的老板就是印度人,他在印度家中隔离,现在也很难联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