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她们能看到富人家庭和普通家庭，在物质、观念、心态上的诸多差异。她们目睹过诸多豪奢的生活方式，也见过“起高楼，楼塌了”的人间起落……在二人眼里，“有钱”与幸福无法挂钩，李萍工作这么多年，“只见过一个特别和睦幸福的有钱人家庭，但这代表不了大多数”。
富人养娃：不吝金钱，照样鸡娃
“在深圳，没有一个家庭不重视学习的”。不过，据齐淑华的观察，富人家庭与普通人家庭的孩子，无论是生活，还是教育，投入差别都很大，对孩子的焦虑也不一样。
在李萍服务过的富人客户当中，家长在培养孩子上不吝金钱，也鲜少跟孩子提到钱。“请个家教1个小时500块，唱歌一对一授课，一节课45分钟，就要800块，再贵的投入，他们都不会跟孩子谈起花费”。
有的家长早早就为孩子选择了艺术这条路，多数家庭把孩子朝着名媛、贵族方向培养，出国留学也提前纳入了规划。李萍每周得提前做好表格，今天送这个孩子上钢琴课，明天送那个孩子上小提琴课，后天早上5点，要送球包到高尔夫球场……孩子再长大点，家长还会安排马术课。
李萍曾在一个富人家庭里，负责12岁女儿的接送。女孩跟同学聚餐、游玩，李萍都要在旁边陪着。李萍发现，几个经常在一块玩的女孩，情况都各不一样，“有的是父母开车接送，有的自己搭地铁上学”，由阿姨每天接送的，也只有她服务的这个家庭。
女孩考完试，和同学出去玩，家长会叮嘱“好好玩，钱都在阿姨手机里”，“孩子不沾钱的，买什么都是交给我”。
只是在鸡娃这一点上，所有的家庭似乎都没有多少差别。
齐淑华在天鹅堡的一个家庭里，做过1年半的住家保姆，家里两个孩子，“书包一放下，家庭教师就来了”。除了家教，还有舞蹈等各种培训班，等着两个孩子。周末两天，孩子的时间被课程塞得满满当当，司机要计算好时间，送完老大的去学习班，再接小的从另一个培训班回来，每天如此往返多次。
李萍服务的客户家里，读高中的女孩周六看书看到凌晨1点钟，“她不睡觉，她爸妈都陪着”。
“孩子太辛苦了，看着都心疼”。在齐淑华看来，如果孩子自身缺乏动力，砸再多的钱，上再多的培训班，效果都不会明显，“有个客户给儿子报了一堆班，花了好多钱，孩子照样不及格”。
不过，在高知家庭里，二人也看到了不少新颖的教育理念。
齐淑华曾服务过一个家庭，先生有英国留学经历，太太在华为上班，家里有两个孩子，从小感冒不吃药也不打针，降温了还是只给穿短衣短裤，齐淑华看着不忍心，爸爸坚持说国外的孩子就是这样，“也奇怪了，从小学到高中，几乎就没生过病”。
二人还发现，富人家庭中年父母一般不会跟老人同住。李萍的一个雇主家里，爸爸不愿意让外婆多带孩子，“觉得外婆太喜欢看电视，影响孩子的习惯”。
在华为女主人的家里，齐淑华做了8年的钟点工，“负责下午4点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爸爸一般7点半就回来了，每个月能见到妈妈两三次”，有时候齐淑华在家里陪着孩子等父母，“晚上11点，睡了一觉妈妈才回来”。
在华为妈妈的家里，如果家庭教师不在，孩子作业写到一半，就要问齐淑华“这个怎么做”，她摆摆手“阿姨也不懂”。而后孩子把问题拍照，用手机发给妈妈，妈妈在手机上教孩子做题。
俩人发现，多数富人家庭里爸爸都很忙，有些妈妈不算太忙，但还是会选择用钱来替代应有的交流和陪伴。
李萍曾在水榭花都一个台湾人家里工作过一年多，家里两个孩子，姐弟相差一岁。爸爸忙于做生意，晚上回来的晚，早上起床也晚，工作日几乎跟孩子碰不上面。
孩子妈妈偶尔谈一些业务，花在事业上的时间不多，不过她喜欢开车出去玩，“恨不得我是全能的，她不用管”。除了日常的接送，吃饭，洗衣，孩子看病，买笔、纸等文具，复印学习资料，都由李萍来做。
李萍带弟弟多一些，孩子跟她很亲，“还跟我说‘阿姨我长大了带你去美国’”。到了晚上，孩子要闹着跟李萍睡，“我也头疼，他在床上乱转乱踢，整个晚上都睡不好，可赶都赶不走”。
工作一年多后，李萍还是提出了辞职。
起因是妈妈出去玩了一个月，两个孩子病了。李萍打电话把女主人催了回来，“她一回来就埋怨我做不好事情”。
李萍觉得委屈，三四百平方米的房子，就她跟一位钟点工负责，买菜做饭洗衣她都要管，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早上送他们上学，做完饭，再去接他们，中午吃完饭你搞完，又该送他俩去学校，下午到晚上又要重复一轮。”小孩调皮、闹腾，带着两个孩子太辛苦了，李萍病倒过两次。
“很幸福的有钱人家庭，只遇过一家”
齐淑华和李萍工作过的豪宅家庭里，多数丈夫非常繁忙，和家人的交流相当有限。如果夫妻俩都忙，那双方在家里的交流更少。
齐淑华在华为妈妈家里待了8年，最开始的两年，她能看得出来，夫妻俩如胶似漆，感情特别好，到了后面几年，她发现两人在家里很少搭话，“可能是被工作、生活磨的”。
在天鹅堡住宅区里，齐淑华常常看到老夫少妻的家庭模式，“老公看起来年纪很大了，挽着20多岁的太太”。
工作这么多年，李萍只经历过一家“非常幸福”的富人家庭。
夫妻俩在深圳开公司，俩人是大学同学，感情非常好，女儿学习也厉害，从没让父母操过心。一家人讲话幽默诙谐，家庭氛围轻松且民主，“女儿跟爸妈争一个事情，只要孩子讲的有道理，爸妈就不会多说什么”。
李萍喜欢这家人，大人孩子都很有素养，“觉得你哪里没做好，就坐在一起聊几句，讲清楚就好了”。家里四处都摆满了书，男主人特意叮嘱李萍，“没事可以多看看书”，李萍来深圳之前，在广西做幼师，平时也很喜欢读书。
“不过这代表不了大多数，我遇到过的也就这么一家。”
“大多数是什么样子？” 我问李萍。她笑笑，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今年3月，一位老客户邀请李萍到家里上班。李萍在2013年到2016年，曾在这位女士家里做了3年阿姨，“那3年，夫妻俩做生意蒸蒸日上、日进斗金，前后在黄埔雅苑、红树西岸买了房子，又在老家买了别墅”。
等到再次走进女士家里，李萍发现这个家庭早已物是人非。女士换了丈夫，又生了两个孩子。
原来，这位女士的前夫喜欢到澳门赌博，几年间输光了家产以及3套豪宅，女士也跟现任老公产生了感情。前夫为了还赌债，离婚时问女士要1000万，最终两人把价格谈到了800万收场。
“先生四十多岁了，现在去给朋友打工了，这位太太也欠了一屁股债”。
李萍在女士家里只待了一天，就提出了辞职。“以前和家里的男主人、小孩相处得很融洽，聊天也很轻松”，在新家里，李萍“总感觉浑身不自在”，她也能察觉到现任先生的拘谨与尴尬，“我们没话讲的，晚上我在厨房刷碗，先生吃饭的时候，转过去把背对着我，应该也很不自在”。
看着好好的一个家，几年间面目全非，李萍心里不是滋味，总觉得“哪里都不舒服”，再没心思待下去。
齐淑华在华侨城天鹅堡工作的那户人家，除了司机，还有两位住家保姆——齐淑华负责做饭和一部分清洁，另一位阿姨负责接送小孩，和房子另外部分的卫生。
齐淑华在这户家庭只工作了一年半，就提出了辞职。
离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自由”，“疫情期间，有4个月没出过房子大门”。
雇主要对保姆的安全负责，即便在正常时期，齐淑华要出门，也得征得雇主的同意，“出去买个卫生纸，也得太太批准”。每周齐淑华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女主人会婉转地提醒她，“最好在那一天把要买的东西买齐”。
齐淑华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住在雇主家里，这一点很难实现。每次需要女主人同意不说，她每晚忙完已经8点多，“自己洗完澡，洗洗衣服都9点多了，你出去走走，回来开门关门，又怕影响小孩休息。”
几年前，家政公司曾派齐淑华到一个别墅住户家里工作，工资比其他客户家高出2000元，被她坚决拒绝了。那是同事们避之不及的客户，“进去就跟坐牢一样，一年都出不来一次”。
齐淑华听过别人的描述，5层别墅，每层都有一个保姆，做饭由专门的大厨负责，大门由保安把守，“进去就出不来了，买点东西都要保安帮忙”。
在天鹅堡豪宅区上班时时，齐淑华和另一位住家阿姨，住在保姆间的上下铺，“一般保姆间设在厨房隔壁，空间不会大，空调、洗手间什么的，配的都很齐。”
住别人家的不自在是多方面的，吃也是其中之一。“吃饭都是大家一起吃，水果、牛奶这些，有些客户愿意叫你吃，有些不愿意。我们年纪大了，得考虑营养，自己买的时候，也会担心说不清。”
在一个家庭里，家政人员之间也存在鄙视链，“客户一般最看重月嫂，人家照顾的是小宝宝嘛”。
齐淑华有个老乡，在一户富人家庭做保姆时，曾被月嫂欺负过，“家里两个阿姨一个钟点工，月嫂一会安排她们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老乡在这户家里工作没多久，就被雇主辞退了，因为“月嫂跟客户说她干的不好”。
最让齐淑华气愤的，是另一个老乡阿玉的遭遇。 阿玉在一户富人家庭里工作了15年，“平时说的很好，什么年纪大了给她一份养老费”。疫情期间，阿玉因为儿子的婚礼，请假回广西老家了一个多月。再回深圳时，还未走到豪宅门口，雇主就吩咐另一位阿姨，收拾好阿玉的衣物行李拎了出来。
就这样，阿玉在豪宅门口，被通知解雇了。没有理由，更谈不上劳务补偿。
那是一户巨富人家，住在南澳一千多平方米的别墅里，配备着泳池和球场。除此之外，在深圳多个豪宅区都有别墅。说不清是因为疫情，还是其他原因，阿玉连进门收拾行李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扫地出门，“在公司上15年班，还要给笔遣散费吧”。
在齐淑华和李萍的职业经历里，愿意请住家阿姨的，多数还是中产和富人家庭，“普通家庭一般请钟点工多一些”。
俩人算过一笔账，做住家阿姨，起码能省下2000元左右的房租及餐费。尽管如此，齐淑华和李萍还是不太情愿住家，“别人家再好，那也是人家的，怎么着都拘束，只有回到自己的住处，才觉得浑身都是轻松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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