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条（ID：yitiaotv），自述：张大磊，撰文：洪冰蟾，责编：石鸣，头图来自：《下午过去了一半》
2021年3月，《下午过去了一半》获柏林电影节短片银熊奖，导演张大磊被誉为“毕赣之后，中国电影最惊喜的发现”，2016年，他的处女作《八月》曾一举拿下金马最佳剧情片，公映时陈道明也来力挺，号召大家“像90年代一样看电影”去看这部片。
《八月》讲的是一个12岁小孩眼中的父辈生活，片子剪出来，父亲看后一度对他失望透顶。
《下午过去了一半》是《八月》的续作，讲的是这个小孩长大成年之后的故事，基本延续了原班人马。
两部片子的起点也是同一个：2008年，张大磊在姥爷家小院发呆的一个下午，那时候，人、车、马都很慢，日光很沉静，记忆很悠远。
4月，我们在北京专访了张大磊，聊了聊他横空出世之后的生活，他现在有了两个孩子，只能生活间隙拍电影。“现在生活的底噪太大了，我想提醒自己，尽量慢一点，闲一点，不要丢失了生活的闲笔。”
张大磊念旧。
他今年39岁。身边的朋友，还是打小玩到大的那帮人。妻子是15岁那年爱上的女孩。拍电影，主角总是叫“小雷”，从12岁拍到16岁又拍到18岁，镜头外的时光和镜头内的一起流淌。
他到26岁时依然一事无成，在北京待不下去，“逃命”逃回了呼和浩特。他的父母在北京，他没出息地窝在家乡小镇，和通常的模式是反着的。谁也没想到，八年之后，寂寂无名的他一举拿下金马奖，而且是最高奖项。
那天晚上，宣布最佳剧情片得主时，张大磊已经“陪跑”了一整晚，正两眼放空，嚼着口香糖。听到《八月》的名字，他的第一反应是抱住头，满脸诧异，恍惚间站起来，脱口而出“我靠”。上台领奖时连口香糖都忘了吐出去，慌乱之间塞进了衣服口袋里。
事后他才得知，评委会成员们看片时都很纳闷，一个青年导演到底玩了什么把戏，拍了这么一部“闷片”，却能像黑洞一样把他们都吸进去，于是坚持把片子看了两遍。
评委会主席许鞍华用“鬼魅”来形容张大磊。她自己拍过《天水围的日与夜》，那也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家常故事，“本来应该很难‘骗’到我这样的导演，但他做到了。”
大量影史经典作品被拿来对标《八月》：《一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天堂电影院》《四百击》《阳光灿烂的日子》《城南旧事》……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闻天祥形容《八月》“有点像契诃夫的戏剧一样”，“幽微地、生活化地去讲一代人怎么被改变了”。
这大概是张大磊始料未及的。拍片之初，他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一个“初心”而已。他把故事梗概讲给姥姥和姥爷听，都是他记忆中12岁那一年的往事：
小学升初中，暑假没有作业到处疯玩，1994年国企改制，爸爸赋闲在家，太姥姥生病了，病得很重，姥姥照顾她，给她喂粥吃……老人莫名其妙，这不就是自己家的流水账吗？拍出来有什么意思？
他努力解释，最后提到了那年夏天家里那盆盛开的昙花，一个晚上开了九朵，大家纷纷来合影留念。“昙花开放有意义吗？它还会凋谢的呀。但它就是一定要开放。它是存在的，存在得你不可能去忽略它忘掉它。”
他动情了，泪水流下来，老人点点头，真好，你去拍吧。
那是2008年。他是一个性子极慢的人，慢得就像《疯狂动物园》里的那只水獭。等到2012年，他才把剧本写出来，还是因为在鲁迅文学院上课的契机，要求一个月的时间交一个剧本。
开机还要再等三年，2015年夏天才开拍。这让人不敢相信他竟然是个射手座，“后来别人告诉我，30岁之后要看上升星座，我的上升是双鱼。”
张大磊身边的朋友用“郁郁不得志”形容拍《八月》之前的他。上学的时候他是个逃学的坏学生，有一次他拐回学校拿书包，被老师拦在教室门口：“这位同学，你是这个班的吗？”
初升高没考上，他复读了一年才上高中，《八月》里父母为了小雷的升学问题东奔西走、求人送礼，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高一读了半年，他终于辍了学，当老师的妈妈绝望了，当电影剪辑师的爸爸却坦然：既然这孩子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换条路也好。
千禧年之际，17岁的他“被放逐”去了俄罗斯，一呆就是6年，在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念导演系。这个学校以前是个造胶片、镜头之类的工业院校，从来没有出过导演。
他在那边最大的收获是“自由”，专业课没有教材，上课内容就是跟导师闲扯。他交作业就是找一间四面墙都贴了海报的旧仓库，拿着小DV在地上打了四个滚儿，就成了一部短片。
毕业当天，父亲和他郑重谈过一次天，告诉他要面对现实。“我说我是搞艺术的，为什么要面对现实？我爸说那你拍片总要有人给你投钱吧，我说为什么要有人给我投钱，我手上有一个DV，我可以去拍东西，只要我的作品是好的，我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我就是一个导演。”
事实证明，他父亲有先见之明。从2006年回国，到2015年自费把《八月》拍出来之前，张大磊一直在到处碰钉子。像许多草根出身、一战成名的新人导演一样，为了糊口谋生，张大磊去干了好几年婚庆摄影。
《八月》里，张大磊给电影去了魅。他在片中极力淡化自己成长背景中和电影有关的部分——父亲是金鸡奖获得者，自己从小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里长大，深受上一代电影文化的熏陶，他曾经还有机会上手剪了塔可夫斯基的名作《镜子》的胶片。
“那时候电影厂制度下，很多人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是分配的，我爸以前就是工人，分到了电影制片厂，”张大磊解释说，“厂子里面各种工种都有，大家拿工资，共同完成一个工作。”
“影片最精彩的时刻莫过于第38分钟处：百无聊赖的张小雷来到父亲工作的‘厂子’，经过平淡无奇的楼道，走进毫无特色的办公室，看到正在工作的父亲——他是一名电影剪辑师。在这个时刻，观众才忽然意识到，家属院里的那些人事实上都是‘电影工作者’。”影评人胤祥写道。
“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还原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将‘电影艺术家们’还原为工人阶级和街坊邻里”，胤祥将这种“去魅”认定是这部片子“最重要”“最具原创性”的一个特点。
张大磊把自己的情怀寄托在影片里一些最细微的地方：电影厂改制，别人都转行谋生，小雷的爸爸有一天跑回剪辑台上剪片子，剪的就是张大磊父亲后来获得金鸡奖的《悲情布鲁克》。
小雷去爸爸的剪辑室，在阳光下看胶片，那一格胶片上的人是《悲情布鲁克》的导演塞夫。1994年，塞夫导演是内蒙古制片厂唯一还在坚持拍电影的人，厂子改制，他还在为兄弟们着想，四处找钱去拍片。
《锵锵三人行》的马家辉诧异于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看内蒙古一座城市的改制故事竟看到流泪。
《八月》的监制万玛才旦说，这部片子如果是别人来拍，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他拿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来打比方，“小玛德莱娜”点心唤起了一切细微的记忆，“《八月》也是，从一个点出发，联想到生命中的很多事情。”
另一个从小也是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长大的观众看《八月》看哭了。“看完《八月》，我觉得我的童年，第一次被认可了，就好像有人告诉十岁时被嫌弃的我：你这样，也是可以的，虽然会走些弯路。”
《八月》拍到中间资金链断了，父亲又帮张大磊找人找钱。
父亲的同事、塞夫导演的爱人麦丽丝导演，成为了《八月》的出品人之一。《八月》一开始用的名字是《昙花》，麦丽丝导演建议张大磊换一个更开放和写意的片名，跟影片的气质更贴合，让导演意图不那么明显和具体。于是有了《八月》。
正好在1994年8月1日， “34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颁布了，标志着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每年引进十部“分账大片”，《八月》里小雷和父亲想蹭票而不得的《亡命天涯》就是第一部。片名和史实在这里又一次发生了计划外的暗合。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张大磊认为自己并不是电影中的小孩“小雷”的原型，他的自我投射是片中的父亲。
拍片时，他已经33岁，正好和小雷的父亲年龄接近，饰演小雷父亲的张晨，也是他十几年来玩在一起的少年时代的好友。小雷父亲那句著名的台词“人不能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张大磊坦言，正是他自己的艺术追求和人生态度。
片中小雷和父亲一起看《遭遇激情》，小雷入睡了，父亲泪流满面。现实中看《遭遇激情》哭的正是张大磊自己。“那场戏是大的自己和小的自己。”
金马获奖那天，父子俩一前一后走上舞台，是两个如此相似的身形。削瘦、高个、同款衬衫西装、发着蒙。他爸爸说：“我在90年代拿过金鸡奖，都没有这次激动，他获奖就等于是我获奖。”
拿完奖，张大磊终于“回归”生活，接连有了两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家庭，只能在间隙中拍电影。
他拍了几个片子都是短片，继续讲述小雷长大后的故事，还拍了一个长片《蓝色列车》，设定在一个想象中的村庄“库村”，原型是他在俄罗斯留学时度过了整个青春期的地方。片子去年10月在平遥电影节上首映后褒贬不一，他却不慌不忙，继续在想象中构建他的“库村宇宙”。
有一段时间他的微信签名档是：人总归是勤奋的，休息够了就要劳动。
他想继续窝在呼和浩特，工作却不允许他这么做，他只好移居北京。五年下来，对这座城市仍然感觉陌生，“底噪太大”，他想寻求一片安静桃花源，最终还是寄托在电影里，于是有了《下午过去了一半》。
柏林颁奖后，他一直很忙，我们在剧本会的间隙和他敲好了采访时间，没想到采访前一晚，他突发急性咽喉炎，完全发不出声音，我们都很着急。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声音恢复了一点，于是便一个人从西三环坐地铁到东六环再搭园区巴士，慢悠悠地走进FIRST组委会，声音不大但是坚定地说：咱开始吧。
以下是张大磊的自述：
当儿子和父亲成为同行
2015年的夏天，我在呼和浩特拍《八月》。当时我爸在北京，隔两天就要打电话来问一下进度。他是老剪辑师，在他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拍电影得有一个固定的节奏在。我爸不会直接跟我说，但我知道他心里着急，就怕我慢。
进了后期，剪片子剪很久，爸妈忍不住了，直接跑到呼和浩特来看粗剪。当时其实不太想给他们看的，我非常清楚，看了会是什么结果。
果然，当场就是，很失望，很添堵。
他流露出来的情绪，就感觉已经完蛋了，完蛋到没什么好调整的了。
《八月》是我的第一部长片，从2008年就开始构思，中间一直找不到人投资，我还给别人拍婚庆短片赚钱。我爸知道，我这一步迈出来有多重。等了这么多年，他很难接受会是这样一个片子。
一个文艺片，黑白的，纯素人出演，作者性很强，要怎么判断这东西算什么，观众到底能不能接受。
因为是自己儿子的作品，他就无法客观分析。这关乎生计，他很担心这个电影到底能不能让我以导演这个职业为生。
我们在电影的理念上是不同的。我爸这老一代电影人，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电影一半是谋生的手段，一半是自我表达，但我相信一个作品绝对是作者的决定。那个阶段的《八月》存在缺陷，但美学上没有问题。
我爸看完片就离开了，我不敢送他去机场，我想他回去的路上估计很伤心。分开后的一段时间，我拒绝和父母联系。
我爸是前辈，又是父亲。亲情和创作，我们不能互相理解，这两重关系搅和在一起，很麻烦。一聊两句，就特别容易激动。
我就会想，你到底是在和一个导演聊电影呢，还是在聊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担忧？我到底该理解哪层？你对我作品有质疑，作为一个儿子，我不能让父亲有误解，当然得解释了。但我作为你的同行，我不想受其他人意见的干扰。
那段时间很沮丧，我甚至想过，如果《八月》做出来不好，对于做导演这件事，我就自己主动放弃一段时间，生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
当时《八月》有六个小时，我留在呼市，就像打磨雕塑一样，耐着性子，把满出来的东西剪辑掉，慢慢勾勒出一点它该有的形状。
2016年，《八月》前后入围了FIRST青年电影展和台湾金马奖，我想起码是消除了他的一些顾虑。他后来看过一次影片的最终版本，看完什么也没说，直到现在，我们都没聊过。
上一辈人的特点就是，好东西不轻易说。不说，其实就是认可。
电影没有改变我们任何人的生活
《八月》的时代背景是90年代初国有体制改革，片子拍的实际是1994年，我那年12岁。片中的主角小雷也是12岁，经历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
《下午过去了一半》其实是《八月》的一个延续，实际时间是2000年，小雷长大了成人了，他准备去俄罗斯留学，出国之前的这个暑假，他回到了家乡，试图寻找小时候生活的一些影子，但是已经没法停留。
本来片子里“姥爷”一角，是我姥爷的弟弟，我的四姥爷来演——我的姥爷是老干部，不干演戏这种事。没想到，开机前几天，我四姥爷突然有事，没办法参演。
时间特别紧急，不允许我再去找素人，只能找职业演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雪健老师。正好他的年龄也特别适合这个角色。
拍“下午”前，我召集原班人马，回到了姥爷的那个小院里。那时候我姥姥已经去世了，姥爷一个人，苍老得很快，也很孤独。我们回去姥爷特别开心，前一分钟还坐着聊天，后一分钟人找不见。
我以为他是出去到广场上锻炼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推着个轮椅回来了，上面放着一个大西瓜，专门给我们买的西瓜，像招待贵宾一样。这个情节我后来放进了片子里。
时隔五年，剧组主创在小院拍了同样的照片
《八月》是2015年拍的，那个时候电影厂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老的场景都没了。《八月》里，小雷在葡萄架底下躺的椅子，是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下午过去了一半》里面继续用。
当时我手里拎着吃的，路过一个垃圾箱，没办法马上捡回家。等我再回来，发现椅子没了，我就打听哪去了，说是被一收破烂的给拿走了。
我就开始满世界找收破烂的。结果那哥们说椅子放回废品收购站了，我说今天必须带我去，就坐他板车去把椅子找回来了。
演员的衣服也是我收来的。我进日报社、毛纺厂的老小区，老人喜欢留衣服。突然看见晾衣杆上挂一件衣裳，我想哎呀这个我得留下，就去敲大爷家的门，跟他用新衣服换旧的。有的人给多少钱都不换，我想可能这件衣服上有他的念想。
我为了找一盘旧磁带，能在外面走一天。后来都总结出规律了，找老磁带，进卖磁带的店未必有。你去裁缝店或酱醋店找，他们跟那卖了好几十年了，没准就能搜几盘老的东西出来。
这两个片子的演员，基本都是我家里人或者多年的朋友。电影没有改变我们任何人的生活。拍《八月》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现在基本还在做什么。
演小雷父亲的张晨，还在做音乐。
演小雷的孔维一，现在他真的考上了三中，就是片子里小雷想去的那个“校服好看”的三中。
他以前淘气喊我“大磊大磊”，过来打我一下，现在给我发消息：导演您现在睡了吗？可以聊一会天吗？
他拿金马奖最佳新人那年，只有10岁。我有担心他以后受影响，但他好像都把这事忘了，没拍过这个电影似的，提起这事的时候无精打采。他现在学习压力大，我能感觉到他正在形成自己的内在世界，有很强的孤独感。
只有闲下来的人，才知道下午过去了一半
其实小的时候，我没想过我长大要当导演。
我同学对电影这个行业特好奇，我反倒特别排斥，我爸是剪辑师，我每天都看那些东西，一点不觉得拍电影多有意思多神秘。
我记得家里有好多电影录像带，像《出租车司机》《大白鲨》《本能》，都是我爸看的。当时很多片子是电视里找不到的，我爸他们会搞新电影的带子，拿到院里，大家你翻一盘我翻一盘，用钢笔在带子上写下片名。
我爸也听古典音乐。我记得我3、4岁的时候，就在家里听到《天鹅湖》，很哀婉。我爸还听蔚华解说的世界摇滚乐大观，讲比尔哈雷、查克贝里、猫王、披头士。
五年级的时候（注：1993年），我听到了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还有《摇滚北京1》。我也听不懂，就跟着听，有莫名的喜欢，也有莫名的不安。后来家里养的一只白色的小猫死了，冬天的一个阴天，我们把它埋在菜窖旁边，气氛就像在听里面的《安魂进行曲》。
初中的时候，我的乐队朋友每周四都到我们家来，因为只有我家能收到凤凰卫视中文台。
现在想来，我爸爸比较让我自由。开家长会，他坐在那儿，一说话，跟别的家长不太一样。别人都在想如何提高成绩，我爸去就说，一个学生要光学习不行，你得会玩。
我妈妈是老师，从小对我的教育非常严格，我成绩不好，高一的时候我不想读书了，她愁得不行，我爸爸尊重我的选择。是他带我去退的学。
我们坐在校园里的道牙子上，等了一会老师，然后他和班主任讲道理，让他儿子自由发展一下。所以我是和平退学的。
我爸爸跟塞夫导演，是很亲密的同事。塞夫导演很有才华，我见他的次数不多，仅有的几次见面印象非常深，他的眼睛很大，很有神。《八月》里面用到的那一格胶片是我从我爸的旧东西里翻出来的，是他们90年代拍电影的余片。
那时候胶卷很珍贵的，很少用来拍片场的人。这一段可能是多出来的一条，不够用来拍片，就拍了片场的花絮，刚好拍到了塞夫导演戴着帽子在休息。
塞夫导演多年前去世了，所以这是一份特别珍贵的纪念。我和塞夫导演的女儿德格娜导演是好友，她看了《八月》之后，想要这一卷胶卷，我没给她。
《八月》得奖，我觉得对于我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把电影当成职业了。不用为了自己没有正事儿做而烦恼。
但最近这几年，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生活的部分，还没有工作。拍《蓝色列车》，也不算是进入电影工业体系吧，比如我是自己剪片子，会把声音和画面一起剪，有时候声音能有20多轨，剪得非常慢，而且没有截止日期。如果按照工业标准，肯定不这么操作。
现在要带孩子，很难有什么闲着的时间。我尽量找空子做点自己的事。
比如出门我坚持坐地铁，打车或者公交车会堵车，会着急，但一旦上了地铁，就不用着急了，它总会把我送到要去的地方，我也不看外头，平静下来看会儿书听会儿音乐。这是我现在能控制的闲散的时间。
咱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底噪太大了。以前好安静，安静到你恨不得鼓捣点声音出来。现在不行了，分不清是车声还是人声，我有时候很奇怪，看看我家楼下明明没什么车，怎么那么吵。
所以我非常怀念2008年的那个下午。那个下午我闲着，可能只有像那样，才会知道下午过去了一半。你坐在那里，听到了战士训练的声音，吹号的声音，那是一个明显的时间的标识，该跑步了，该吃饭了。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在讲效率，不能实现效率的个人生活的部分，就成了闲笔。但是我觉得正是这些无用的闲笔，定义了我们自己。
如果说《八月》是拍给我的父辈的话，那么《下午》就完完全全是拍给我自己的，是我渴望去度过的那一个下午。告诉自己，慢一点，闲一点，你看下午已经过去一半了，不要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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