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化纵横（ID：whzh_21bcr）
作者｜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头图｜视觉中国
近日，几篇大谈“熟蛋返生孵出小鸡”的荒谬论文引起全网怒批。让人们震惊的是，该论文不仅在科学学术期刊大行其道，而且背后暗藏着一条巨大的伪科学培训利益链。在崇尚科学的现代社会，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为何能走向产业化？
本文认为，我们尊重科学，但也要警惕，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作为科学副产品的产业反客为主，变成科学的起点和归宿，使科学从“知识共同体”变成“利益共同体”。归根结底，是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让“科学”成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意识形态，造成了科学的解释才是唯一真正解释的幻象。
这其中，科学技术首先满足的不是人的需求，而是资本增值的需求。资本为了使自己增值，时而发明或刺激新的需求，时而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对资本增值有利的科学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和应用，不利的则被边缘化，“科－技－产－业”的链条由此建立。科学技术背后的负面效应，则通过科学的补充解释或重新解释，来降低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科学主义”社会里，科学家事实上不是自由思想者，而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国家与社会的雇员。国家通过课题的发放、教职的设置，对科学活动进行充分掌控。反过来，如此形成的“科学共同体”也为了捍卫自己的位置和话语权，与国家、社会不断博弈。今天，这样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链条持续运行，恰恰也为伪科学及其利益链的盛行营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与心理基础。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7年12月刊，原题为《警惕科学主义——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临界点上》，内容有所编删。
几年前，“发现”引力波的时候，接到了很多记者电话，采访我对此事的看法。我的回答很让他们扫兴，因为我觉得这事儿一点儿都不重要。更何况，是否“发现”，也取决于采用何种理论，毕竟“引力波”不像“老山参”，能结结实实拿在手里。令我意外的是，一位做智库总裁的朋友委托助手打电话给我，问引力波能否给出突破性的技术，实现某种创新！
人们对科学及其技术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幻想），以至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思维惯性。其一，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连问题是什么还不清楚的时候，都会首先想到科学，让科学家提出一个解释，再发明某种神奇的技术来解决；其二，无论出现了什么新鲜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都会想到，这能否给出什么特别的技术，给社会带来什么特别的“进步”和“飞跃”。
从“科-技-产-业链”到“科-技-产-业-垃圾链”
从科学、技术到产品、产业，存在一个正反馈的链条。自产业革命，科学与技术相互结合，自大科学时代，这个链条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人们希望这个链条能够安全、顺畅、加速运转，于是有关于“研发”（RD）、“产学研”的研究。这个链条的基本环节是这样的：
1. 提出科学解释：对于一个问题，需要一个科学的解释。这个科学解释一定是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我把它们整合起来，称为机械自然观）的。把自然与人类世界看成机器，把机器还原成一个个零件，相信可以找到每个零件的大小尺寸，零件之间的结合方式，最后确定、肯定、决定地了解、预言乃至掌控整个机器。
比如，人们渴望长寿，科学和技术就应该帮助人们长寿，至少减缓衰老。这就需要对衰老的机制提出一个科学解释。于是就有了一个解释。说细胞的染色体末端，有一小段神秘的部分，称为端粒。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缩短一小点儿，当端粒缩到无可再缩的时候，细胞就死掉了。于是，衰老被解释为端粒的缩短，端粒就是掌控衰老的零件。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三位分子生物学家，表彰他们对“端粒及端粒酶如何保护染色体的发现”。
2. 提出技术干预方案：有了科学解释，就会水到渠成地出现一个技术干预方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某种手段，让每次细胞分裂时，端粒缩短得少一些，则细胞就可以多分裂几次，就能达成减缓衰老的目的。
3. 发明科技产品：然后，就会有抗衰老产品被发明出来。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科技产业的励志故事。尼尔·托马斯·巴顿（Noel Thomas Patton），与那位伟大的美国将军同姓，在一次学术讲座中获知端粒及端粒酶学说，大为兴奋，咨询主讲人之后，巴顿开始投资位于加州的生物科技巨头杰龙（Geron）公司，进行相关研究。
2001年，杰龙从中草药黄芪中分离一种被认为可以增强端粒酶活性的分子，并申请专利。2002年，巴顿获得了这种分子的专有权，将其命名为TA-65，并在纽约成立T.A.科学公司（T.A. Sciences Inc），TA是Telomerase Activation的简称，意味端粒激活。2007年，含有TA-65的胶囊绕过FAD，作为营养补充剂进入市场，宣称具有延长端粒、抵抗衰老的功能。根据2012年的消息，TA-65仅在美国就年创收600万美元。
4. 开创新科技产业：新产业与新产品常常是同时出现的。一个新的专利就能催生一个新的公司，开创一个新的行业。TA公司与TA-65片剂，就具有这样的关系。
以上，是人们所乐于讲述的“科-技-产-业链”。人们真诚地相信，这个链条能够带来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并希望这个链条能够运转得快一些，再快一些。从麦克斯韦在理论上预言电磁波的存在（1864）到电磁波的应用（1900），隔了四五十年；从原子裂变的发现（1938），到原子弹爆炸（1945），则不到十年。再后来，这个链条缩成了一团，各个环节混在一起，难以区分了。当下时尚的转基因、纳米、干细胞……莫不如此。
4天收费12800，“熟蛋孵小鸡”校长有多挣钱？（澎湃新闻）
这个链条甚至成为整个社会机器的核心部件，说它是发动机可能也不为过。在这个链条成为社会主导部分的过程中，科学及其技术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产-业”这两个节点反客为主，起初是科学的副产品，此后成了科学的起点和归宿。本文作者曾提出这样的结论，不妨称之为“科技动机资本中心法则”。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科学及其技术首先满足的不是人的需求，而是资本增值的需求。
那些能够满足资本（迅速）增值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那些不能满足资本增值的科学会被边缘化，甚至消失。那些不能满足资本增值的技术即使被发明出来，也难以得到应用。那些有害资本增值的科学和技术则会遭到阻击。
资本为了使自己增值，有时候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时候需要刺激人的需求，还有很多时候，需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
长寿似乎是人们普遍的愿望。不过，并不是所有文化都把长寿作为重要的价值，作为必要的追求目标。传统社会中，追求长寿无非两种方式，其一，靠个人修行，包括饮食、身体活动、意念活动等，是一个与个人主体相关的问题；其二，服食丹药。或者，两者并行。
以科技手段来延缓衰老，其实是服食丹药的路子。不过，服食丹药，只有少数帝王将相有可能做到，与普罗大众没有什么关系。而科技产品，则必然是服务于大众的——这并非是由于科技本身具有公民立场，而是资本增值的需要。资本为了使自己增值，必然要刺激人的这个需要，让没有这个需要的人也产生这个需要，并且，只要付费就可以得到满足。当然，鉴于抗衰老这个高端要求，此费不低。
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能看到这个链条的运行。比如在历史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牛奶并非日常食品。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不到30年，牛奶就从一个普通食品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食品。“每天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喝奶不仅关乎个人的健康，还关乎社会的发展程度，民族的强壮。为中华之崛起而喝奶！这个原本不存在的需求，被充分地刺激起来，而最大的受益者，是随之兴起的牛奶产业。
但是，这只是“科-技-产-业链”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常常被人忽略了，或者视而不见。
5. 产生负面效应：科技产品的应用一定会偏离预计目标，出现副作用，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使冰箱、空调得以可能的氢氟烃，被发现导致臭氧层空洞；比如不粘锅的涂层特氟龙，后来被认为是致癌物质。最著名的应该是DDT，诺奖级的神奇农药，在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之后，成为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典型代表。在医疗领域，这样的例子更多，很多当年的神药，后来成了禁药。
出现负面效应是必然的。这是因为，位于此链条第一个环节的科学解释，是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同时，还有一个我常说的西方哲学之毒：追求终极原因，单一因果。比如，把衰老的原因只归因为端粒的缩短；反过来，端粒的缩短被认为只掌控衰老，无关其他。进而言之，TA-65只会导致端粒减少缩短，不产生其他后果；端粒延缓缩短，只导致延缓衰老，不产生其他后果。这种信念，只有在机械自然观之下，才能成立。
而大自然不是机器，人也不是机器。所以，神药必定导致意料不到的负面效应。 果然，2012年7月，TA科学被诉商业诈骗，原告布莱恩·伊根（Brian Egan）曾是TA科学的全球销售部门的副总裁。2011年5月，伊根受雇巴顿负责海外市场的拓展，被要求每天吃两粒TA-65，便于向客户言传身教。当然，巴顿否认这个要求是强迫性的。按照伊根的说法，9月14日，他告诉巴顿自己得了前列腺癌，第二天，他被巴顿开除。2012年，伊根联合其他TA-65服用者提出集体诉讼。
但是，人们并不认为这个链条本身有问题，这个链条还在继续运转。于是：
6. 科学的补充解释或重新解释：对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科学予以补充解释，乃至重新解释。
这时，这个链条出现了一个小分岔，出现了两种可能。其一，链条运行终止，产品被禁止，产业被废弃。其二，这个链条回到了起点1，整个过程再来一遍。
根据新解释，对上一轮的技术干预手段予以调整，导致产品升级，产业换代。然而，这个升级了的新产品，一定会产生新的负面效应。这是因为，整个链条还是原来的链条，更新了的解释，依然是机械自然观。
在历史上，第一种可能性出现得不多，大多数是第二种，或者两者的中间地带。比如DDT虽然被全球禁产，公司并未倒闭，农药行业并未消失，而是转产了。
关于延长端粒与抗衰老的关系，以及TA-65，最迟在2009年就出现了理论上的争议。反对的观点认为，端粒酶激活疗法会增加人们患上癌症的几率，服用激活端粒酶产品会导致一些未知的风险。对此，杰龙提出了新的研发计划，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保证健康细胞不受影响。
伊根起诉TA科学的官司在2015年被纽约高等法院裁决不予支持，TA科学胜诉，TA-65至今仍在销售，目前的价格是一瓶90个胶囊600美元。
经过重新阐释、产品升级，“科-技-产-业”链经过了一次修补，继续运行。
现在，“双刃剑”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不大会有人否定。但是，主流话语并没有因为科技产品的负面效应而否定“科-技-产-业链”，而是努力对它进行改造、约束、保护、改善，试图使负面效应不产生，或者最小化，或者得以防范。
科学解释-技术手段-科技产品-科技产业-负面效应-重新解释-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科技产品……这个链条貌似可以循环往复地运行下去的。但是，正如“屡败屡战”与“屡战屡败”，说的本来是一件事，次序不同，就产生不同的价值后果。如果我们把着眼点落在“新的产品”上，就会觉得，应该维护这个链条；而如果把着眼点落在无可避免的“负面效应”上，就会觉得，这个链条，是会崩溃的。
但是，事儿还没完。
要知道，“科-技-产-业链”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而是在具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运转的。所以，还要给这个链条加一个环节。
7. “工厂生态学第一定律”与“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定律”：污染与垃圾。
从生态学视角看一座生产工业化产品的工厂，就会发现，所有的工厂，第一，它不是本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必然是本地生态的异类，不参与乃至会破坏本地生态的运行；其次，它的原料来自全球化原料市场——归根结底，来自森林、矿藏、天然水体，它的产品走向全球化产品市场，与本地生态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必然要使用本地的水，本地（或全球化）的电，同时，会把垃圾留在本地。我把这命名为“工厂生态学第一定律”。
所以，一个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污染。此后，在产品退役之后，会变成垃圾。这一点在电子产品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每一轮手机和电脑的升级，都要开矿、耗水耗能，而被淘汰的产品，会迅速变成电子垃圾。在抗衰老这个故事中，由于TA-65这个产品需要黄芪，导致中国野生黄芪价格暴涨，提高上百倍，野生黄芪濒临灭绝。
所有的经济运行链条，都必然关联着一个物质与能量转化链条，追溯起源头，都来自森林、矿藏、天然水体；而其末端，则是各种形态的垃圾。我把这命名为“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定律”。
至此，从1到7联系起来，则“科-技-产-业”链的完整形式是“科-技-产-业-污废”链，通俗一点，叫“科-技-产-业-垃圾”链。
因而，“科-技-产-业-垃圾”的运行，必然把森林、矿藏、天然水体，转化成各种形态的垃圾，它必然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这个链条的运行，正是工业文明本身。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全球变暖、物种灭绝、河流污染、土壤毒化……都是全球生态系统整体崩溃的象征，这是科技产业垃圾链运行的必然结果。无论对科技产业垃圾链进行怎样的修补，指望它来拯救工业文明，拯救人类文明，都是南辕北辙。
“两大堡垒”崩塌，“科技红利”到了尽头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科学只有一个形而上的功能：提供一个解释世界的方案。在以往的社会里，科学的解释这个方案，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只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科学成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意识形态，于是造成了一个幻象，只有科学的解释才是唯一真正的解释。这是科学主义在知识论上的基础。
在产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作为神学之婢女的科学所服务的上帝也从超验的上帝变成了功利的上帝，科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为技术的母体。
科学能够产生出技术，这个功能后来居上，成为今天人们对科学的首要要求。在所有的基础科学课题申请报告上，应用前景是必须填写的一项。人们希望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科学结论、科学进展都是阿拉丁神灯，擦一擦，就能唤醒灯神，满足我们三个愿望。
于是，科学成了魔法，成了巫术。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好处，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不需要任何成本，不需要任何代价。就如魔术师打个响指，事儿就成了。转基因科学家说，转个基因，就能使粮食增长。仿佛就会有多出来的粮食在谷穗上长出来，并且，仅仅多出来粮食，既没有附加什么要求，也不产生任何其他的变化，其他的影响。即使有变化，有影响，那也是好的变化，好的影响，叫做发展，叫做进步；即使是坏的影响，那也是进步中的必要代价，总之是人类应该接受的。
科学主义有两大堡垒，每当科学的负面效应被提起，每当科学遭到批判和否定，就会有人躲进这两大堡垒，开始反击。其一曰：如果没有农药化肥，就不会产出这么多粮食，全世界有多少人就会饿死；其二曰，如果没有现代医疗，人均寿命就不会有这么高，全世界有多少人现在就会死掉。所以，不能否定科学及其技术为人作出的贡献，给人带来的好处问题只是前进中的代价，科学的负面效应还得依靠科学来解决，所以还是要发展科学；云云。
然而，只需要简单地换一个视角，替换一下逻辑次序，就会发现，不是化肥农药使多少人免于饿死，而是化肥农药导致人口增加。如果我们认为人口增加是一件坏事，那么，对于化肥农药的功过，就要重新考虑。
从历史上看，化肥农药不仅是肥与药，而是整套工业化农业体系的代表物。这套农业体系由美国的农业专家所发明，1968年，印度率先引入这套农业体系——包括人工培育的“高产”小麦和水稻种子、化学、农药、机械化灌溉——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从一个缺粮的国家变成了粮食出口国。这被称为“绿色革命”。
1970年代，中国曾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其中之一是农业现代化。国人对工业化农业寄予了各种希望和幻想，报刊电台经常可以看到关于科学种田的科普文章，地方政府也把传授农业科技作为重要任务，并采取各种政策，鼓励、推动、帮助农民转换农业方式。然而，这个所谓先进的农业方式，很多农民并不喜欢。依靠其来自传统的智慧，农民看得更为长远。于是，某些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农民使用化肥农药，引起农民的反抗，乃至引发激烈的冲突。
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在远离农业的受过现代教育的城里人看来，工业化农业取代延续两千年的传统农业是一场进步，绿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在墨西哥培育了高产小麦的美国植物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 1914〜2008）还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所谓科技种田，人对自然能有更多的掌控，不再靠天吃饭了。增产的粮食仿佛是科技巫术凭空变出来的。反抗这种农业的农民，一定是愚昧的。很多科普家马上就会拿出例子说明这种愚昧，比如某地土著居民不敢照相，因为怕丢了魂；晚清的云南乡绅反对建铁路，因为怕坏了风水。等等。
198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国与民都富了，于是就有更加充分的财力推动工业化农业，中国很快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然而，农药化肥同样遵从“工厂生态学第一定律”与“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定律”，几十年后，农田变成了污染源。
土地板结，河流污染，地下水水位下降，农作物物种日趋单一，农田周边的生物多样性退化，传统农作物与本地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昆虫、鸟、蚯蚓以及微生物等）遭到致命的破坏。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在增长，产量却在下降。
2014年12月，农业部发布《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新华社2014年12月17日消息的标题是《我国耕地退化面积超过四成》，很多媒体转发时加上半句“1.5亿亩被污染”。同年，环保部和国土部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公报》中承认：
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
当然，支持“科技产业”链的人，按照那个链条的逻辑，提出了补充解释，新的技术干预手段和更新的产品，试图延续工业化农业这个产业，这就是他们所宣称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包括转了基因的种子，升级了的化肥、更毒的农药。当然，他们宣称会有更高的“产量”。然而，边际效应到了尽头，可榨取的科技红利，只能以点滴计算了。单是2010年，国家在转基因育种上就投入了三百个亿，这三百个亿能带回来的回报是多少，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人均寿命逐渐提高，这是一个现象。对于这个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现代医疗对于人均寿命的提高究竟有哪些贡献，并不是非常明确的。它们之间的正相关是如何建构的？究竟是现代医疗的哪一个部分，导致了人均寿命的提高？按照目前的解释，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消毒杀菌技术普遍应用，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其二，抗生素普遍使用，很多从前的绝症变成了小病，人不那么容易夭折。其三，整体的卫生保健手段，使得中老年疾病不至于致命。从人均寿命提高的角度，第一项贡献最大，其二次之，其三最小。
不过，抗生素导致的负面后果已逐渐为人所知。现代人的身体中，存在越来越多通过注射和服药进入的人造化学物质，他们对于人体的作用，并不完全为人知晓。抗生素的大量应用干扰了人的生理过程。细菌的抗药性越来越强，抗生素的效力越来越弱。这也意味着，抗生素的边际效应递减，科技红利到了尽头。
抗生素不仅用于人，还用于动物，大量进入自然环境中，成为严重的污染物。这方面的文献非常之多，值得一提的是，抗生素以及其他西药，大多是化工产品。
化学工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有化学工业之前，人类所使用的所有材料，都是来自自然，最终也能回到自然。人类没有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干涉自然的生态过程。而在有了化学工业之后，人类所使用的物质材料，就越来越多地来自人类的化工厂，地球的自然演化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物质进入到大自然中。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污染源，严重干预了地球生物圈的生态过程。
资本为了使自己增值，有时需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抗生素工厂下游的癌症村是被剥夺者，即使整个社会的人均寿命提高了，他们也没有从中受益。
进而言之，不仅抗生素，整个现代医疗体系，作为现代化工体系的一部分，对于环境同样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于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现代医疗所要面对的很多疾病，恰恰是人类的化工体系所导致的。
科技巫师的困兽之斗
当科技红利已经到了尽头，科学共同体还怎么玩下去，是一个问题。
社会学家帕森斯讲过一个故事，说一座桥需要看守，于是政府设了一个职位，安排了一个卫兵站岗。有了一个卫兵，就需要一个领导，管理这个卫兵；后来，又需要给领导配一个副手，就构成了一个团队；再后，需要给这个团队配一个秘书和会计。再后来，有人提出，守一座桥不需要四五个人，于是决定裁员。经过反复讨论、反复权衡，发现唯一能够裁掉的，是那个卫兵。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建制性的结构一旦形成，就有了自己的利益，维护这个利益成了这个团队的最高价值，以至于最初建立这个团队的目的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科学的社会角色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科学共同体的角色亦然。在工业社会中，科学家不再是自由思想者，而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国家与社会的雇员。国家和社会通过课题的发放、教授职位的设置，已经能够对科学活动进行充分的掌控。反过来，科学共同体要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稳定的、更高的位置，必然以其所拥有的知识话语权，与国家和社会进行博弈。
对于科学共同体而言，它自身的生存和利益是首要的，至于能否给社会和人类未来带来益处，则是次要的，甚至是不需要考虑的。
从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本文作者曾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而其利益，必然会对其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产生影响。
那些有利于这个共同体利益增长的知识，会首先被生产出来，被传播出去。而那些不利于共同体利益的知识，一来它们自己不会去主动生产；二来，即使无心生产出来，也不会去传播；最后，如果其他共同体生产出来了，它们会予以否定，并努力限制其传播。
同时，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会与社会博弈，获得更高的结构性位置。
而在当下的社会体制中，科学共同体的生存有了一个新的玩法。它不需要给社会带来实际上的好处，它只要能够让国家和社会相信它具有潜在的好处，就够了。它也不需要通过它的科技产品获得生存和利益，它只要以未来的产品为诱饵，在当下获得充分的科研经费，也已经足够了。转基因的几百亿经费，就足以使相关共同体生存得很好。当然，他们不满足，还要努力商业化其成果，获得更大的利益，更高的话语权。
制造对手，是科学共同体“说服”社会的基本方式。惯用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大自然，一个叫“其他国家”。前者之有效建立在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意识上，让人相信科技红利还在增长；后者之有效建立在国际间的竞争模型，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转基因就同时采用这两个策略。一方面说，转基因能够增产，减少农药使用；另一方面说，中国要占领转基因技术高地，不然被“其他国家”垄断，中国将会受制于人。
一个大庄园，雇佣了一个枪手。枪手拿着枪，保护庄园，不受野兽侵犯，不受其他庄园侵犯。后来，野兽逐渐灭绝了，与其他庄园的关系也不那么对立了。这时，枪手需要维护自己在庄园中的地位，就需要强调枪的重要性，强调有潜在的射击对象。他要寻找潜在的靶子，论证射击这些靶子会带来科技红利，会保护庄园。从这个角度看，第四次产业革命，也是这类叙事策略——要吸引眼球，要证明自己有价值。
机械自然观之下的科技产业垃圾链面对外界的基本态度是敌对性的。还原论科学所擅长的是把整体敲成碎片，把生命变成机器，把机器变成零件，比如把完整的食物变成营养素的集合。只有把完整的东西敲碎了，重新组合，拼接，才有可能成为产品，满足资本增值的需求。
科学的救赎
如果科学还能为人类带来福泽，如果人类还要寄予科学以某些希望，在我看来，只有博物学范式的科学能够承担。在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学，尤其是博物学范式的生态学，需要取代数理科学，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
博物学曾经被认为是自然科学两大传统之一，与数理科学并列。
数理科学与机械自然观是相互建构的，对它们而言，大自然是人类研究、分析、计算、控制、改造、重构的对象。只要这种态度存在，科技产业垃圾链就会运行下去。
博物学和生态学则有可能提供另一种不同的自然观，让自然成为人类观察、体验、了解、关怀乃至于敬畏的对象。在生态学看来，所有的物种都相互依存，没有任何一种能够脱离其他物种单独存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但是地球上不只有人类，人类必须学会与其他物种相处，共享地球，及时停止对地球生物圈的破坏，才有可能使其免于崩溃，最终拯救人类自己。
人类正处在一个文明转型时期，但不是转向第四次产业革命，而是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的社会中，科学的角色需要改变，同时，也需要一种非机械自然观的解释世界的方案。人类如果不能改变看待世界、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文明转型是不可能的，地球生物圈的崩溃也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田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