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成千上万年轻移民失踪，这背后有着非常不同的故事
数字令人震惊：18292名青少年，就这么不见了，成为失踪者，就这么从接待营、从家中、从本应在他们到达欧洲后为他们提供保护和前景的地方，消失了。媒体调查联盟 "迷失在欧洲 "提供了这一数据。该联盟成员中包括英国《卫报》、荷兰广播公司和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公共广播公司。
数据收集困难
这一数字意义何在，并且，又是如何得到的呢？进入青年之家这样的国家护理机构的年轻人，为什么又会从那里消失？他们为什么要 "逃跑"？专家们确信：并非所有这些年轻人都真的失踪了，都受到过伤害。许多人是自愿出走。还有：他们往往未被追踪调查，或出于各种原因，他们的重新出现未被登记。
德国保护儿童联盟的冯·阿恩（Martina Huxoll-von Ahn）在接受DW采访时指出："原因当然是欧洲层面的某种数据混乱。比如在德国，我可以说，当被安置停当的年轻人后来去了亲戚那里，就不一定总是会与外国人局的数字作比较。" 同一个名字的不同拼法也时常导致被发现的逃逸者未能再被登记。
青少年受剥削
许多青少年经由巴尔干路线独行，这里是抵达贝尔格莱德的两名难民
事实是：到达德国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首先会由国家接收，并得到监护。监护人可来自官方，例如，青年福利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最多可能要监护50名青少年难民。监护人也可能是非官方的，例如，由志愿者担任。例如，儿童保护机构就安排了这些活动。冯·阿恩女士认为：它确保了对单人的更好支持，"有很大好处，年轻人也这样看"。
年轻人常自行出走
在德国，由联邦各州负责对新到年轻难民的最初安置工作，一般先会将他们送入接收中心和青少年看护设施。柏林的 "SozDia "基金会也设置了无人陪伴青少年难民地接收站。
不过，基金会也知道，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一些青少年并不愿留在住宿地。诚然，他们所占比例很小，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霍尔（Andreas Höll）报告说，"他们当中有很多来自根本没有青少年福利的国家，对此毫无概念，在他们眼里，国家机构意味着强制和警察。" 霍尔本人就负责一个这样的接收站，天天接触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这里是许多未成年人首先登陆的地方
霍尔告诉德国之声，"在许多人那里，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要理解我们是想为他们做一件好事并不那么容易。他们感觉是在被监视。" 为此，聘请了语言和文化中介专家，甚至本身有难民背景的教育工作者，在这里工作，以建立互信，争取解决相关难题。
此外，已在德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未成年难民也依照固定标准被分配到不同地区。即使会考虑已居住在该国的亲属，也无人有权要求必须在某地生活。霍尔指出，"在漫长的逃亡途中，这些年轻人享受了某种'自由'，而现在又得重新进入某个群体，要听别人告知晚上该何时回家，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困难的。"
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离开德国，是因为他们对在另一个国家获得庇护抱有更大希望。过去几年里，很多人没有退房就转到了法国。由此也成为失踪者。
双重标准？
还有一个问题是，到底如何才能缜密跟踪失踪难民。"联邦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协会的卡彭斯坦（Johanna Karpenstein）报告说："通常，孩子们会在其他地方出现，但据我的经验，有关失踪者的报告是否会更新，各地存在重大差别。"还有：可能存在双重标准。若某个德国富裕家庭的孩子失踪了，有关各方可能会投入更多精力搜寻。
卡彭斯坦告知德国之声："尤其是当一个被临时照顾的年轻人失踪时，官方机构通常会发出失踪报告。" 在德国，父母或监护人也会跟进或调查，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化。与此相比，未成年青少年难民这里，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许多报告失踪的未成年难民其实根本不希望被找到。基于实际经历，霍尔报告说，他们改换名字，扔掉身份证，很多情况下是为不至暴露自己在另一国的庇护程序已经开始。
联邦刑事局在其网站上指出，"鉴于存在诸多问题，如因姓名拼写不同而造成的多重登记、身份证件遗失或身份处理遗失，无法对实际失踪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作精确调查"。由此，给出的数字只能作为近似值，用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