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一名社区成员参观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乔治·弗洛伊德纪念地。 JOSHUA RASHAAD MCFADD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场运动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去世几小时后就开始了。在一段可怕的视频和口口相传的推动下，人们涌向那个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南部的十字路口，也就是弗洛伊德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过后不久死去的地方，要求结束警察对美国黑人施加的暴力。
这一充斥着集体悲痛和愤怒的时刻，迅速引发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全国性讨论，即在美国，身为黑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发生的，是全国各大城市和小型城镇的抗议，这演变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抗议运动。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近170个南方邦联(Confederate)标志被重新命名或从公共场所移除。“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口号得到了这个难以接受弗洛伊德之死的国度的认同。
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对种族公正的呼吁触及到了美国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历史学家称，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现象。
周二，曾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Derek Chauvin)被判两项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成。这一判决给争取种族公正的活动人士带来了些许安慰，过去几周，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场官司闹剧。
周二，明尼阿波利斯的抗议者庆祝德里克·肖万被判谋杀乔治·弗洛伊德罪名成立。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周二，亨内平县政府中心宣布有罪判决后，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官德里克·肖万被戴上手铐带走。 STILL IMAGE, VIA COURT TV
但对许多美国黑人而言，真正的改变还是看不见摸不着，尤其是看到警察继续杀害黑人的手段是多么无情——最近一次就发生在一周多以前，丹特·赖特(Daunte Wright)被枪击身亡。
也有抵制的迹象出现：在共和党控制的州立法会，减少投票机会、保护警察和将公众抗议实际上定为犯罪的立法大量涌现。
芝加哥三一联合教会(Trinit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的牧师奥蒂斯·莫斯三世(Otis Moss III)说，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称为种族清算是不对的。
“清算的意思是，我们真的在奋力去重新想象从刑事司法到食品沙漠再到健康差距的一切，但我们并没有做这些，”他说，他认为周二的有罪判决“只是治标，但我们并没真的去治本”。
就在宣判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总裁德里克·约翰逊(Derrick Johnson)称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塞尔玛时刻”。
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1965年塞尔玛发生的事，“这表明了通过《1965投票权利法》(1965 Voting Right Act)的重要性。我们去年所目睹的乔治·弗洛伊德谋杀事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警务系统广泛改革的催化剂。”
从他的死亡到肖万接受审判和定罪期间的抗议，弗洛伊德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发生的，而疫情更加凸显了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现状：有色人种正是受病毒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凋敝打击最大的群体之一。
对许多人来说，弗洛伊德之死与过去十年间发生的其他警察暴力事件一样沉重，那些死者包括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桑德拉·布兰德(Sandra Bland)和布里昂娜·泰勒(Breonna Taylor)。
去年5月，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抗议者。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座纪念地。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一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许多警务改革法律在州一级被引入。各大企业承诺为种族平等事业投入数十亿美元，职业橄榄球联盟(NFL)也为未能支持黑人球员对警察暴力的抗议而道歉。
甚至连反对的后果也不再相同。从市长到消防局长，多名公职官员发表的与弗洛伊德之死有关的种族主义言论，放在以前或许会被容忍，现在却让他们丢了工作，有的则去接受了反种族主义培训。
而且，至少在一开始，美国人在民调中对一系列与种族不平等和警察执法相关问题的态度转变，达到了一个罕见的程度。比起前几年，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更倾向于支持BLM运动，认为种族歧视是个大问题，并表示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对非裔美国人的伤害过于严重。
去年夏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弗洛伊德之死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更广泛常态的一部分。《纽约时报》6月对注册选民的调查显示，超过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参加过抗议活动。当时，就连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客都在发声支持警察改革。
但事实证明，这种转变对共和党人（无论是民选领导人还是选民）来说，都是短暂的。随着一些抗议变得具有破坏性，以及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开始在连任竞选的政治广告中使用这些场景，民调显示，白人共和党人在歧视是个问题的观点上出现倒退。在其竞选活动中，选民越来越多地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种族平等，或是支持法律与秩序。曾为弗洛伊德发声的共和党官员陷入了沉默。
“如果你站在共和党一边，实际上就是站在特朗普的一边，那意思就变成了，‘不，我们不能承认此事骇人听闻，那会对我们的处境不利，’”蒙茅斯大学民调研究所(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所长帕特里克·默里(Patrick Murray)说。“‘我们的世界观是我们与他们势不两立。那些抗议者将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去年6月，抗议者在纽约游行。 DEMETRIUS FREE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去年7月，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的抗议者。 MASON TRINC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然而，弗洛伊德之死确实推动了一些改变，至少在眼下，非共和党的美国白人意识到了种族不平等，并支持改革。他的死也帮助巩固了受过大学教育的郊区选民向民主党靠拢的进程，他们已经对在他们看来属于种族煽动的特朗普感到失望。
“2020年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极具催化作用的时间点载入史册。人们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了。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相信自己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大卫·贝利(David Bailey)说，他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创办了非营利组织Arrabon，帮助全美各地的教堂进行种族和解工作。
但包括地方市长以及最近的拜登总统在内，即便是民主党领导人也常常在对警察暴力表示失望的同时，也警告抗议者避免使用暴力。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政治学家达文·菲尼克斯(Davin Phoenix)表示，将黑人的政治愤怒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美国根深蒂固，过去一年也没有打破这个常规。
“甚至在有机会处理自己的创伤和悲痛感受之前，被黑人选进白宫里的人——得到他们授予的权力的人——就在告诉他们，‘别这样做，别那样做，’”菲尼克斯说。“我希望有更多政客，至少那些自称是盟友的政客，能转而对警察说，‘别这样做，别那样做。’”
弗洛伊德死后发生的抗议，成为了美国人日益激烈的政治讨论的一部分。大多数抗议是和平的，但一些城市出现了趁乱打劫和财产损失，这些画面得到了电视和社交媒体的不断传播。
共和党人将抗议活动视为左派失控的一个例子。去年秋天，许多房屋外挂起了“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的旗帜。1月6日，当对特朗普的支持演变成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后，保守派对他们所谓的评判这两场运动的双重标准感到愤怒。
拜登于1月就职时，誓言要将种族平等放在他所有议程的核心，包括如何分发新冠疫苗、在哪里修建联邦基础设施、如何起草气候政策。他很快做出了任何民主党政府基本都会做出的改变，恢复了警察同意令和公平住房规定。
去年7月，华盛顿国民球场投手丘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标志。 GEOFF BURKE/USA TODAY SPORTS, VIA REUTERS
去年6月，时报广场的的一块广告牌上写着“所有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信息。 DIA DIPASUPIL/GETTY IMAGES,
但是，作为拜登当选独特时刻的标志——以及对推举他的黑人选民的亏欠——他的政府也做出了更多新颖的举措，比如宣布种族主义是对公共健康的严重威胁，并将黑人失业率作为衡量经济健康的标准。
民意调查没有很好地捕捉到的是，白人自由主义者是否会改变强化种族不平等的行为——比如选择种族隔离的学校和社区。尽管对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提高了人们对此的认识，但与大流行有关的其他趋势只会加剧这种不平等。这不仅是因为黑人家庭和工人受到疫情伤害更为严重，也因为白人学生在远程教育中表现得更好，白人房主在狂热的房地产市场中获得了财富。
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政治学家珍妮弗·楚迪(Jennifer Chudy)在今年早些时候对美国白人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抽样调查中发现，即使是最具种族同情心的人，也更有可能支持有限的私人行为——包括教育自己了解种族主义，或是倾听有色人种的呼声——而不是选择生活在一个种族多元化的社区，或将提请给民选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注意种族问题。
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说，弗洛伊德之死对公众讨论的激励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不仅是对警务工作的讨论，还有对种族主义如何深入公共和私人机构政策的讨论。
一些黑人商界领袖用不同寻常的个人化方式讲述了自己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一些人指责商界多年来做得太少——“美国企业界让美国黑人失望，”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主席、百事可乐(PepsiCo)、拉夫·劳伦(Ralph Lauren)和Square的董事会成员达伦·沃克(Darren Walker)表示——数十个品牌承诺让员工队伍多元化。
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抗议在世界各地爆发，在柏林、伦敦、巴黎、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省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首都引发了抗议活动。不熟悉结构性种族主义概念的美国白人，将有关该主题的书籍推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
去年6月，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乔治·弗洛伊德广场的纪念仪式上堆满了画像和鲜花。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周二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位女性在教女儿认识乔治·弗洛伊德的名字。 AMR ALFIKY/THE NEW YORK TIM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研究抗议运动的历史学家罗宾·D·G·凯利(Robin D.G. Kelley)说，与过去十年其他警察枪击黑人男女和儿童事件后发生的抗议活动相比，去年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活动在种族上更具多样性。与过去不同的是，它们使得撤销警察经费的要求成为主流——这是改革警务工作的最深远要求。
“我们有了更多的组织，有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有更多的人说，‘仅仅修复这个系统是不够的，它需要进行拆除和替换，’”凯利说。
组织者努力通过推动大量选民登记，将抗议活动的能量转化为真正的政治力量。到了秋天，种族公正也成了竞选议题。大多数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中都提到种族不平等问题，包括呼吁警察改革，废除现金保释制度和建立民事审查委员会。
“我们将会永远回顾美国历史上的这一刻。乔治·弗洛伊德的去世为变革创造了一种新的能量，尽管还不清楚它们会持续多久，”“变革之色”的主席拉沙德·罗宾逊(Rashad Robinson)说。“他的死把种族公正推到了最前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多种族反应，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为了让肖万付出代价，是为了做出系统性变革。”
一个明确的政策结果就是警务工作的改变。自弗洛伊德被杀以来，已有30多个州通过了新的警察监督和改革法律，赋予各州更多权力，并使长期掌握巨大权力的警察工会处于守势。这些变化包括限制使用武力，改革纪律制度，建立更多民间监督，并增加渎职案件的透明度。
尽管如此，警务系统是复杂而根深蒂固的，立法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实际工作的方式仍有待观察。
“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地方，然而情况正在逐渐好转——这两件事都是事实，”在里士满从事种族和解工作的贝利说。“我们说的是一个有350年历史的问题，而直到50来年前，它才开始得到修正。”
周二在明尼阿波利斯，人们庆祝德里克·肖万在乔治·弗洛伊德案中的有罪判决。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们打赢了弗洛伊德这一仗，但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STANTON SHARPE/SOPA IMAGES AND 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在这个国家，历史一直是黑人的严厉教官，任何地方只要胆敢现出希望，都会被它扑灭。
正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曾经说过的，美国黑人心中有一种“明智的愿望，不想被太多的希望所背叛”。在某些方面，希望破灭的人比始终没有希望的人更受伤、更危险。那些人胸怀着注定破灭的希望，他们展开翅膀，这让他们曝露于危险之中，翅膀被剪断。痛苦是这种背叛顺理成章的副产品。
在周二对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官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一案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很多人都不敢奢望正义会得到伸张。这跟本案的赢面大小或证据的强弱无关；在这个国家，将杀害黑人的警察定罪太过罕见，以至于扳手指头就能数出最近的类似案件……而且还只需要用一只手。
因此，当判决出来的时候，对我来说，有一刻非常令人震惊：司法系统为一个黑人、一个黑人家庭、一个黑人社区、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伸张了正义。我们已经习惯了体制背叛我们，看到它为我们服务真是令人震惊。
我们可以庆祝吗？我们应该庆祝吗？我们当然应该，而且也这么做了。
但即使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也会有悲伤。为什么要把障碍设置到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度？谋杀行为非要是慢动作，并且被不止一个视频拍下，才行吗？
那道“蓝墙”必须裂开才行吗，必须要由你们的警察局长指证你才行吗？必须要让一个孩子走上证人席，来解释凶手的邪恶行为给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创伤才行吗？
大多数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的警察都不会具备这些条件。大多数人会拥有警官的陈述和警察局的声明。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对弗洛伊德之死的最初声明以“在同警方互动中，一名男子因医疗问题而死亡”为题，声明中这样提到弗洛伊德：
“他被命令下车。下车后，他与警官进行了肢体对抗……警察叫来了救护车。他被救护车送往亨内平县医疗中心，不久后死亡。”
如果没有目击者和手机视频，事情就会是这样。真相会在社会上流传，而谎言会在官方记录中留存。
在口述历史中，有许多流传的未决案件就是这样，一直在理发椅或高脚凳上口口相传。对警察、刑事司法和政治人士的敌意、怨恨和蔑视，也是这样不断增长。正因如此，我们刑事司法系统的基础必须被重塑，以便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
所以，是的，我们庆祝。即使是一场艰苦战斗中装备落后并且习惯了失败的战士，也有机会在意外的胜利中庆祝一下。这样的时刻可以给人充电和恢复精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把取胜的这场战斗同仍在进行中的战争混为一谈。
这场战争包括要在每一级政府与包庇警察、给黑人安罪名的规则开战。包括造成种族隔离、集中性贫困、社区资源匮乏和教育制度失败的种族主义体系。公众认为困扰黑人的问题是一种病态，而所有的警察都是善良勇敢的，这种印象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要记住，对德里克·肖万的判决并没有改变警察工会保护警察免于自证其罪的任何一条规则。对于刑法中那些可以使他们免受起诉的规则，也没有改变一个字。它没有改变任何一个联邦或最高法院阻止警察被定罪的先例。
在涉及警官的逮捕、起诉、审判和定罪过程中，有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这个案子证明了一种局限——至少是在这个司法管辖区和这些陪审员当中。需要一个如此明显、如此恶劣、如此腐化的案例，才能扫清障碍。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案件中，乔治·弗洛伊德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但是，除非对被国家杀害的黑人的正义不仅存在于非同寻常的案件中，也存在于平凡的生活中，除非一名警官为谋杀负责不再令人震惊，否则这场改革运动将继续下去。我们赢得了一场战斗，但我们仍处于争取平等的战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