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在三大领域利用台湾问题像中国发起攻势，图为2021年3月9日，特朗普现身纽约特朗普大厦，向大厦外他的支持者挥手示意。（Reuters）
疫情加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关系无疑是整个变局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又是最为核心的议题。拜登上台后，美国已经直接将中国定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台湾牌也将继续成为美国对华议题上的最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成立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颇为值得关注。经授权，多维新闻将陆续推出该研究会核心成员关于中美台关系的重要论述，以期提供另一种观察今天台海局势的思路和可能。本篇为系列稿件第一篇。
台湾问题不但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是历任美国政府牵制中国的一张王牌，是其对华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拜登（Joe Biden）都是要打台湾牌的，但他们的着力点和方式应该有所不同。
先来看特朗普。美国政府自2018年以来在三条战线上向中国发起连续攻势，可以称为“三箭齐发”。第一支箭是在为经贸与科技战线，特朗普表示要用经济手段惩罚中国，诸如通过提高关税等方式逼迫中国大幅度降低贸易顺差以及打压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并进而启动科技战，包括限制中美人员交流以及制裁享誉全球的中国企业，例如华为、抖音、微信等。第二支箭是军事战线，美国于2020年多次派遣航母编队进入中国南海岛礁区域以宣示航行自由权，同时正式提出要与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一起启动印太战略。第三支箭就是政治外交战线，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和限制在美的中国新闻机构。在这新一轮的美方称之为“战略竞争”的对华攻势中，台湾问题无疑成为了一个重要抓手。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3月16日签署《与台湾交往法》(又称为“台湾旅行法”) ，使其立即生效。当年早些时候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在1月9日和2月28日先后通过了此法案，这是继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之后又一重大涉台法律。用美国方面的话来说，这个法案的法律层级要高于美国行政部门在中美建交时所签订的三个历史性文件。从那以后，美国国会又接连通过了多个涉台法案。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这是美国在用台湾问题逼中国出手。
《与台湾交往法》刚一通过，就有了美台交流升级的消息：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于2018年三月正式访问了台湾并在台湾美国商会发表讲话。到了2020年8月，身为特朗普政府阁员的美国卫生部长也对台湾进行了官事访问，并与蔡英文举行了会谈。甚至在特朗普即将离任的前一个星期，还高调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要访问台湾；同时，美国一些智库学者甚至提出，随着《与台湾交往法》的签署和实施，特朗普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与蔡英文会面，即所谓的“特蔡会”，或邀请蔡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安排都没有实现，但由于台湾问题触及了中国的底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要频频逼中国出手？
首先来看一下大背景。美国自二战胜利成为世界霸主以来，其全球战略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其霸主地位并寻找下一个挑战者，以防止其对自己取而代之。冷战时期苏联是美国该战略的首要对手。自1946年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送著名的“长电报”(The Long Telegram) 伊始，美国就对苏联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遏制政策直到其于1991年解体。继苏联后，日本又成为下一个重要目标。
自70-80年代起，日本的经济奇迹使其一跃成为世界上的又一经济强国，并出现了有对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取而代之的架势。在当时，随着美日贸易摩擦的激化，美国对日本展开了激烈的“敲打”运动，双方的贸易战也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直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美国政府才开始把注意力转到“中国威胁”上来。小布什（George Bush）在其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中国不是美国的伙伴而是对手。到了2001年的中美海南撞机事件就夯实了要把中国视为美国头号对手的战略思维。但人算不如天算，撞机事件几个月后的9-11事件使得美国政府被迫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了中东局势和全球反恐问题上。美国出兵伊拉克更使得小布什政府无暇顾及亚太，从而为中国争取到了10年的战略机遇期。
美国直到2011年奥巴马（Barack Obama）当政时才重拾当年小布什的想法，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口号（也称“亚太再平衡”），这也是中国刚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年份。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就坐实了中国成为下一轮权势转换 (power transition) 的主角。到了2017年，虽然中国的GDP还只是美国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64.5%），但是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话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也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是美国贸易赤字中最大的出超国。特朗普当然不会忽视这个事实，所以在其2016年竞选期间就不断鞭打中国，而他在竞选成功后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也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其实这在美国的政学商精英层中早已经是公开的共识：即中国已然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全球战略对手。这个共识也认识到过去那一套通过把中国纳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来改变中国的做法并未奏效。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美国想遏制这个权势转移的最后形成，就必须在其本身还占有优势的情况下（特别是军事力量）尽早出手，不然时不待我，无力回天。
除大环境之外，美国国内的小环境问题亦不可忽视。特朗普作为商人政治家的特性造成了他在其自身思路上热衷寻找谈判筹码，而台湾问题就成为了可以作为在与中国博弈中的抓手。在外交方面，特朗普不但不按常理出牌，而且其身边也没有多少有经验的政治家和政府部门官员来辅佐，就更使得他容易剑走偏锋而产生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面。特朗普主政白宫不久就突然宣布要“单挑”金正恩并与其进行见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同时，国内政治因素也对特朗普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特朗普当选后不久就开始向第二任总统任期发起冲击，但他在美国政治中包括自己党派内造成的分裂再加上由于通俄门等事件对其个人带来的伤害，以及美国政府在对抗疫情中的整体无能表现，都使得特朗普给公众一种岌岌可危的形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需要在外交领域有所建树，甚至不惜挑起重大国际纠纷甚至对外战争。“敲打中国”(China Bashing) 就成为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可以拉高其选情的一张重要的牌。这样一来既可以证明早在他竞选时就提出的“美国第一”的爱国主义，也可以成功地转移国内民众对其执政失策的视线。上面提出的各种因素都是美国逼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出手的外部和内部原因。
除去美国国内外因素外，台湾自身的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众所周知，华盛顿一直将台北视为其对华施压的一个重要棋子。由于马英九执政时期鲜明的反对台独的立场，美国很难启动这个棋子，然而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其台独立场使两岸出现了对抗，这就为美国启动台湾这个棋子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特朗普在签署《与台湾交往法》后，蔡英文公开表示对该法案的支持，并积极推动美台军售，希望台美双边关系可以由此进一步得到发展。蔡英文完全背离了马英九的“友陆”路线，把牌全部压在美国身上，致使两岸关系坠入深谷。因此，岛内这一系列变化都对美台今后的交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在面对美国这三条战线上的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呢？首先，中国政府在经贸和南海问题上是见招拆招，并且采取了相当克制并保持继续谈判的架势。但是不同于经贸纠纷，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是无路可退了。早在中美建交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就把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中国”作为底线。在70年代末，邓小平还对来访的美国代表团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坚持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底线，中国政府就会被称为当代的李鸿章而被推翻。”也就是说台湾问题不光是中国从百年耻辱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必须跨过的门坎，更是影响到中国大陆现行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中国当局没有具体而实际的反制措施，美国只会在这个方面得寸进尺，越走越远。
但是在反制过程中，中国政府也还是兼顾几项原则的。第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报复行动，而不是不考虑实际的大范围出击；
第二，从大的格局来看，中美还是坚持了“斗而不破”的方针。美国毕竟是一个全球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因此，中国在坚持原则，出手反击（包括外交降级）的同时仍然继续与美国保持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工作关系。在这方面，普京（Vladimir Putin）领导下的俄罗斯的对美政策是可以借鉴的，即对方一旦碰触其自身的外交底线，则毫不犹豫的实施还击，但彼此仍应该在全球大格局的背景下保持充分的沟通；
第三，中国正在从过分依赖美国的思维中解脱出来，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到了该“毕业”的时候了。诚然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延缓甚至阻碍其步伐的超级大国，这也是为何对美外交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但是纵观当今世界上其他大国，包括美国的盟友德国，法国等国家都坚持了对美外交的独立自主性，而不是亦步亦趋。在对待像台湾问题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如果一退再退，不光会造成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得寸进尺，而且也会让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及其所坚持的原则产生一种 “色厉内荏”的错误认知。
两岸内部似乎都有了各自的共识，即无论是“急统”还是“急独”，条件都不具备。大陆方面当然认为中国统一是祖国复兴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大陆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等一百年。这个观点，也为大陆最近的一系列涉台论述（包括前些日子发表的乔良文章）所证实。无独有偶，台湾方面自马英九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方针后，尽管蓝绿政权更替，但不去搞急独（法理台独）恐怕也已成为岛内精英的主流思维。
这种即不去搞急独也不去搞急统当然不是两岸当政者的第一选择。例如如果条件许可的话，蔡英文的民进党又何尝不去马上行动实现其台独的理念？两岸之所以一直没有把急统或急独作为首要选项，是因为这样做代价太大，很有可能引发中美大战，而造成生灵涂炭的局面。
与此逆向而动的倒是特朗普政府这几年所出现的“急介入”思维。众所周知，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成为阻碍台湾问题解决的最关键的外部因素。特朗普用急介入的手段把台湾当作中美关系的一张牌来打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了。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国会通过一系列的涉台、护台法案，为其干涉台海问题提供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提升美台关系，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并且在美台两军之间开展实质性甚至半公开的合作，使其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的帮手。
美国这种急介入的作法已经成为特朗普时期台海关系（以至于整个中美关系）中最不确定的因素，也不是北京和台北所能够掌控的。这几年中美关系的大幅下滑已经显现出大陆在对美研究方面的严重不足与误判，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例如打“台湾牌”、“急介入”）的研究，包括其背景，方法，以及应对措施。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美国打台湾牌的成本，既要有明确的红线警告，也要有像1996年台海危机那样局部性的反制手段。
2021年1月20日开启新时代的拜登当然不会放弃台湾牌（不打白不打），但其温度应该有所降低。这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面临着美国国内严重的疫情和种族的撕裂，拜登新政府的政策优先顺位应该是先内后外；
第二，拜登曾经明确表示过，美国的敌人是俄罗斯，而中国则是竞争对手，所以其对华政策要调整为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的一味打压。中美之间从而也将出现一段磨合期；
第三，由于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如果逼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出手，中美之间全面摊牌，这也不是拜登政府在上台伊始时所希冀的。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对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早晚要打台湾牌也要做好准备，包括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各条战线上的对策。
（本文作者赵全胜系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外看世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