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自己留用或欣赏
有的将受贿物品当成行贿物品再次“转赠出手”
从而拉长了这条利益链条
还有的则做起了“生意经”
将这类物品进行转手倒卖
一次国际顶级生活品牌博览会上展出的檀木餐桌。图/视觉中国
隐秘的名贵特产腐败
3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透露，今年前两个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620起。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位列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首位。“老问题、新表现交织并存，如果稍有松懈，‘四风’就可能反弹回潮、卷土重来”。
所谓“名贵特产、特殊资源”，指某地特有的或特别著名的产品，通常包括高档烟酒、珍稀药材、天价茶叶、名贵木材、珠宝玉石、名瓷名画等。往往因其稀缺性和高品质受到市场追捧，甚至有的从企业研发到市场销售都对公务消费有一定针对性；有的名贵特产需要靠特殊渠道才能获得，所以也具有一定炒作空间或礼尚往来、行贿受贿等特殊用途。名贵特产本应成为宣传地方形象的靓丽名片，但许多名贵特产却被充当了政商灰色利益链条上的“活动工具”。
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行贿者用名贵特产围猎的不是官员本身，而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这类腐败问题由来已久，现在仍在重点打击，说明名贵特产在腐败领域还有很大的市场，还没有整治到根源”。
“情感贿赂”和长线投资
“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名贵特产种类繁多，也成了满足不同喜好官员的行贿工具。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腐败案件中，名贵特产只是充当了一种媒介，对行贿者而言，这属于一种“情感贿赂”，是一种长线投资，相比金钱等，受贿者不会过于警觉。而且名贵特产种类繁多，行贿者可选择的余地也大，投其所好，让受贿者更易接受。
在众多名贵特产中，茅台酒尤其显眼，很多官员对茅台情有独钟。2020年10月2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剖析乌鲁木齐市原副市长李伟案。报道称，李伟认为自己处处高人一等，与其他人不一样，必须有特别的安排。在接受老板宴请吃喝时，他在酒桌上刻意把人分三等，对应的酒也分三档——自己喝15年的“茅台”，老板喝“水井坊(102.740, -2.36, -2.25%)”，下属喝本地产的“三道坝”。他说：“我是副市长，怎么能和他们喝一样的酒，必须有差别，只有我才能喝15年的茅台酒。”
甘肃省一位原媒体人称，为有针对性地行贿，官员的个人喜好会成为一些下属和老板关心的话题，官员的喜好也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他以甘肃官场举例称：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喝酒只认茅台，武威市委原书记火荣贵最喜欢50ml装的“小茅台”。
他援引甘肃省某领导的信息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某日，火荣贵去武威市民勤县视察，当地官员中午设宴时，准备了娃娃鱼和一些名酒，但火荣贵发现没有“小茅台”，勃然大怒。当地惊慌失措的官员一边向火荣贵道歉，同时立即联系人从兰州调货，大约3个小时后就送到了。就这样，确保了火荣贵在晚饭时喝上了“小茅台”。而正常速度下，从兰州到民勤县开车要接近5个小时。
自诩为“清官”的敦煌市委原书记詹顺舟则“嗜玉如命”。2020年12月18日，詹顺舟因受贿罪被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同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剖析了詹顺舟案。该文称，詹顺舟有两大爱好。一好玉石，经过多年的“把玩”，詹顺舟自诩是懂玉的行家，商人老板和干部送来的玉他先自己鉴定，认为好的才收，不好的就当场退回去，让对方重新购买，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铺去买，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购玉的钱辗转腾挪进了他的口袋。二好打麻将，对此老板们自然“心领神会”，争相陪着打牌，变相输送利益，詹顺舟则“只赢不输”，欣然接受。为了提高效率，他有时会一晚上安排两个甚至几个麻将场，把这个桌子上的钱扫光后，赶到另一个场子接着“捞金”。
詹顺舟曾说：“我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爱好的，都是老板培养起来的，一开始人家跟你一块玩，给你送点小东西，玩着玩着就上瘾了，和商人老板也成了朋友，最后越套越深，就像‘温水煮青蛙’。”
广东省一名处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官员的喜好被一些人掌握后，很多行贿者都会有针对性地去行贿，甚至导致受贿者家中“名贵特产过剩”。他举例称，广东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特别喜欢虫草，家中就有满满一面橱柜存放虫草。
真空包装的冬虫夏草。图/视觉中国
2015年4月1日，钟世坚被查，2016年获刑十五年六个月。在央视播放的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中，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讲述了钟世坚家中情景：“别人送来的酒有上千瓶，就放在自己的家里。还有虫草，我们从他家里检查的时候，光虫草就重达200多斤。好多现金是成捆的，从来没打开过，就是从收了就放在那儿，一扎一扎的，印章有90年代的。”
有的官员本人也是名贵特产的购买者和消费者。2017年12月，东莞市国资委原主任梁建新因受贿罪获刑5年。判决书显示，2007年至2010年，梁建新受贿410万元港元，这些钱全都被他用来购买虫草等高档药材。他自述，每次去香港的时候就带一些钱用于购物，主要是用于购买虫草等高档药材，这样持续花了七八年，慢慢就花光了。其妻患有多种疾病，所以长期需要服用一些高档药材来治病。其本人由于喝酒应酬导致身体也不好，2006年起发现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平时也用虫草泡水。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多数情况下，商人或下属等买这种高价物品往往并非自己用，而是将其作为特殊资源贿赂官员。“在行贿者眼中，官员手中的权力比名贵资源还要名贵。受贿的官员往往有特权思想存在，他们也有通过这些名贵特产，来彰显自己特殊权力的畸变心理”。
他认为，现在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腐败手法也在更新换代。为了规避调查和监督，行贿者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一些金钱、金银首饰等，具有一定隐蔽性的名贵特产等就更受到行贿者和受贿罪的青睐，这也导致名贵特产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名贵特产也成了行贿者打通关系的工具。
比传统行贿方式更隐蔽
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茶叶等土特产，也隐藏着一定的秘密。福建省武夷岩茶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即成为朝廷贡品。《新华每日电讯》曾报道称，当地纪检监察干部指出，有的官员以支持茶叶产业为由，坦然收受、消费“天价茶”。
武夷山市天心村号称“中国岩茶村”，该村多位茶企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几年，很多茶企给政府官员送“礼品茶”等很普遍，有些政府部门也会与一些茶企合作，定制一款“礼品茶”。这种茶不是哪个茶企都能做，还要看茶企的名气是不是大，茶本身是否属于有一定知名度的好茶等。在采购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回扣现象。“比如，采购时1000元/斤的茶，可以写成2000元/斤等。扰乱了市场秩序，诚实守信的企业反而受到冲击。现在反腐力度加大后，这种行为才有所收敛”。
有的官员给领导送茶时，在数量上甚至以“吨”为单位，可谓出手大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临沧市委原书记李小平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2011年至2013年间，李小平为感谢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白恩培在其职务升迁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帮助及希望以后继续得到关照，先后送给白恩培夫妇价值人民币44万余元的普洱茶4吨及价值人民币16万余元的临沧茶1吨，共计价值人民币60多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行贿的这些茶叶，李小平并非自掏腰包。判决书显示，时任普洱市政府秘书长王某证实，2011年至2012年期间，李小平先后安排他以政府接待用茶的名义采购3吨当年的古树茶制作成茶饼后送到白恩培家。白恩培在证词中说，在其担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期间，2003年5月李小平担任他的秘书，因此两人很熟悉。“李小平送我茶叶是为了感谢我在其职务晋升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也期望以此继续得到我的支持。”
一位反腐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仅仅是茶叶，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农产品(5.910, 0.02, 0.34%)、土特产，也会成为给领导送礼的工具。他举例称，山东大葱，知名度很高。以前，这种农产品会从区里运到市里，从市里运到省里，然后从省里一卡车一卡运到北京，送到一些国家部委。“这种土特产，单斤价格并不高，但是积少成多，量大了后，也就偏离了礼尚往来的本意”。
庄德水称，跟其他方式相比，这类问题的腐败性质一样，但是表现形式上更有隐蔽性。他指出，隐蔽性的体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有的看上去很普通，但可能价格昂贵，外行人也很难看出其价值；有的商家给其打上“品鉴”“ 非卖品”之类，不直接标价，也能将价格和意图隐藏在特产中，给昂贵的价格打掩护。很多人送礼时，会通过建议“官员亲自品鉴”等形式，暗示官员价格，官员也会心领神会。
湖南省廉政智库首席专家王明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十八大后，随着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行贿受贿方式也在发生转变。“这种行贿方式是传统行贿方式的一个变形，很多土特产价格体现得不明显，甚至有些表面看上去很土，其实价格惊人。这种隐蔽性颇受行贿者和受贿者‘青睐’，行贿者这么做，是为自己考虑，也是为受贿者考虑”。
名贵特产“生意经”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相关案例发现，一些名贵特产等进入官员手中后分为三种情况：有的自己留用或欣赏；有的将受贿物品当成行贿物品再次“转赠出手”，从而拉长了这条利益链条；还有的则做起了“生意经”，将这类物品进行转手倒卖。
一些茶企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茶企圈内 “以茶洗钱”的腐败操作手段并不鲜见。在这种操作下，有的茶企老板或经销商，会成为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中间人”。一位知情者举例称，比如某行贿者想找一位官员办事，就会问领导喜欢喝什么茶。官员称某家茶店不错，然后行贿者心领神会，就与该官员到某茶店喝茶，进而买茶。“这时行贿者不在乎多少价位，茶店说多少就是多少。官员拿到这部分茶后，再折扣后退还茶店”。
还有茶企老板称：“比如，在反腐力度加大的背景下，我去看望一个重要的官员，直接给钱或金银首饰等他又不敢收，我就给他很贵的茶，并暗示他价格，他可以自己收藏或放到市场上交易。”
广东省一位处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名贵特产的腐败链条中，一些高档礼品回收的门店也是腐败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一些官员受贿后，自己消费不了的物品，有的转赠给其他官员，有的也会折价出售给一些礼品回收门店，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类门店的老板充当了官员洗钱的掮客。“这类店铺对一些官员渠道来的礼品也比较信任，有些甚至会和某些官员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一些掌握名贵特产和特殊资源经营审批权的人，更是被“围猎”的重要目标。2020年1月，央视播出的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第一集《 擘画蓝图》中，披露了贵州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袁仁国的贪腐细节。专题片介绍，稀缺特殊资源的审批权，成为“茅台乱象”的重要根源。袁仁国在茅台集团40多年，从一名酿酒车间工人一步步成为一把手，随着职务的提升，他开始利用手中权力违规批专卖店、批“后门酒”，谋取巨额私利。
2020年10月26日，茅台酒厂的生产车间。图/视觉中国
贵州省纪委监委专案组工作人员介绍，袁仁国每年都预留了一定量的酒，就是计划外批酒，在制度安排上造成了权力的寻租空间。袁仁国把茅台经营权作为搞政治攀附、捞政治资本的工具，违规为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等人及其亲属办理茅台酒经营权并增加配额指标。2009年茅台酒价格一路高涨，王晓光通过时任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等人先后为家人和他的亲属获取了4家茅台酒特许专卖店经营权。7年来，4家专卖店共获得131.48吨的茅台酒定额指标，获利4000多万元。自2004年以来，仅袁仁国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就获利2.3亿余元。
袁仁国出镜时说，“那个时候想拼命接近我的人很多，一天找我的起码有四五十个人。”一大批经销商、供应商千方百计和袁仁国拉关系、搭人脉，大搞利益输送，袁仁国办公室外的走廊，曾经每天门庭若市。
一些官员甚至做起了名贵特产的老板，并将产品卖到自己的工作单位等。云南省纪委监委官网曾通报10起违规公款购买茶叶等谋取私利典型问题，其中提到临沧市双江县林业局原局长杨明华违规购茶和卖茶等谋取私利问题。2011年6月至2015年2月，杨明华在担任双江县林业局局长期间，与同学合伙做茶叶生意、开发礼品茶，并利用职务便利，将茶叶卖给县林业局共计167.97万元，卖给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的涉林企业老板共计95万元。2017年9月，杨明华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依据”
2018年12月，中央纪委曾下发《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严肃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的通知》，要求严肃整治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的问题。此后，多地结合本地特点，列出了详细清单，例如，青海名贵特产主要是指冬虫夏草、昆仑玉及其制品两种；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纪委明确本地名贵特产包括：奇石、玛瑙石、佘太翠玉石、肉苁蓉、羊绒驼绒制品、珍稀动物制品、高档酒等；新疆本地名贵特产清单则囊括了西红花、新疆虫草、新疆紫草、天山雪莲和鹿胎、鹿茸等珍稀药材，和田玉、碧玉、金丝玉、东陵玉等玉石，海蓝宝石、碧玺、祖母绿、红宝石、水晶等宝石。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清单的公布便于办案人员进行甄别和开展工作，也有利于各地有针对性地自查自纠，但是单凭列举方式不能穷尽相关种类。因此，要制定一个市场价值标准，规定超过该标准后，相关责任人要上报。他指出，从长远看，名贵特产对官员的腐蚀是一种渐进性的诱惑。因此，一旦认定名贵特产和权力之间发生关系，不论价值多少，一律要算行贿受贿。
2019年11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披露：全国共查处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2848个，处理4217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749人，给予党纪处分2009人、政务处分1161人，组织处理449人，诫勉307人，通报曝光典型问题856个。
近段时间，多地针对此类问题的整治也在持续发力。2月23日，福建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公告称，请广大干部群众对福建省各级党员干部公款购买、违规收送、违规占用、违规插手干预或参与经营“天价茶”等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问题进行监督举报，并公布了电话及网络举报方式。3月2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称，近两年来，贵州省委、省纪委监委开展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违规违纪违法购酒、贩酒、批酒、收酒、送酒、用酒等问题。专项整治以来，共查处领导干部违规收送使用茅台酒等问题594起，党纪政务处分453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120人。
在打击此类腐败问题的同时，衍生出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业内专家的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刘俊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名贵特产的销售隐藏着两个问题，一是钱权交易和行贿受贿，产生一些或明或暗的四风问题；二是虚假宣传，价格虚高，扰乱市场秩序，伤害了普通消费者利益。针对前者，需要反腐倡廉工作深入推进。尤其是在公务消费中，纪检监察部门要把购买、赠送中隐藏的腐败问题纳入全天候监管视线；在后者的治理中，商家要诚实守信，不应追求暴利，行业协会等也要对其加强约束，市场监管等部门要注重源头治理，加强从生产到销售过程中的监管力度。
王明高表示，名贵特产腐败问题衍生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在公务消费的报销上存在漏洞。比如，很多官员以公务消费名义购买名贵特产送给相关领导，相当于“用公费行贿”。如何规范公务消费的报销制度、堵住漏洞值得思考。二是，一些官员落马后，这些名贵特产的价值与其受贿时相比，可能出现了很大升值空间，因此这类物品的折价也出现难度，直接影响这类官员的量刑依据。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落马官员被查时，其收受的名贵特产，一般要在判决生效之后，才能做最终处理，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或拍卖。但对易毁损、变质、贬值等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可以及时拍卖，不必等到裁判生效。
在这类案件中，还会涉及受贿人被查时名贵特产发生价格变化问题。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认定受贿金额？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具体认定时，要遵循就低不就高原则，要通过查找当时的市场价格，经过第三方评估来认定。如果有升值，升值的部分不认定为其受贿金额。“比如，10年前，某官员受贿当时价值200万元的某名贵特产，现在升值到了1000万元。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有证据证实当时价格，其受贿金额就被认定为200万元，升值的800万元将被认定为非法所得”。
他认为，名贵特产具有一定隐蔽性，一些非公开发行的股权、债券、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纪念币、纪念钞等特殊资源的隐蔽性更强，这都给最后的法律认定带来一定难度。这类腐败案件中，不排除还存在暗渡陈仓式的行为。比如，行贿人表面上送的是虫草、茶叶等，里面可能隐藏了金条、现金等。如果行贿人和受贿人都不承认，在法律上认定起来也比较困难。
毛昭晖表示，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腐败属于一种新型腐败。这类案件在办理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好治理工作，一方面要完善相应的制度。行贿受贿类案件办案周期普遍比较长，因此，对一些被查封的名贵特产要区别对待，比如玉器等一些不涉及保质期、易看管保存的要先封存，而茶叶、药材、虫草等一些容易损坏或保质期短的名贵特产要及时拍卖。“如何认定名优特产跟受贿之间关系，对名贵特产的鉴定、评估、储存、拍卖等，都还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