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印度客商支付的货款，总共有30万元人民币。但是，这30万并不是一笔支付的，而是分别以每笔9.995万元的金额（50元为“手续费”）打入到了罗艺的农行卡、中行卡和中信银行的卡里。
更奇怪的是，打入中国银行的这笔9.95万元，也并非一次性打进来的。而是分成1.2万元、1.5万元、1.9万元、2.6万元、1.7万元、1.095万元在1个小时内分笔打进来的，紧接着，罗艺的账户又收到了两笔分别只有0.1元的转账。
当时，这笔奇怪的打款并没有引起罗艺过多的注意，因为在义乌的市场里，外商用人民币支付是这么多年一直使用的惯例。
但两天后，罗艺的卡突然被“冻住”了，账户里面100多万余额都无法使用——来自西北某地的警方冻结了罗艺的银行卡。焦急的罗艺联系了当地警方，得到的解释是，这笔货款中有1.3万余元涉嫌为电信诈骗资金。
罗艺“冻卡”并非个例。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很多义乌商户的卡都被“冻住”了。有的因为涉嫌电信诈骗，有的因为涉嫌网络赌博，但最终大概率都会归结到一个原因——涉嫌地下钱庄洗钱。
图：义乌国际商贸城正门，凤凰网财经摄
冻卡现象集中出现后，一封落款为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将“冻卡”现象推至聚光灯下。在信中，义乌警方呼吁全国公安机关在“断卡行动”中理解义乌贸易型经济的特殊之处，并恳请各地公安机关勿对义乌商户“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公开信中写到：“希望我们能共同理解，避免将一个受害群众的损失转移至另一个守法公民身上。从而让社会再增加一个受害者。”
冻卡显现背后究竟是何原因？凤凰网财经日前实地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与多位被“冻卡”的商户采访交谈，并深度采访反洗钱专家，试图还原“冻卡”事件的全貌。
01、商户的冻卡烦恼
出生于义乌农村的罗艺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福田市场（义乌当地人对“国际商贸城”的称呼）的老板娘。
“她们的日子看起来过得好清闲，每天在小商品城的档口一坐，客户自己上门，没有生意就往电脑前一个葛优躺，刷刷剧。好幸福的生活。”
为了这个梦想，罗艺10年前从广东回到了义乌，做外贸。
在义乌有成千上万个像罗艺这样“做外贸”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的工作更类似于导购。外商来到义乌，人生地不熟，罗艺就会带着他们去商场，想买皮带的，就带到4区的4层；想买饰品的，就带到一期；饰品又分好多种，头上戴的就去二楼B区，脖子上戴的，就去二楼的D区。
图：颇为冷清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凤凰网财经摄
10年的外贸经历中，罗艺接待过几乎来自全球各大洲的客商，慢慢地，罗艺也总结出一条条接待外商的小贴士——印度客商很多素食者，所以在市场逛一天都不会吃饭，因此罗艺需要自己备着零食；欧美的客商往往都比较大方，很多都会给小费，因此，需要提前找好欧美客商行动的规律……
一般来说，外商寻找到合适的货源之后，就会将钱打进罗艺的卡里，然后再由罗艺转给义乌国际商城的商户，之后罗艺还要找货代公司，进行装柜、报关、出口等一系列流程。
和罗艺不同，来自河南的邓红在两年前就成为了国际商贸城7.8万个档口的老板之一。但是档口老板的日子并不像外人看起来那样光鲜。
和绝大多数的档口老板一样，邓红也是“前店后厂”的模式。平常除了在档口接待客人之外，邓红在商城关门后，往往还需要去加工厂帮忙，在西方圣诞节前几个月那段外商订货的旺季，邓红除了盯着档口之外，还要亲自去工厂组装、去仓库看守货物。
图：义乌国际商贸城档口，凤凰网财经摄
“义乌的夏天是最难熬的，外面天气将近40度，仓库里面更是又闷又热，几乎所有衣服能够盖住的地方都会起疹子。我还好说，关键是孩子，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让孩子站在唯一的一个小电风扇前面吹一吹。”说到这里，邓红开始流泪。
今年的1月，邓红的银行卡也被冻住了。冻卡的原因是一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外商所打的一笔货款。和罗艺一样，邓红也去找冻结银行卡的警方联系过，提交过包括订货单、和客户的聊天记录、微信订货记录、材料商的转账记录、出货通关单、货柜号等一系列的资料，但最终仍然没能解冻。大概16万的涉案金额，冻结了89万多的银行卡余额。
实际上，在凤凰网财经走访中发现，被冻住银行卡的商户并非只是罗艺或者邓红这样的中小商户，不少已经规模很大的商户仍然遭遇到了冻卡难题。
图：义乌国际商贸城内不少档口关门、转租，凤凰网财经摄
张友是一个拥有160多员工的公司老板，去年的开票销售额将近8000万，公司还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但从去年7月份开始，张友名下的四张银行卡也都陆续被四个地方的警方冻结了。涉案金额共计约10万元，但卡里一共有700多万的余额全部都被冻结了，资金周转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卡被冻结之后，张友去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提交了各种证明自己这些涉案金额是“真实交易、善意取得”，但现在依然有74万的余额被冻着。
像罗艺、邓红、张友这样被冻卡的商户不在少数。来自武义的小何告诉凤凰网财经，今年年初，自己爱人的银行卡被冻结之后，人也被警方带走调查，自己提交资料，并将涉案资金返还之后，爱人依然在看守所没有出来；外贸公司的老板赵力在去年向一个斯里兰卡外商交付60万个口罩，在收到外商的货款之后，账户里面的500多万也被冻结了……
图：颇为冷清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凤凰网财经摄
义乌究竟有多少商户遇到了“冻卡”难题？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官方数字，凤凰网财经试图联系当地商务局和银行卡冻结援助中心，但电话均无人接听。
赵力曾经在自己所在的“冻友群”（编者注：“冻友”为被冻卡商户的自称）进行过一次统计，得出的结果是——冻卡商户有300余家，涉及金额为1.5亿。
“这还只是我自己所能联系到的冻友，只是冻友群体中很小的一部分。”赵力表示，真实的冻卡金额比上述统计要大得多。
义乌商户银行卡冻结涉及面之广，从义乌市商务局发布的一则名为《冬日之寒，义乌市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为您送暖！》的资讯中也可以窥见一斑。该资讯写道：
“义乌市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自2020年11月10日运营以来……相继派出由商务局、公安局、商城集团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16个，走访对接近40个地级市、100多个县级市公安局；同时向全国近1000个县市区公安局发送了对接函和冻结名单，邀请异地公安到义乌办案调查。”
02、事涉地下钱庄
凤凰网财经通过走访发现，几乎所有“冻卡”的案例都有同一个特征——均涉及到外商通过第三方打款。
按照正规的外贸流程，应该是外商所在的公司通过正规的银行渠道将足额的美金货款支付到中国商户的公司账户上。
但是，在义乌，这种模式很难得到推行。
首先，由于来义乌采购的外商大部分都来自于印度、中东、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要么美金短缺，要么受美国制裁，所以很难通过正规的外贸流程来打款。
来自印度的外商阿豪在接受凤凰网财经采访时表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美元短缺，所以外商很难在当地的银行进行换汇。“有的银行可能会告诉你，没有美元；有的银行则可能会告诉你，有美元，但是需要你付出比正常汇率高10%的价格来换汇。”
这个时候，外商就会寻求地下钱庄来支付货款。
即便是换汇渠道畅通的国家，外商也会倾向于通过地下钱庄来支付货款。因为对于外商来说，通过人民币支付，可以为自己节省很多的成本。在采访中，不止一位商户和凤凰网财经提到，许多外商会将货款分成两部分来支付，一部分用美金通过正规渠道支付，另外一部分则通过人民币支付，以此来少缴税款。
这并不是一个合规的支付流程，但是却是之前义乌市场很多年留下来的一种支付习惯，而且，很多商户并不了解人民币支付会涉及到地下钱庄洗钱。
和很多人印象里的义乌商户不一样，义乌商户日常面对的外商并非大批量采购商品的买主，而是每笔采购金额大多在数万元到二三十万元人民币的外商散客。而面对这些外商散客，这些年来一直都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来进行——外商将人民币付给商户，商户收钱后发货。
在这种情况下，义乌商户也很难去追溯给自己打钱的账户到底是外商本人，还是外商在境内的朋友或者员工。
“义乌这边的外商采购更像是国内的便利店模式，我们也不认识这些外商，这些外商对于我们来说和国内商人过来买东西并没有区别。谁也没有见到过便利店追问客人付款账户的事情吧？”罗艺说。
另外，义乌商户在收钱的时候是没有主导权的。赵力向凤凰网财经表示，“义乌的小商品本身是没有什么技术门槛的，你不接受外商人民币支付，另外的商户就会把订单接过去，如果整个义乌都不接受外商人民币支付，那这些订单就会流向越南，流向印度，流向墨西哥，流向土耳其。”
地下钱庄是“冻卡”事件中重要的一环。地下钱庄操作的模式一般是这样的：
地下钱庄会在境外当地收取外商A的货款，这些货款是A用本国货币支付的。然后在中国境内，地下钱庄会将等额的人民币支付给中国商户B。B在收到人民币之后，就会将货发给A。
在这个循环中，地下钱庄相当于获得了外币，支付了人民币。那地下钱庄这些人民币的来源是哪里呢？
很多都来自于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非法渠道的资金。比如，诈骗集团C在境内获得非法收入之后，有极其强烈的转移赃款的意愿。这个时候，诈骗集团C就会找到地下钱庄，给地下钱庄人民币，换取境外货商B的货币。
如此一来，诈骗集团所获得的赃款就被“洗白”成货款流向社会了。
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副教授严立新向凤凰网财经表示，这种洗钱手法非常经典，业内称之为“哈瓦拉”。在这种模式里，地下钱庄实际上充当了银行的角色，是资金中介。通常，地下钱庄只收很少的手续费，对常客、资金转移量大者、高频交易者等多有优惠，甚至，逢上节假日也有优惠。而且这种操作模式效率非常高，往往，一个电话、一个微信或短信就可解决，比之银行，其流程和手续极其简便。所以这种模式，长盛不衰，久打不绝。
“虽然地下钱庄收取的手续费率很低，但是由于流通的资金量非常大，所以也能获取巨额收益。近年来打掉的地下钱庄，动辄流水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可见一斑”。严立新向凤凰网财经表示，地下钱庄是地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IMF的估测统计口径计算，一个国家实际存在的洗钱规模大致会占到整个国家GDP的2%到5%左右。
03、冻卡难题何解？
义乌商户的“冻卡”现象从去年开始便陆续出现，今年开始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密集。
这和从2020年10月开始的断卡行动密切相关。当时，公安部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最高法、最高检和三大电信运营商联合开展“断卡”行动。
接近警方的人士对凤凰网财经表示，冻结银行卡是面对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新型网络信息案件的必要程序，主要是为了追赃挽损。由于现在地下钱庄和网络信息犯罪结合紧密，假如不能快速冻结涉案的银行卡，被害人的资金很可能就会被犯罪分子快速取现或者转移，导致无法挽回损失。
冻结涉案的银行卡是斩断电信诈骗案件链条的必要行为，但针对全额冻结涉案银行卡的操作方式，义乌商户表示不理解，因为这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日常经营。
针对全额冻结的做法是否合理合法，北京市汉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陈大鹏则向凤凰网财经表示，全额冻结的做法是合理的。“涉嫌刑事犯罪，具体案件侦破由侦察机关负责，涉案资金可能是整体涉案事实中的一部分，在具体案情不明朗的情况下，应相信办案机关的专业性，尤其涉及到跨省用警，相关办案机关做出的决定应该是谨慎、慎重的。”
不过，广强律所高级合伙人暨非法集资案件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曾杰对凤凰网财经表示，虽然冻结银行卡账户的做法是有相关法律依据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在刑事立案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等财产。“但具体是否应该全额冻结涉案账户的资金，目前没有进一步细化的规定。考虑到全额冻结的确影响到了商户的日常经营，所以，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严立新亦对凤凰网财经表示，“针对冻结商户账户中全额资金的做法有待商榷，因为这会造成一定的‘误伤’。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只针对重度可疑的直接涉案金额进行冻结，或者为了应对后续可能的处罚，可以适当放大冻结数额，如加倍等。”
在此前流传的义乌公安给全国公安的一封信中，也提到，建议冻结地警方对经营户取证结束后，采用解除冻结、限额冻结或者采取一些保证资金安全情形下的约束性措施等方式，对疑似赃款予以处置。
面对“冻卡”难题，许多商户都联系过当地的警方，并提交过相关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善意取得，真实交易”，但最终得到的处理结果却不尽相同，很少一部分会解除冻结，大部分仍然处于冻结当中。
邓红在和某地警方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如果想要账户解冻，要么主动退还涉案金额，要么等待后续强制划扣。亦有商户表示，自己在签署一份“自愿返还涉案资金”的说明并退还资金后，银行卡得到了解冻。
但邓红和其他许多受访的商户并不愿意用“自愿退钱”的方式获得解冻。“从我们的角度看来，这是我们真实交易获得的货款，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而且，假如我们自愿退钱的话，岂不是承认了我们参与到了地下钱庄洗钱？”
有义乌商户向凤凰网财经表示，“在这件事中，电信诈骗者是受害人，我们也是受害人，交了货款的外商认为自己是交钱拿货，也不会弥补我们的损失，国家的税收也受到了损失，最终真正受益的人只有那些拿了黑钱的地下钱庄和诈骗集团。所以，我们完全赞同国家的‘断卡’行动，但我们现在最急迫的需求就是，在提交资料后, 严格审查, 解冻账户或者解冻非涉案资金。”
针对商户是否应该退还涉案资金，陈大鹏表示，在案情不明朗的前提下，暂时无需返还，但在法律关系未确定的情况下，无法判断商户是否是善意取得，且案情进展也是先刑后民、应待刑事案件查清之后，再确定民事纠纷的责任，最后确定是否需要返还涉案资金。
曾杰则表示，从性质来看，由于收款方，也就是义乌商户不参与和地下钱庄换汇，收款的来源是合法的贸易款，不过是外商走了不合法的地下钱庄，钱庄的款可能是电信诈骗款。但是，商户如果能提供相应的收入证明、贸易合同、发货证明等等，那地下钱庄的代付款，即便是来自某个刑事犯罪案件，那么义乌收款方也属于典型的“善意取得”。
严立新向记者表示，面对冻卡难题，当地商务部门应加强对商户的培训和宣导，引导他们在国际结算中走正规渠道。另外，“堵不如疏”，建议针对中小商户的商业形态和结算模式，专门建立一个官方的结算平台，有效纳入到监管中，使其阳光化，从而避免商户有意或无意中卷入地下钱庄等洗钱交易。
后记：
每一个来过义乌的人，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多带一个行李箱。
这是一个小商品的海洋。世界的小商品中心在中国，中国的小商品中心在义乌，义乌的小商品中心在国际商贸城。这是一个拥有7.8万个商户的大市场，也是一个能够预判美国大选走势的地方。
但这只是义乌的骨架，在这个市场里面穿梭着的外贸人、外国人、商铺老板，以及下游数以十万计的供应商才是它的毛细血管。但是，由于最近的“冻卡”问题，这些毛细血管有很多都被堵住了。
在冻卡问题发生后，许多义乌商户表示目前已经不再接受外商利用人民币来支付货款了，要么通过银行渠道收美金，要么让外商用现金结算。但正因为如此，很多商户的经营陷入了困境，下游的供应商由于无法从冻卡的商户获得结算款，也正在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义乌冻卡难题，依然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