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以外，少数族裔其实需要做得更多。(Getty)
所谓盎格鲁化，又称英语化，是令外国字词、名称和词语等，更容易透过英语来发音和理解的过程。此一过程的历史起源如今难以考究，但历史上来自其他语言地区的人的名字被英语化的程度更高，尤其是拉丁和希腊血统的名称。在英国国内，这个过程可以体现在爱尔兰人的姓氏如Ó Briain、Ó Néill变成今天常见的O'Brien与O'Neill，还有苏格兰人的Somhairle、Mac Aoidh变成了Sorley和MacKay。
在19世纪和20世纪，有大量移民从欧洲涌入美国和英国的时候，许多移民也会根据个人选择而将名字英语化。如法国移民会通过改变拼写来方便英语发音，如Pariseau变成了Parizo，Boucher变成了Bushey等，又或是更改发音以符合拼写。德国人则将Bürger变成Burger、Schneider改作Snyder等。
改名曾是19世纪、20世纪不少移居美国的人的指定动作。(Getty)
地方名也是最常受到英语化的名词，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oli）改成“Naples”，丹麦首都哥本哈根（København）成了“Copenhagen”等。这种英语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在20世纪中，几乎所有以英文书写的文本中，全都直接使用这种英语化的地名。时至今日，缺乏权威语文机构约束的英语，渐渐约定成俗，不再偏好过度的盎格鲁化，倾向直接吸收新字汇后使用原本的拼写。
全球化下的“共同名字”
荷兰学者Doreen Gerritzen早于1998年已对名字和全球化进行研究，指出世界各地许多人在为子女命名时普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透过电影剧集、社交媒体、互联网在全球发挥作用。
Gerritzen的研究报告认为全球化导致了两个发展趋势，一方面许多人今天成为了世界公民，日常生活以至价值观或许受到不同国家和文化所左右，作为父母的则因而更倾向为子女选择国际化的名字，如能够容易被不同语言、语系的人士发音或理解，如Andrew（Andreas, André, Anders），另一方面，部份父母则希望为子女改名以保留国家或地区的身份认同，以突显祖国故乡的身份和文化。
今天美国少数种裔也不再认为有压力需要改名。(Getty)
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受到相似源头的影响，如电影、电视剧集、流行音乐、国际连锁食肆、服装品牌等，因而在改名资源和品味有所相近。也因此，在西方文化强势的时代，英语化或西方化名字都很常见。
大约在2010年有研究发现，美国少数族裔名字英语化的情况多年前经已起了转变。美国移民律师协会（American Immigration Lawyers Association）纽约分部前主席Cheryl David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会再改美国化名字。”她估计此一改变或早在数十年前开始发生，从2010年6月的美国法院500个改名申请中，亦多少可以看出端倪。这些申请中只有六个是明显地将姓名英文化，其余的都是因结婚、家庭等因素而需要改名。
英国女星Thandie Newton改回使用原名Thandiwe Newton。（Getty）
拥抱本名 忠于自己
美国社会学家Douglas S. Massey指出，随着移民逐渐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和民权运动在美国合法化，加上像Kardashian明星家族、父母分别为瑞士及挪威人的云妮·丝维嘉 （Renée Zellweger）等，就算保留本身宗族姓名，也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令人感觉改名再非必要，不用再有改名的压力。
英国土生土长的女演员Thandie Newton，母亲为津巴布韦人，近日也宣布名字改回原本串法Thandiwe。由于她这个具非洲色彩的名字，在串法与读音都不利其荷里活事业发展，因此自入行以来一直改成了英语化的Thandie。这位女演员表示，Thandiwe在津巴布韦语言中，意思为“被爱的”，“这是我的名字，一直都是。我现在是要取回属于自己的。”
Rawiri Waititi以代表毛利人的绿宝石项链，代替领带。（Getty）
新西兰议会今年2月发生的一场小风波正是例子。本来新西兰在去年国会大选，顺利选出堪称“全球最多元的国会”：120席中有48%为女性、21%为毛利人原住民（maori）、8.3%有太平洋诸岛血统，还有7%亚裔议员。不过，有毛利人议员提出毛利传统正装与会，以配戴绿宝石项链“pounamu”以代替领带，不过却遭议长警告后逐出会场。事件之后，呼吁正规议会废除领带规定，容许议员穿著代表各自文化正装的呼声也随之而起。
由此可见，不论名字“去盎格鲁化”，还是反对议会装束的西方形式主义，均反映着世界正经历去殖化与英语霸权褪色的情况。“名字保卫战”可能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