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塔门（ID：DT-Tamen），作者：钟宛彤，编辑：王朝靖，原文标题：《为什么现在当一个普通人这么难？》，插图： ins @lumps，题图来自：《悠长假期》
看起来，继成功学之后，我们正在迎来普通学。
这是一个越来越多人宣扬“不完美”、提倡多元的时代。2015 年自日本引进《被讨厌的勇气》并连续取得畅销成绩后，2020、2021 年中国出版市场又出版了美国的《及格家宣言》《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同样是 2020 年，陈绮贞、 A-Lin 等 24 名歌手发布了《不完美人生指南》专辑，探讨走出舒适圈的不舒适，伸张“不完美才完美”。
快手、抖音、B 站上，大量普通人正在分享普通生活，外卖骑手、高空电力工人、小镇青年、卖艺女孩、装修水电师傅、做煎饼果子的小摊贩，带领经历迥异的观众进入自己的生活，而观众也会替他们加油鼓劲。
如今的社交平台更像是他人日常生活的入口，把人和人连结在一起，展示不施粉黛的真实。过去受到追捧所需要的成功技能已经不再是必选项，很多被骂的、丧、不务正业的偶像受到追捧，比如《创造营2021》里满心想着下班的利路修。相反，成功人士的模版在社交网络上被压抑下来，“凌晨四点的洛杉矶”“比你更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好像成了毒鸡汤绝响。
平庸，或者说普通，似乎正变得振振有词。
屏幕上看偶像乘风破浪，自己则是“青春没你”（2020 年微博的一个恶搞综艺）类的自嘲互嘲，提倡“如果你周围没有一个人觉得你在浪费才华，那你需要反省一下。”
Netflix 曾把摄像头对准失败者制作了一整季纪录片，豆瓣上，以旅游失败、985 废物、炸厨房、烫头失败、土味穿搭、不太时髦、社死为主题的热门小组，一边把出丑自嘲贯彻到底，一边互相安慰，和那些光鲜到无法实现的美丽生活相比，这才是生活的意义。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向往普通了？为什么普通反而成了现在年轻人最大的追求？
为什么现在国内，普通人开始被推崇？
美国医学博士雷·本内特写了一本 104 页的册子《及格家宣言》。书里讲的是降低期待，提供的 10 条基本原则以“人生苦短”开头，第四、第五条分别是“期待带来痛苦”“更多期待带来更多痛苦”。
书里还讲成功上瘾的危害，“我们被洗脑了，以为成功是必不可少的”——许多富人虽富，但常得为避一万块的税绞尽脑汁，业余运动员因为训练过头，只能牺牲情感生活，“对于所有受害者而言，成功的瘾会带来失败的人际关系、不健康的身体、被戕害的思维，或是三者的某种可怕组合。”
人人都在开发潜力，本内特却在主张开发点别的。他以一种成功学书籍的口吻写道，“将所有目标都调低一档。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找到你内心目前为止都没开发出来的懒惰。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肯定有些事，你是太用力了”。
对当代人来说，这大致是无可指摘的论调了。况且很多时候，没法用力，紧绷着也没用。全球化、极端分工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人无法全面掌控自己的生活、命运，换言之，很大一部分生活被外包出去了，这是再努力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这也是当下“不完美”风向所主张的。大意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再计算成功的成本、风险、复制几率，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成功似乎不是一项值得投资的选项。
当然这也和预期管理有关。杜伦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总表现得很积极的员工就会越多地被安排加班，反正他人眼里，“这样的人加班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利用激情把剥削合理化。反过来，一个常年 60 分的人达到 80 分的时候，就是在创造惊喜。
更别提在效率上，在完美主义的衬托下“及格就好”那种压倒性的诱惑。好比同样是买一只音箱，一个及格家只要花十分钟，但一个完美主义者所做的功课，或许都能编成一本音箱购物决策指南——虽然结果可能也没好到哪去。完成工作也是如此，“60分万岁”的人想必不太拖延，反而可能是在职场上讨喜的类型。
但如果从心理上理解，为什么追求及格会成为流行现象？
《攻壳机动队》导演押井守在《我每天只工作三小时》里，把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改编成了一个他认为更合理的“怠工”版本。
在斯皮尔伯格的原版里，长官冒着全部队员丢掉性命的风险去赌士兵瑞恩的幸存机会，而押井守却提议，鉴于那样做违背了人人平等的观念，不如“在诺曼底登陆之后，前往最前线的过程当中躺下睡觉。只要通过怠工来争取时间，最后再向高层表示‘我们努力过后还是不行’就好了。”
大概就是做到人人都能理解、说得过去就行。瑞恩本人能够如愿以偿不用背叛战友，军方因为派出了救援部队能对国民和家属有所交代，队员们也不至于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如其他人重要。不必做到殉道、感天动地的地步。
“我想这是一个日本人最容易理解的结论。虽说美国大概也是相同，但是此手段却对日本人特别有效。如果各位无法想到此方法，就铁定会在组织中被榨干利用到崩溃吧。既无法守护自己的下属，更无法平安无事地工作到届龄退休。”
这与《及格家宣言》的观点如出一辙，后者告诫读者，“记住，平庸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努力。然后一点也不多干。”
也就是说，“及格”是弱者的武器，对于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一次回击——如果不能不做，那做得差不多就行。在鼓吹拼搏的东亚氛围里，回击也可能以质疑一部分传统价值、“局部不及格”的形式出现。
例如，日本出现了贫穷而低欲望的“下流社会”，韩国也产生了一大批年轻人，他们主动抛弃恋爱、结婚、生子，被称为“三抛”世代，一部分人接着把人际关系、房产、梦想和希望一一抛弃，甚至丢盔卸甲到一无所有的程度，变成“七抛”“N抛”。
在中国，也衍生出了一套打工人的摸鱼文化，白领在无数细碎的时间用偷闲精神反抗自己并不认可的工作文化，而过往劳动中实现志向的价值也更少被提及。
大概也因此，这个时代，人们的观看习惯正在经历“从仰视变成平视”的转变，对“爹味”“妈味”的嗅觉更敏锐，高高在上的人设不再讨好。因为“人人都苦”，看到和自己有类似处境甚至比自己更艰难的人，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
个体当然可以继续地为自己的人生清单做“断舍离”，但其实也很难界定这些选择究竟是主动还是被动。更轻便的做法或许是向斯多葛式的做派学习，需求于已经拥有的事物，不定时撤除舒适的条件，因此也就不必通过劳作获取满足感了。然后，面对一切质疑的时候，自贬就行了，把自己说得更糟，一文不值，放弃向外界解释自己的权利，获得内心安宁。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人们没法真正地心安理得当普通人？
除了普通的价值被逐渐推崇，一段时间以来凡是生活显露出一点好，就有被称作“凡尔赛”的风险：凡尔赛爱情、凡尔赛工作、凡尔赛烦恼，似乎稍不注意就会给人施压，但问题是，生活的标准正在一再降低吗？
事实是，做一个普通人越来越难了。
如果把住房、育儿、教育、养老这些基本生活条件作为人生的 60 分底线，在市场替代计划之后，现在连满足这些成了一个年轻人的终极人生目标。何况在传统东亚社会价值里，放弃生育、放弃买房、放弃拼搏不仅是个人放弃了成家立业，他还得面临逃避社会责任的道德批评。
在 2021 年胡润研究院提出了一种生活衡量标准，也即财富自由门槛：一线城市“入门级”财富自由门槛是1900 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一套 120 平米的市区常住房、2 辆车、60 万元的家庭税后年收入，以及 800 万元的金融投资。而二、三线城市的门槛也分别达到 1200 万和 600 万元。
财富从被量化后对现代人的安全感构成了威胁，没有人会说自己的钱够用了，至少没有人敢承认，况且还有“高级”财富自由门槛，1.9 亿，“国际”门槛则是 3.5 亿。胡润认为这是一个“后物质时代”，尤其对于富人，“精神需求更大，物质需求简单”，但即使是榜单上那些千亿级别的富豪，自称每年只花五万元、最爱吃麻婆豆腐，无论形象如何朴素，都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扩张财富。
在当代中国，成功的模板非常统一：有钱人。问题在于，每天都在围观这些成功模板的，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转向“稍微普通”的样本，就能看到更多、更真实的个体正在陷入什么样的迷惑和困顿。中国本科率大约只有 4% ，而在 2020 年 874 万应届毕业生中，211 毕业生占 3.11%，985 毕业生则只有 1.66%。
以二本学生为写作对象出版了一本书的教师黄灯从微观上记录了普通人的变化。在黄灯2006级的学生中，近三分之一留在广州、深圳，但到了2015级，没有一个学生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在大城市立足，临近毕业时，“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现实，念大学对我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
更“普通”一些的，甚至会变成“隐性人口”，多数时候仅仅是统计学一个分母。人大新闻学院 2010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人口中占比 65% 的社会底层，只拥有 12% 的网络话语权，其中包括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中将工人阶级的孩子称为“家伙们”，他们“看破”社会规则，自愿放弃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于是抽烟、喝酒、旷课、打架、取笑乖学生、建立男性沙文主义，进而逃离学校。但与这些“家伙”不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家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始终存在，恰又赶上中国经济起飞的窗口期，‘知识改变命运’成为恒定的真理，‘只有认真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成为家长们的信条，‘反学校文化’对于中国家庭似乎很遥远。”
如《岂不怀归》一书所写：“中国农村存在着数以亿计的从未接受高等教育，甚至从未进入高中的青年，他们远离学校成为进城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如果说‘家伙们’是通过对人生轨迹的洞察主动逃离学校，那么，这些延续父辈轨迹的农村孩子则是在毫无希望的学校生活里被动离开学校”。
高度统一的价值下没有反叛。
既想躺平，高喊价值多元，但骨子里还普遍怀有对世俗成功的渴望。中产家庭希望在自己、在后代维续阶级优势，底层希望向上爬。被广泛指责的“鸡娃”，背后父母的动机早已经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而是对“输在起跑线上”、“孩子被同龄人抛在身后”的恐惧。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对孩子高强度苛求的害处，而是承受不了“阶层掉落”的风险。
社会对成功的标准没有异议，“北大卖猪肉”“研究生当保安”“清华毕业做中学老师”会令人皱眉，这就是人类学学者项飙说的：“全国人民朝着一个目标去，要多赚钱，买一百多平的房子，要买车，一定要成家等等。这个线规划得非常好的，大家高度一体化，都要在这样一个市场里面争夺一样东西。”“如果你在职场不高兴，你去干点别的，开个面馆不行吗？不可以，大家一定要挤在一个道上。”
毕竟“人人平等”的愿景从未实现，“考上北京大学的张华”、“进了中等技术学校的李萍”和“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我”话语权从来就不对等。从学校、公司到社会，从始至终贯彻的都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通过价值倡导和规则奖惩不断把人推向高强度劳动。
人人知道 996、内卷的坏，但仍然困在其中，就是因为无法想象自己在这种生活之外还要什么、能得到什么，在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就已经被打上了鸡血。
当“财富自由”承包了这个时代关于幸福的一切定义和想象，人们流行的思路就成了：等我攒够钱，就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就可以去当一个普通人。
这就形成了项飙所说的“悬浮”状态：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向一个未来。与此同时，当下被悬空了，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意义。比如近年流行的“提前退休”运动（FIRE，financially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期许的是自我尽早与工作切割。未来可期但面目模糊，没有人确定还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过上“理想生活”，于是它本身成为一个牢笼：一个人所追求的会在结构层面增加他的痛苦。
在个人层面，一方面是对大环境的不满，所有的问题指向一个巨大、不可解的系统困境，它在每一个人周围渗透，又随时就向某处碾去。仿佛解决 996 只能指望修订劳动法，实现公平透明得靠平台算法制度，个人感到几乎无计可施。
因此通往财富自由的途径依然只能是维持本分，努力。努力不一定成功，所以努力成为买彩票一样的尝试，但至少不能不试。理财、学习、开展副业、结交厉害的人、自我升级，就算只是让自己忙碌起来也好，至少能够舒缓对不确定性的焦虑。
在这场无法退出的比赛里，人们普遍渴望的依然是一套速成的、功利的解决方案。经纬创投分析过 3000 篇“爆款文章”后发现，在如今受到欢迎的文章里，“努力”是最常被提及的一个因素，占比约有 1/3 ——除了《成功就是沉下心来去努力》，也不乏《我见过很多赚大钱的人，没有一个是靠努力成功的》《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企图找到努力之外的捷径——但显然依旧离不开折腾。
根据德国波恩大学社会学家 Eric Hendriks-Kim 的一项研究，自我提升类成功学书籍在中国印刷书籍市场占比接近 1/3 。《经济学人》指出，自我提升类成功学书籍在中国非常流行，这些书从社交（《如何在一分钟内交到朋友》）写到商业（《七分钟学会财务管理》），而时下的一本畅销书正在呼吁人们：在某些人生阶段要选择更加艰难的路，而不要待在舒适圈。
所以，“及格家宣言”看起来只是整个成功学大市场下的一个小声回击，为人们提供“自我保护”的缓冲带：既然意识到努力也超不过富二代，那么为了避免努力过后还是失败的难堪，不如提前宣称放弃努力。如果混得不好，就不是“我失败了”，而是“我本来可以成功，但是我没有那样选择”。
一种象征性的选择。
参考资料
1. [美]雷·本内特，及格家宣言：让一事无成的你也能心安理得快乐生活的指南，周安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
2. Kim, Jae Yun & Campbell, Troy & Shepherd, Steven & Kay, Aaron. (2019).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Forms of Exploitation: Attributions of Passion Serve to Legitimize the Poor Treatment of Work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 [日]押井守，我每天只工作三小时：押井守的角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4. 胡润百富，2021胡润财富自由门槛
5.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
6. 赵云泽、付冰清，当下中国网络话语权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国际新闻界，2010年
7. 田丰、林凯玄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海豚出版社，2020年
8. 曾笑盈，悬浮、流动和秩序，牛津大学项飙教授怎样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
9. 王芊霓、葛诗凡，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
10. 经纬创投，如何成功？我们分析了3000篇爆文之后推荐这一篇给你
11. The Economist, Why self-help books are so popula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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