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遗像 “这就是丈夫留下来的全部了”
已经一年过去了，Marie还是不敢看当时和丈夫一起去西班牙旅行的照片，“这简直太美妙了！”丈夫当时在西班牙兴奋地打电话给儿子。就在西班牙旅行结束10天后，Marie的丈夫就因感染新冠离世。
“我们坐大巴回法国的时候，同车有一位女士发烧一个星期只能躺在床上，当时医生诊断她为感冒，接着她和我们坐同一辆大巴回了法国。”丈夫被救护车送去医院后，Marie就再也没能见到他，等待她的只是装着丈夫遗体的密封布套。
▲法国重症人数趋势图。（CovidTracker截图）
在Marie丈夫的墓碑上放着一张遗像，“这就是丈夫留下来的全部了”，Marie平静地对记者说道。
在一年多时间里，新冠已带走全法近10万人生命，而这10万生命背后，留下的是数不清类似Marie的悲伤故事。这是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后从未有过的“惨剧”。
然而，除了死者家属的错愕与悲伤，这一大串死亡数字背后又代表着什么？这些突然间被病毒打断的生命又能在这个社会留下什么呢？
▲4月14日《世界报》头条：法国10万死者，新冠“大屠杀”。
“不停宣告病人死亡，我已感到越来越艰难”
除了死者亲属和朋友，感受到新冠带来的冲击最大的应该就属医护人员。
对于巴黎13区皮提耶-萨勒佩特里医院（Pitié-Salpêtrière）重症监护室医生Julien来说，面对死亡早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然而经过一年疫情，Julien的心绪起了变化。
“正常情况下，重症病房一周会进来一到两个病人。但现在，一下子就会被送来二十多个病人，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年。我们只能不停工作，选择麻木，不然没法走出来。但像这样一个接一个不停宣告病人死亡，我已感到越来越艰难。”
“上周，我连续三天通知三名病人家属他们的亲人死了，精神压力实在太大了。”Julien说道。“当病人死亡时，其实我们情感上会很难过，因为我们曾有一段照顾和了解病人的时光。”
▲由于压力过大，自4月8日以来，图卢兹Rangueil心脏科重症监护病房医护人员开始无限期罢工。（France 3 新闻台报道截图）
巴黎Bichat医院重症监护室医生Kumarini对记者坦言，自己每天都像参加马拉松比赛，“病人死后，我们几乎没时间想别的，就有另一个重症病人取代他的位置。我们就像机器人一样。”
她负责的五名患者中有四人正使用体外膜肺（ECMO）治疗，其中包括一名43岁父亲，他的床边放着孩子的照片。统计数字是无情的，在使用体外膜肺（ECMO）的患者中，40%的人没能挺过去。
巴黎Bichat医院重症监护室医生Lila愤怒道：“我们每天宣布300或400新冠死者人数，但像没啥大事发生一样，这正常吗？这能让人接受吗？我可不这么认为。”
▲巴黎Bichat医院一名护士走出死者病房。（《世界报》报道截图）
“10万死者很快会被公众遗忘”
对于死亡数字，我们为何会变得越来越麻木？
法国公共卫生高等研究学院（EHESP）研究员Jocelyn Raude坦言，这些死者很快会被公众遗忘，“当我们回看历史，公众的‘健忘’能力相当惊人。”
历史学家Zylberman说道：“这10万死者只剩下了抽象的数字。人们天生具有使自己尽量和不幸保持距离的能力，一旦危机过去，我们就会高兴地对自己说，一切将重新开始。”
研究员Jocelyn Raude感叹道：“当去年法国第一次禁足时，卫生总局局长萨洛蒙（Jérôme Salomon）每晚会报告新增死亡人数，一年过去了，人们对每日新增死亡人数越来越麻木，这似乎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过，这并非法国独有。世卫组织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大流行疲劳”。
▲为了纪念在新冠疫情中去世的人们，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对面的泰晤士河沿岸设立了国家新冠纪念墙。逝者的亲友和志愿者从本周开始在几百米长的纪念墙上画上红色的心，每一颗心代表一名因新冠去世的英国人，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图片来自新华社）
人们对病毒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拉长也被改变。研究员Jocelyn Raude解释说：“一开始，我们会特别害怕被感染和死亡。现在，我们更担心新冠疫情对医疗系统、社会、经济、就业和年轻人的影响。”而在法国，90%以上的新冠死者年龄在65岁以上，Raude指出，“死者分布的年龄层越大，死亡就越容易被接受。”
为了使死者留下的印记不被时间抹去，一年前，法国一些研究协会就开始筹划“Covid-19 Ad Memoriam”项目。
项目主席、人类学家Atlani-Duault介绍说：“项目的目的是收集、存档和分析新冠疫情留下的印记，包括文字、照片、视频和语音，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
她强调说：“这不只是单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让我们从中吸取教训，从而变得更强大。”（原标题：法国新冠死亡人数近10万！“每天死亡数百人，人们却习以为常，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