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胡卉，编辑：金赫，图片编辑：达达，头图来自作者
有一次，女婿给他转了一篇文章，名字叫《甘于平庸》，劝他换个角度看世界。孙洪奎忍不住来气，在日记里骂文章作者，“误导年轻人”。后来，提起那篇文章，他几乎有点咬牙切齿了，“什么甘于平庸，就是懦弱！懦弱而已！”
生命中的某一天，孙洪奎突然不想工作了，他想建一座东北最美的园子，为此体会了很多深浅不一的悲壮。很多植物，落地没几天就枯了。有些植物，像多病的孩子，费心养了很久，以为能成人，最终没有。经过十多年的时间，东北这片荒山上，终于冒出一个美得出奇热烈的植物园。
龙柏与绞杀榕
孙洪奎今年65岁，大脑袋，大国字脸，手面也大得不寻常，说话的时候来回挥动右手，像不停地摇着一把蒲扇。讲到高兴处，笑声嚯嚯的，几乎称得上雄浑，甚至会吓人一跳。只有爬山的时候，因为哮喘，他会噤口不言，抄着手埋头走路，这时候，那出气声变得呼呼的，与山谷中空荡的大风你来我往地唱和。
他是大连英歌石植物园的园长。3月初，植物园还未开园，除了干活的工人，所到之处大多被空旷包围。孙洪奎穿着件大一码的墨绿色薄绒卫衣，即使是腊月，走在北风凛冽的山顶上，也不拉拉链，开敞着露出里面陈旧的短袖和滚圆的大肚子。卫衣是植物园的设计师大卫·帕特森送给他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工作服，外面买不到，衣服颇有象征意味——孙洪奎也想把自己的植物园做成世界一流的植物园，所以春秋冬三季都穿着。
英歌石植物园有18年了。2003年，在旅顺口的两千亩荒山上，孙洪奎开始建这所园子。荒山在英歌石村，所以命名为英歌石，这是国内第一家民营植物园。到2009年底，英歌石成为东北地区植物种类最多的植物园，共收集植物3000多种，是沈阳市植物园的两倍。它们大多是因为他才落脚大连的。作为第一代生物移民，它们在全然陌生的环境中，与天斗，与地斗，最终才在北方扎下根来。
为了让它们活下来，孙洪奎改良了土壤，每年用数万吨草炭土和有机肥，把浅薄贫瘠的黄土层变成深厚肥沃的黑土。在他的同行、沈阳市植物园副园长李哲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咱们根本就不舍得那么用。老孙头打心底里喜欢植物，想做百年植物园，这和我们的状态也不一样”。
很多大连市民第一次看到英歌石时，惊讶于这片北方的荒山上竟然冒出这么多稀罕的植物。
虽已立春，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山丘还没有送别寒冬。阴坡的积雪还很完整，保留着厚重又松软的视觉质感，在光照特别好的区域，白雪融化了一小块，枯枝败叶裸露出来，远看像纯黑的岩石。海风凛冽，擦刮着渤海一路深入，槲树、国槐和落叶松掉光了叶子，深色的枝干倔强地伸向大雾弥漫的天空。
有些植物很顽强。溪荪园的外围，散养着几株醉鱼草，花朵像粉紫色的蜡烛，从团状绿叶中斜斜地翘出，有一种漫不经心的美。醉鱼草以前大连见不到，是孙洪奎引种驯化的。他熟悉它的性格，了解它的难处和潜力。他指着一段嫩芽说：“别看它毛茸茸的很柔弱，刚出壳的鸡仔一般，但是它萌蘖力很强。”萌蘖和萌芽不一样，萌芽是顺其自然地生长，萌蘖是树木被砍掉后，又能长出新芽，这是他欣赏的品质。
在所有的植物中，孙洪奎最喜欢的是龙柏。英歌石植物园有15000棵龙柏。很多年前，他们从劳务市场找了50个工人，连夜抢工种下。那年夏天，大连高温干旱，近两个月没下雨，地表皲裂，刨开的土疙瘩像岩石一样梆硬。改良土壤之前，园子像周边的群山一样，地表大多覆盖着一层薄细的黄土，海风一吹，黄沙漫天。黄土底下，是坚硬沉默的岩石，目力所及，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他的妻子霍凤霞头戴矿灯，拼命刨坑，九十斤不到那么瘦弱的一个女人，一声不响，只管干活。
为了给浇水的工人打灯，孙洪奎彻夜驾着汽车在山头颠簸，干到凌晨四五点，他那只名叫老黑的土狗累极了，在动荡的车里呼呼大睡。天干物燥，树苗种下后，能否成活也未知。唯一一口机井几乎抽空，大风没日没夜地刮，水分迅速蒸发。
两天后，一场暴雨铺天盖地，孙洪奎激动得跳起来，冲进大雨里。那些龙柏树苗，竟然都活了下来。十八年后，说起那场雨，孙洪奎喜形于色，从旋转皮椅上弹起身，挥舞着他的大手，宛如一个粗壮天真的孩子，在炫耀生命中领受过的恩典与神迹。
孙洪奎活得也像龙柏一样倔强。他六十多岁的人了，为了植物园，还会跑去跟人打架，甚至被拘留了15天。
那是2020年六月底，由于一起合同纠纷，一天凌晨，三个小伙子突然砸开机井的房门，要拆掉机井。孙洪奎觉得不可理喻，立即报警。警察过来了，制止了破坏行为。十点钟，小伙们提着大锤又来了。警察把他们带到派出所，批评教育一通，下午把人放了。隔天下午，小伙们又来了，还带了一帮拆井的。得到消息的孙洪奎奔往现场。他怒火中烧，在众人的围观中，扑上去把一个小伙打倒了，接着又扑第二个小伙。
他肚子太大，肺又不好，平时弯腰拔草只能悠悠地跪地，此时却不要命地攻击别人。奇怪的是，小伙们只遮挡不还手，痛苦地嗷嗷叫着。看热闹的人举着手机，把孙洪奎打人的铁证都录下来了。
打人的行为违法。孙洪奎带了一本《哲学通论》去拘留所学习，那日子比平时闲静许多，看书累了他会琢磨事。他想，这是有人要破坏植物园，想撵他走，要他腾出这块土地。
他想起在华南植物园见过的绞杀榕。
一粒榕树的种子给鸟吃了，因消化不良，被排泄到一棵十几米高的重阳木的树皮裂隙中，从此寄生在此。种子萌发，气生根沿着寄主重阳木的枝干爬到地面，深入土壤，逐渐交织成网，裹紧和勒住重阳木，抑制其生长。同时，榕树庞大的树冠也妨碍重阳木进行光合作用。残酷而无声的较量中，战争的遗址最终显露出来，重阳木萎缩枯死，榕树长成了参天大树。
孙洪奎觉得自己不是忘恩负义的榕树，可也绝不愿做被绞杀的重阳木。他要像自己与妻子手植的龙柏一样，不停地生长。
孙洪奎在体制内工作过。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老家浑江市的专科学校教书，后调到浑江市纪委、白山市纪委。期间也怕错过时代，去深圳，炒股，干房地产。他赚到了钱，但以他的话说，因为胆量不够，事情做不彻底，又回来，回到国家单位，回到东北，费尽心思调进银行系统。
“没有干成一件事。”回想起来，他花白的眉毛蓦然一拧，整张脸皱起来，丧气地说，“湮没了。干了那么多年，别人完全不会想起你这个人。”
至于从商，他在日记里拿自己跟同代人、在大连起家的王健林作对比，找短板。在那个“做啥都成”的黄金年代，他没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证明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尽管挣了过亿身家，他自视“从商也一事无成”。
他爱看书，学科跨度广泛，书上画波浪线，做密密麻麻的批注，反对或补充作者的观点。也有的时候，他只是把规律或诗句，重新在书的空白处抄写一遍：
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
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
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
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
那是穆旦的诗。霍凤霞会翻看他的书，与其说她是想读懂世界，不如说是想读懂丈夫的内心。她从中看出他的脆弱。那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无迹可循的无力感，“那么咋咋呼呼的一个人，也有脆弱灰冷的时候。”
偏执
孙洪奎47岁那年，决定从银行辞职去建植物园。妻子霍凤霞觉得这事太冒险，成本太高，会把家庭拖入泥沼。碍于孙洪奎独断强势的性格，她耐心开解：“咱整那玩意干啥，又不挣钱。每天跟泥土鸡粪打交道，你是想做农民？”她在医院工作，生活中讲究情调，随口支了个招：“不如做温泉酒店。”那时，女儿孙雨佳正读大二，电话里听了直笑：“老爸，洗澡脑子进水了？”
孙洪奎在日记里写：家人最了解你，又不了解你。
他那时候还在支行行长的位置上。那是很多人想要的职位，他却干得隐隐不快。按当时的做法，拉到大笔存款后，要招待客户。场所和时间定好了，他嘱咐好下属，自个回家了，他对那些没兴趣，但却给人留下清高的印象。那些年，他烟不离手，西装裤袋里永远窝藏着一丛蜷曲潮湿的烟蒂，蕨类似的长在暗处，成为他贴身内里的一部分。他匆匆跑掉，理由听起来有点好笑：他惦记着每天三小时的阅读定额，“做那些事，还不如回家翻几页书。”他如今有老花眼，印刷字盯久了变成苍蝇乱飞，可是在煮酸菜鱼的十分钟里，他也会随手拿起一本书。
做植物园的灵感，是被《Garden园林》点燃的。那期杂志介绍了英国的邱园、巴黎植物园和加拿大布查特花园。光看图片，孙洪奎就觉得美不胜收。当时，离大连市区30公里，他手上正好有一块地。那地方和旅顺口别的290来座山丘看上去差不多，僻静荒芜，岩石裸露，植被单调。孙洪奎和三寰集团签了50年租期，租金250万，原本想拿来做他熟悉的房地产，盖一片小产权房。
孙洪奎对做植物园一窍不通。他找到园林专家余树勋和贺善安的电话。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植物园是社会公益事业，你要做，是好事。不过，植物园是个大工程，个人的力量怕是不行。就算你一时建成，也很可能半途而废，因为植物园不挣钱，养护却花费极大。全国有200家左右的植物园，当时，只有深圳仙湖植物园和沈阳植物园能收支平衡，其余很多都是靠政府拨钱活着——仙湖有个大庙，香火很旺，沈阳这家是领导很能干。
孙洪奎算了一下，成功率0.5%。
霍凤霞为丈夫的雄心寝食难安。她知道孙洪奎天然有农耕的基因。他曾在长白山当过三年伐木工人，喜欢亲近自然。但是，他年龄也不小了，为什么要把这点喜好当做毕生大事来做呢？霍凤霞忧愁地劝：“老孙呀，你要是想种地，咱弄个院子不就行了吗？”
孙洪奎说：“我一个快五十岁的人，没干出什么有价值的事，现在老了，就认准这一件，你不要管我了。”他回老家找到表弟李相利，邀他一起干。李相利比他小一岁，在矿业局林业部门做技术员，喜欢植物，业余还做了一个小苗圃。矿业局不景气，每年都在裁员，经孙洪奎一说，就来了。
李相利认为孙洪奎是个思虑谨慎的人，能干成事，而且他重情义，为人仗义。他举家迁到了大连。后勤管家、厨师、保安和很多工人，因为信任孙洪奎，也都在植物园干了十六七年，有人把妻子、女儿和外孙都叫来了。
山上的野生植物只有几种，为了增加植物的多样性，园子需要大量引种。孙洪奎开车跑遍了国内。跑浙江安吉买竹类，跑河南买武当玉兰，跑陕西榆林买胡杨，跑长白山买美人松。每次一出去，人和车子都弄一身土回来。很多植物是大连没有的，他不知道能不能活，采取的办法是对标北京，听说北京能活，他就弄回去。
为了理想，孙洪奎不是那种轻易屈服的人。2004年，他怀着读书人常有的桃花源情结，建了一个两万平米的桃花园。五年后，红叶桃终于开花。可是没几天，孙洪奎就知道自己选错了品种。红叶桃花期短，捻枝一看，花朵里还藏着很多蚜虫和红蜘蛛。养护起来，除了虫害又容易得流胶病，白锈病和缩叶病。桃花园是失败了。孙洪奎痛定思痛，一株一株怎么种的就怎么拔掉，重新铺种品种更好的洒金碧桃，后来继续改造，加入寿桃、菊花桃和库页岛樱花，一定要实现“桃花源的理想”。
他不想专听学者的，认为很多学者缺乏实践，有点像早期干革命的人，“熟读马列却不懂中国，试图以城市包围农村”。有次，他去上海，看到一棵悬铃木的科普牌上写着：“我国除东北、新、青、藏外均有栽培。”他弄了些回去，都活了，虽然长势非常缓慢，不过十七八年了还很健康。
可惜有些时候，钱也不是万能的。他想要的植物，没法买到，怎么办？只能“偷”。
有一次可真惊险。他，李相利，还有大连一个教生物的张姓女老师，去逛北京植物园。平时他穿得很随便，几十块钱的运动鞋套运动裤，松松垮垮，沾着泥土和草屑。去外地逛植物园，他会穿得体面一点，黑皮鞋，大一号的夹克，裤兜里藏着一把特制的短柄鹤嘴锄。谁能想到这么体面的人，会避人耳目，把花呀草呀苗呀，扒拉扒拉，连土带粪地塞进自己的衣服里面去呢？
北京植物园丰饶富裕。想想自家的英歌石，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好比皇帝的女儿与乞丐的孩子，他又嫉妒，又哀叹。天色渐晚，他怂恿李相利和张老师像他一样，抓紧时间。
一个坐在花坛边休息的清洁工注意到了他们，怔了一怔，起了身。
他们赶紧捂住自己的衣服，冲去停车场。他拉着两个同盟和一后备箱的植物，在五环路上盲目狂奔，连方向和路况也顾不上，刺激、紧张、暗喜，茫茫夜幕中，他们落脚到一个只有农民房没有旅店的陌生村子。
多年后，聊起这件事，他半开玩笑地提起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怎么说的，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窃树苗也不能算偷。后来，孙洪奎给北京植物园一位领导也说起偷树苗的往事，对方乐了，“你跟我说呀，看上什么我给你不就行了”。孙洪奎也笑，那时候，您哪知道我是谁呀。
如果从道德上质疑孙洪奎，他会把那种质疑理解为某种狭隘。他快言快语地告诉我，类似事情历史上的人都做过了，就像他的神经衰弱，历史上谁谁也得过，也一样治不好。局面变成这样，是因为事情太复杂，想做成一件事，太难了。
“法国皇家植物园，美不美？”他也没去过，但看过图片，“四百年前建立，路易十三也是用偷的，只不过他不用亲自动手。”
为了偷一点金鸡纳的树苗，一批法国科学家冒着被囚禁和处决的风险，深入西班牙秘鲁殖民地。有个叫拉孔达米纳的科学家记录下其中的艰辛和谨慎：
6月3日，我花了一整天在其中一座山上。我带着两个印第安人给我当向导，即使有他们的帮助，我也只采到了八九株适合移植的金鸡纳小树苗。我用它们生长地的土壤将其种在大小合适的箱子里，让其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扛在肩上，一路上我都让这些树苗保持在视线之内，之后再用小木船运送它们。我想留一些树苗在卡宴栽培，另一些则运回法国国王的植物园里种植。
这些精英科学家们即使得到了国王的支持，但依然遭遇惨重的代价。拉孔达米纳耳朵聋了，下肢瘫痪，两个仆人死于暴力。而且他带回来的植物也未能成功移植，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金鸡纳树只能长在高海拔地区。
孙洪奎体会过太多深浅不一的悲壮。很多植物，落地没几天就枯了。有些植物，像多病的孩子，费心养很久，以为能成人，最终没有。有一种叫北美马褂木的树，原产于北美东南部，国内武汉也有种植。树冠呈锥形，枝叶层次分明，有点像蛋糕裙，鹅黄的花朵接近郁金香的形状，缀在柔和的绒面绿叶之中，风一吹，好看。植物学上说，它能适应任何气候，耐零下25摄氏度的低温。孙洪奎想，那应该能来咱大连。
2007年，他买来一批小苗种下，两个月后，摸摸枝叶，凉的。他很开心，凉说明活着，存着水分。两周后，他又去摸，温的，心想完了，枯了。没想到第二年，一棵树的根部萌发出分枝，慢慢竟长到两米多高。它适应得很艰难，一阵凉，一阵温，让他不放心。他给它挪到一个小气候特别好的窝风向阳的地方。养了十三年，树干碗口粗，还开花了。可是，马褂花在大连如昙花一现，还是旱死了。
孙洪奎也辗转请到过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副园长大卫·帕特森。大卫比他小一岁，体型高瘦，抡起大锤打木桩，哐哐哐，一看就是积年累月的体力劳动者。
孙洪奎想建东北最美的园子，大卫给他设计了一个花园，叫布查特，是世界最美家族花园的名字，也临一池水，玉竹，红瑞木，金枝国槐，色彩交织。卧茎景天、平枝栒子、金棣棠梅和垂柳，高低分明。顺着流水往下走，是各色睡莲和荷花。花园模拟出多种花卉交错生长的自然状态，春夏有生长，秋冬有凋谢。大卫煞费苦心，花园精巧别致，但是看出它好的人，很少。有一次，孙洪奎领着一个老朋友去看，指着布查特问：“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朋友四下张望，表情木然：“什么？那个风车吗？”
还有一次，孙洪奎的亲家母从大连长海岛过来赏布查特，指着地上一小丛千日红，狐疑地问：“种这么点儿，是没苗了吗？”
孙洪奎委屈极了。为证明园艺水平而造的布查特，门庭冷落，还没随便一个专类园受欢迎。他琢磨，稻田和大卫不懂中国人，造出的园子水土不服，一如那些引种失败的草木。中国人的审美和文化，是喜欢好花常开，好景常在，讨厌衰老和凋谢。
这也许和国人的生死观有关，死亡没有作为自然现象被坦然接受，总是可怖又可憎。园子里有几座野坟，孙洪奎在周边种了几丛青松，可还是被人发现了。那人慌慌张张地找到他，多晦气呀，她抱怨说，真是污染心情，你赶紧弄走。
“可我不能刨人家祖坟啊。”孙洪奎很无奈。更无奈的是，去年“五一”，有户人家来了五六十个人，手提香烛纸钱，说是来上坟的，“那人家来上坟，不能收他门票吧？”
对死亡的抗拒，也能说明中国人更注重现世，拥抱当下。孙洪奎听取了同行和专家的建议，办花卉展。数万平米地铺设芝樱、郁金香和大花葱。大连需要一个花花世界，鲜活、热烈、奔放，把壮观的景象贴上每个人的眼球，震撼他的感官，覆盖他的记忆。一面之交，终身难忘。
霍凤霞很心疼钱。她说孙洪奎管得不好，哪个工人不干活了，郁金香的球根被人刨走了。孙洪奎很来气，在家里砸东西：“我管亏两千万，你来管试试，四千万不够你亏的！”
他觉得自己想得很细致。门卫没有请月薪四千的退伍军人，而是花两千，找了一个79岁的放羊老头。他本人的伙食呢，一天两顿，中午在工人食堂吃，晚上回家，烧一锅野荠菜煮土豆，和霍凤霞一人一碗。野菜和土豆都是植物园里长的，不花钱。水稻种不了呢——他买口感粗糙的半粒米，因为一袋50斤的碎米能比完整的大米便宜十块钱。
他看过一张李鸿章写给光绪皇帝的奏折，汇报当年在此地建设北洋海防的经费：“每购一物制一器用一人，臣必再三审查，可省则省。”人家花国家的钱尚且如此，他说花自己的钱，难道不会谨小慎微吗？
霍凤霞劳心劳力帮他。可她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大半辈子挣的钱都给植物花了，那你挣钱图啥呢？”
直到2014年，园子才开放。里面实在太大了，也幸好地形复杂，东边看花，看不见西边没收拾好的乱石和野生植物。那会儿，农校学生唐忠磊决定留下来——他后来成了孙洪奎女婿——每天一尺一尺地收拾荒山，凌晨四点起床，跟孙洪奎和李相利一起砍刺槐、山枣和野山椒。摸黑收工后，抱着橡胶靴子，用螺丝刀扦鞋底的土和刺。
花园进化论
景观设计师大卫·帕特森认为，孙洪奎不是一个单纯追求个人利益的人。这是他在英歌石工作的第九年，他记忆最深的一个画面，是2014年开园那天，来了不少政府领导，孙洪奎没怎么招呼他们，而是一个人站在山坡上，观察着游园的市民们微笑，听他们的评价，“怎么一夜之间，大连冒出来一个这么美的园子？”孙洪奎哈哈一笑，神情特别满足。
英歌石植物园开园七年了。图书编辑顾丹的女儿今年七岁，翻看她的成长相册，顾丹发现，“一家人的合照都是在英歌石拍的”。
在顾丹看来，英歌石在大连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以前，她去大连市博物馆，感觉没有勇气去第二次，因为大连的近代史太伤痛了。在大连生活，人们心理上多多少少会背负历史的负荷。离英歌石不远，有名的去处也多与历史有关：日俄战争炮台遗址，一个巨大鲜红的“痕”字立在山头，以警示后人。旅顺监狱旧址，日本人建的水牢和尸骨桶，令人毛骨悚然。曲氏井，七个寡妇带着三个幼儿在大屠杀中投井自沉。至于佛教重地横山寺，顾丹也不是很想带孩子去。
而逛逛植物园，让孩子看看花草，沐浴阳光，一家人度过轻松愉快的周末，这是顾丹想要的现代城市生活。
2009年，大连摘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国际公园协会联合授予的“国际花园城市”称号。受此激励，两年后，市建委提出“让市民生活在花园里”。
大连人记着曾经的美誉，充满兴致地表达着对花园城市的向往。1115路公交车有一站叫“普罗旺斯”。高新园区一个叫“春晓”的高档别墅小区，不甘于冬天的灰蒙，在大门口用十几株漆成五颜六色的假树，堆砌了一个小花园。
直到英歌石出现了。在大卫·帕特森看来，不能想象一个“没有英歌石植物园的大连”。因为世界上一流的城市，都有一流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同时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植物园。“大连有好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后来，有人做出了一个这么好的植物园，这是大连的幸运。”
英歌石建园之前，老人于波的日常生活里，没有花园。退休后，她花了很多时间在家画画，是这所植物园激发她学习摄影，走出门去。她如今成了一个摄影师，在图文分享APP上，上传了很多英歌石植物园的照片，配着映照不同心境的诗词。
有王维空寂的春天：“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程颐闲适的《秋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荷塘边休憩，也会突然想起苏东坡的老年：“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带了小外孙来，指着路边的植物，教他背欧阳修：“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沈阳、铁岭、丹东和盘锦的人也来了，五一高峰期，每天有四万多人入园，还有成百上千的小汽车堵在沈海高速，动弹不得。唐忠磊一个朋友十点出门，下午三点还堵在另一个山头，远远地拍了一张粉色的芝樱园发朋友圈：“嗯，真好看。”
花艺师麦子会开车往返两个小时去英歌石。“他们把树的自然成长和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做出这么美的园子，放在你眼前，你能体会到时间的力量，还有慷慨的精神。”
只有研究植物的专家，才知道私人建一个植物园多不容易。相比科技的日新月异，自然界的变迁缓慢得多。西双版纳植物园园长许再富已经82岁了。他回忆说，2020年，作为正在筹建的国家植物博物馆的指导专家，他到大连考察，去了英歌石，看到的是一个很高水平的植物园。孙洪奎这个人“有抱负，很大气”。他还记得十一年前孙洪奎在植物园年会上的发言，那是他第一次听说国内有人自己筹钱做植物园，“感觉很新鲜，也很佩服他”。
张粤是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树木园的副主任，研究方向是东北地区植物的引种驯化。他去过国外很多植物园，“英歌石花卉的种植水平不比人家差，艺术性逊色一点，但美得很热烈。”2009年，他要做一个大连树种应用的科研项目，为期五年，示范基地就选在英歌石。
野性
孙洪奎虽然已在城市中度过了44年，受大学和企业的驯化，读西方哲学，也曾常年穿西装打领带，但他的身上始终保留着一股自然的野性。
他也追溯为什么想做园子。在《我的花园进化论》一书中，他说：“人类建造花园就是在实现乌托邦的幻想，这幻想从人类文明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存在。”像建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巴比伦空中花园，早就被滚滚黄沙淹没了，但是人们依然有了解、发掘和谈论它的欲望。
他也想是为谁做园子。首先是为自己。他喜欢植物和体力劳动，又想做成一件事，回老家了，人家说“孙永泰的儿子，能”，他会很高兴。孙永泰是他已经过世的父亲。
有时候，他会回想起自己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十八岁，在长白山林场做伐木工人。大树遮天蔽日，仿佛取之不尽。冰天雪地，朔风猛烈，积雪擦着裤裆那么深，工人寸步难行，却不敢耽误一天的劳动。一吨重的木材，八个人抬，前前后后四个杠，头杠个子要高，用巧劲，后两杠，不讲究。孙洪奎体型矮壮，双腿像树干一样稳重扎实，被称作“车轴汉子”，二杠是他的最佳位置。工作10小时，一天下来，肩膀破皮了。
孙洪奎的经验是，你不能躲，反而要加码，直到把两个肩都磨出茧子。这样，你大小肩都能抬，人就锻造出来了，在三四百工人中，你对自己的认可就强一点。
抬木头非常辛苦，可是孙洪奎天没亮就起床，偷偷跑出去看书。他的书都藏在河边的草垛里，没人知道。别人都不看书，也过得好好的，他不想让大家觉得他多不一样。他苦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小逻辑》，口袋里装满了小纸条，上面抄着令他困惑的句子，短憩时就掏出来想一想。午饭是大饼和咸菜，冬天随身揣着，夏天怕馊掉，拿塑料袋包好沉入河水。小虾米钻进去偷食，大饼被河水泡发了，咸菜也没味了，他眉头一皱，填饱肚子，接着看书。
还在青年时，孙洪奎就没有智识上的优越感，没有启蒙的冲动，也没有对伐木工人的轻视。他并不疏远他们。相反，他喜欢他们。长白山深处的林场，是一个过度隔绝的世界。孤独中产生的亢奋、野性和自由，在森林里如草木肆意滋长，也受到自然的包容。长期见不到女人，工人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创造荤段子。劲儿铆足，要抬木头了，劳动号子一齐唱：“哥们儿几个嗨，起啊——把你的钩儿挂上，你看那个小媳妇——”大伙儿气势十足，唱着唱着就笑。
四十多年后，65岁的孙洪奎在英歌石植物园的董事长办公室里，熟练地示范怎么扛木头，抬脚、上跳板，一边有点不好意思地开唱，唱不下去了，笑着说：“那劳动号子非常厉害，我一听到，像舞曲一样。配合抬木头，我就能看出劳动的美感。”
林业工人骂人比农民厉害多了。有一次，孙洪奎听见两个人吵架，一个在骂：“你这样不是人，早知道，当年我把你甩墙上喂苍蝇得了。”
认识孙洪奎的人都说，没见过像他那么能骂脏字的。有时候，他就像自己一脚踩上锄头，鼻子被锄把击中，却跳脚对锄头破口大骂。他的家人对此很惆怅。
女婿唐忠磊说，他的助理老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女儿孙雨佳说，他骂脏字蹦豆似的。哪怕面对的是女儿，那种很不适合的脏话，他也放鞭炮串似的先点上。关于植物园的继承问题谈不拢，父女俩气急了，还会扭打起来。
伴他左右的霍凤霞难免会尴尬。她认为他骂人是一种瘾，是一种能量的胡乱发泄。
只有在植物园里散步，他才会感觉到自在。或许只有大自然才能包容这样的野性。
孙洪奎知道自己的偏执。“如果你看过《种树的牧羊人》，”——孙洪奎提到那个小说中不问世事的法国老头，他凭一人之力，沉默地劳作几十年，最终把一片不毛之地变成健康富裕的村镇。——“事情都是由偏执的人做成的。种树能够改变世界，至少是局部地，彻底地改变。”
老孙头
2020年，那次打人被拘留事件后，他了解到拆井事件与三寰集团有关。他从集团租的土地，就叫它“东家”。从拘留所出来三个月后，机井还没修好，缺水的问题日益严重。他和东家打了两次官司，状告侵权，均败诉。判决书显示：“上诉人英歌石植物园提交的《公证书》只能证明植物园有植物死亡，并不能证明植物死亡与机井改造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英歌石建这样一个花园，水很重要。大连靠海，却很干旱。具体的困境十七八年也没能解决——孙洪奎打了十一口井，深入地下两百米，只有岩石，不见水。孙洪奎连淡化海水来浇花的大梦都发过了，可是呢，连城市自来水他也用不起。
郁闷的时候，霍凤霞劝他放手：“给别人弄吧，爱咋整咋整，你一大把年纪了，还有多少年活头。”
孙洪奎不干：“不要植物园了，我活着还剩啥？”
孙洪奎也希望他的树木几十年数百年地活下去，长成古树林。为什么不能像荷兰人一样，从爷爷到孙子，都是花匠呢？他曾指望让女儿和女婿接班，女儿孙雨佳脾气冲，他就找唐忠磊谈。唐忠磊有点怕他，最初不吱声，后来就说，老爸，你知道吗，娃哈哈，宗庆后和王力宏的合作那么成功，他女儿宗馥莉一接班，先把王力宏开了。
还有一次，唐忠磊给他转了一篇文章，名字叫《甘于平庸》，是一个大学教授写的，劝人换个角度看世界。孙洪奎忍不住来气，在日记里骂文章作者，“误导年轻人”。后来，提起那篇文章，他几乎有点咬牙切齿了，“什么甘于平庸，就是懦弱！懦弱而已！”
他不理解孩子们的抗拒心理，冥思苦想，有天忽然明白了，“我这事给小唐太大压力了，他是怕园子万一弄没了，黄泉路上没脸见祖宗呀。”他模仿唐忠磊懊悔极了的语调，瘪瘪嘴，手一摊，“老爹呀，对不起！我没给您老人家整好。”
他读过《汉书》，想起汉武帝当年南征北战，翻越南岭，追逐匈奴，付出高昂代价，一心想强国盛世，心下有个考虑：哪怕接班的太子孱弱一点，大汉的江山还是稳固的。他顺着思路，自我勉励：如果我在世时，把园子做得足够好，后人只要简单打理一下，不就行了。
女婿唐忠磊是大连农校园艺专业的学生，当年跟二十个同学一起来英歌石实习。后来留了下来，但不是因为喜欢植物，而是因为喜欢上了孙洪奎的女儿。唐忠磊自认和孙洪奎不一样，“没他那么博爱。一代人跟一代人也不一样”。夫妻因为工作心烦，吵架，唐忠磊说：“孙雨佳，我娶的是你，不是你爸的植物园。如果植物园是陪嫁，我就不娶你了。”
但他珍视与孙洪奎的情感，至于做植物园，“那是老爸的梦想，我们作为家人，尽力在帮他，完成他的梦想。”唐忠磊想要去做自己的事，他委托朋友，打理着一个甜品店。
孙雨佳也不希望唐忠磊像孙洪奎那样做父亲。印象中孙洪奎总是很忙。她睡了，他才回来，她上学去了，他还没起，父女俩像活在不同的时差，难得碰面。三四岁时，她问霍凤霞：“妈妈，我有爸爸吗？我怎么都没见过他。”
25岁，孙雨佳回植物园工作，父女俩才开始相互了解。孙洪奎试着让孙雨佳接受他的理念。做植物园要单纯，像做人一样，“庄子说的，抱元守一，凝神聚气，神形合一”。植物园永远不要搞那些不属于植物园的东西，立个过山车什么的，怪物一样，就不美了。他怕后人一时糊涂，被商业钻了空子，说要立个遗嘱：在他死后，谁如果拿植物园去建游乐场，搞别的，自动取消继承权。
孙雨佳原本不想要继承权，她说：“老爸，日本丰田公司后来没有丰田家族的人，不也弄得挺好。”
有时候，孙洪奎很丧气，他老了，老天爷让他活多久还不知道，园子却还没有真正建好。他的理想是“世界一流”，他去过英国的邱园，留下了震撼的记忆，但现在英歌石距离那个目标还很远。他焦虑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建园子的钱，一个是继承问题。
目前英歌石植物园靠门票收入勉强可以收支平衡，但遇到疫情这样的年景，也会赔进去几百万。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来接班？
唐忠磊试着给他出主意：“老爸，那你争取活一百岁，培养好我儿子，让他接班。”
外孙是个英俊开朗的小男孩，在市区读双语幼儿园，学英文，也练钢琴，周末会去植物园，跟姥姥姥爷待着。他爱吃野荠菜，知道哪种颜色的海棠果味道最好。临近冬天，千万候鸟大迁徙，经过老铁山“鸟栈”时，会顺道来植物园找吃的。他知道什么鸟爱吃什么东西。有一次，祖孙俩站在山坡上，看见一只野兔在松林间仓皇奔跑，一只蜂鹰张开羽翼，盘旋寻觅，即将俯冲下去。
他也会学着姥爷，拣起一块用来做肥料的羊粪，牙齿一咬，给出是否腐熟的判断：“姥爷，还没熟呢。”
我们见面的一天，早上八点多，孙洪奎带着外孙去荒芜的药草园看看。几年了，他还没想明白拿这块地做点什么。这是一个低洼的谷底，林间落满干净清爽的松枝，铺着平原石的小路斜斜地延伸到山顶。坡很有些陡，孙洪奎气喘吁吁地往上爬。中途，他蹲下来，跪在石头上拔了一些野草，膝盖被砂砾硌得有点痛了。他坐地歇息，面色沉静，似乎在一心听山谷里的风。
小男孩跳着平原石越级往上，一下子就登上了山顶。他转过身来，咯咯笑着，俯瞰着半山腰的孙洪奎，大声喊着：“姥爷——你快点哟，太阳要出来喽。”
“好嘞。”孙洪奎微微一笑，“你等着哦，太阳也给我等着。”
*除特殊标注外，文中图片均由大连英歌石植物园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胡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