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董子琪，编辑：黄月，原文标题：《数学家丘成桐：学者做官的欲望大了，做学问的热情就少了 | 专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这一辈子只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成为大数学家，另外一个是提升祖国的数学，使它领导世界数学，进而建立完整的科技系统。”在2021年1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没有强大的数学基础就没有良好的科技》一文中，数学家丘成桐这样写道。
丘成桐1949年出生于汕头，后迁居香港，1969年赴美深造。22岁博士毕业，25岁任副教授，1976年，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Calabi Conjecture）与爱因斯坦方程中的正质量猜想（Positive Mass Conjecture），并对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进行重要融合，其影响直至今天。这之后他继续在几何、拓扑学、物理学上做出许多成就，34岁时获得菲尔兹奖。他是哈佛大学数学系与物理系“双料”教授，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中国高校也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学科学中心。
在自传《我的几何人生》中，丘成桐讲述了自己从中国乡村的一个贫穷少年成长为世界瞩目的“数学皇帝”的经历。除了“沉醉于图形、数字，还有曲线、曲面和高维空间”，他也长久地关注并致力于提升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
他曾直言中国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批评曾经教育环境的急功近利，批评国内学术风气中政治与教育、研究不分。他愿意花时间在年轻学生身上，加强国内数学的基本训练和水平。在自传中，丘成桐也讲述了他为中国培养年轻数学人才的历程。
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丘成桐指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环境比起过去有了进步，已经从比较原始状态的学问水平走到了中等水平，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他呼吁年轻学子为学问而学问，“不要太功利”；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为学者营造更为宽松的科研环境，让他们愿意专心做学问，愿意“走一条前人完全没有走过的路”。
一、“做官的欲望大了，做学问的热情也就少了”
界面文化：你在《没有强大的数学基础就没有良好的科技》这篇文章里说，你这一辈子只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成为大数学家，另外一个是提升祖国的数学，使它领导世界数学。数学家和大数学家是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大数学家”？
丘成桐：大数学家做的学问做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一百年，还会有影响。第二流的学者过了五年，别人就不在乎你做什么事了，第三流的学者不够一年大家就不在乎了。你要读东西，得读一流学者写的东西，有些时候，读三流学者写的东西甚至会误导学生。
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数学家，但还是比不上国外的大师。中国土地上还没有出现学者能够完成第一步、让国外学者跟着走的大学问。我很尊敬华罗庚先生，但他的学问还没有达到世界大师的程度。陈省身先生的学术成就却影响到全世界和后代发展，但陈省身先生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美国完成的，不是在国内做的。
界面文化：我观察到一些学者年纪越大，学术包袱就越重，他们可能不去触及到研究前沿的真正新想法。不知道在数学界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你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丘成桐：有这种情况。很多学者年纪大了会去做行政，听课、做研究的时间反而不多。天下没有不念书、不想问题就能够得出好的学术结果的。
我虽然也做行政，但行政的事都和数学有关。做校长、做理学院院长就不一样，要对付很多不是数学的问题，要想的事情就太多了。我做的是数学所的所长，还是和数学、和研究有关，碰见的人也都是数学家，所以说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数学。
界面文化：所以是因为做了行政太忙了，所以不再去做研究。
丘成桐：很多学者年纪大了，也累了，想休息了。跟着想追求的，不是学问，而是名和利了。很多人认为学问做到一定的地步后，就应该去赚一大笔钱，或者利用自己的名声或者影响力做官去。做官的欲望大了，做学问的热情也就少了。
二、值得培养的是“花大功夫把学问做好的年轻人”
界面文化：你以前就很直白地讲过教育体制的问题，比如过于重视量化考核，现在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都有以你名字命名的数学科学中心，这些地方的教学情况你现在感觉如何？
丘成桐：中国很多大学都有数学所，太多了以后，有些学校大概想标新立异，所以用我的名字命名。其实这些中心以我命名不是我想要的，是他们坚持要做的事情。目前的教学体制确实是有问题，比如很多地方考核很严，但是却做不出很好的学问，可见他们的考核方法没有达到效果。但这种情况也是在改变。现在清华大学等名校不停地在学国外的做法，总的来说好处还是大一点。
界面文化：你是怎么感觉到进步的？
丘成桐：现在，不少年轻的教授、博士后做研究很起劲，不会觉得非要听一个名学者指导不可，敢于实践自己的主张，这是和从前不一样的。1996年，我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晨兴数学中心，建议所里几个年轻研究员做几个重要的问题。
我不常在中国，我走了之后，这些年轻人还是做得很起劲，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个当了院士的导师去和他们说，你们做的这个方向不是没有意思，但是很难出文章，这样做下去，出不了文章，所里就没有办法交代，就会有困难。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个方向，找一些容易的学问去做。这样一来，就把我原本定好的方向改掉了。我问年轻的研究员，他们就说得跟着导师走，否则以后升职都有问题。
当年的风气就是这样，年轻人做什么研究都要听年纪大的人指导，年纪大的人不同意就不敢去做。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这么严重了，年轻人都自己做问题了，做得好就行。但究竟是什么是好的标准呢？教育部和学校看的指标是引用论文次数的多少，这个标准也会产生糟糕的影响，但毕竟也比从前好得多了。
界面文化：四十年来你一直在为中国努力培养人才，但是自传中也谈到有一些让你很失望的学生。现在看来，什么样的学生才是你认为值得去培养的？
丘成桐：花大功夫把学问的事情做得很好的年轻人。现在年轻人都要“青千”、“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种“帽子”，没有“帽子”就很麻烦，有了“帽子”一辈子都没有问题。一般年轻人想做院士，想要帽子，为了当院士花了无限精力在里面，浪费了大量时间。
现在中国已经从比较原始状态的学问水平走到了中等水平，要从中等水平走到最高水平遇到一些困难，因为现在文章虽然发表了，甚至还发表在不错的杂志，可是要更上一层楼，让学者走一条前人完全没有走过的路，一般学者是不愿意的，他们认为太冒险了。
要怎么改变这种状况？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取消用机器来评审学者的方法，第二个办法是把“帽子”的位置去掉，去掉对中国学术界就会有很大的刺激，他们会开始专心做学问。现在总是要搞一些名堂来吸引学者，这种吸引力在学术很落后的状态下是有好处的，但是在学术环境比较成熟的时候是没有好处的。
三、“没有真实兴趣，很难成为好的学者”
界面文化：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从小就被灌输的理念，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一直“重理轻文”，文科基本上长期边缘化，一些研究的经费常常不及理工科的零头。但你对很多文科的东西很感兴趣，包括你有写书法、写诗。你是怎么看待“重理轻文”现象的？
丘成桐：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的那批理工科学生其实很懂文学，但是，改革开放过了15年左右，学生对文科竟然没有兴趣了。那个时期大家都想要赚钱，认为念文学、懂文学什么用都没有，家长根本不希望小孩去看有修养的文学作品，他们希望孩子专门花功夫在经济管理、计算机这些赚钱的学问上面去。到了最近七八年，很多理工科小孩对文科又有一些兴趣了。
界面文化：学文科的知识对学理工科有什么帮助吗？
丘成桐：念工科的人喜欢文学，念文学的人计算机学得很好，这都是可以的。念文学是不是对念数学有好处，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很自然而有兴趣地读文学。
学习文学、社会学等，对理科有好处，但不要太功利。中国做学问就是太功利，补习班里要你机械式地做题，直到做懂为止，根本不必要。小孩子如果兴趣提上来了，很快就自己会学。当年我学数学比很多人都好，是因为我有兴趣，根本不用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自己就会去考虑怎么做。如果学什么总想着对赚钱有没有好处，那就没有办法启发小孩子做学问的兴趣，如果没有真实兴趣，就很难成为好的学者。
虽然学者在专业上是有目标的，但是中间学的时候应该是跟随自己内心的喜好和修养，去到什么地方就学到什么地方，重要的是专注而有兴趣地学好一门学科。文理两边都学，都很自然，不用什么理由。
清华的四大导师中的陈寅恪，连学位都没有，他到处游学，去学学问，成为了世界第一流的学者。当时清华大学也允许他们这样有学问而无学位的人成为教授，现在这个年头是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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