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十年过去了 ，这群孩子长成了二十一二岁的青年。
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或许算不上完美：首先，实验不时受到升学制度、原生家庭等各种因素阻挠；其次，这批孩子也并未个个如愿进入大学、从此走向高光人生。
但我依然被深深打动了，因为无论后来的境遇如何，谈及人生里的这个插曲，他们均心怀感恩，并坚信“我们人生中的哪些东西被改变了”。
青云班的学生们被宋庆龄基金会带进了人民大会堂
中科院心理所教授刘正奎，出生于安徽农村，1997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安徽某贫困任乡政府教育办副主任。
当时县里外出打工的人多，留守儿童也多。刘正奎在工作中发现，这些孩子由于和父母长期分离，内心或多或少有些创伤。
几年后，刘正奎调任去中科院心理所，便格外关注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创伤问题。
2007年的某次饭局上，三辰集团董事长孙文华提到自己想办个公益学校。
三辰集团是做动画起家，代表作品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蓝猫淘气三千问》，而孙文华本人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同桌的刘正奎听了，有点遇知己的兴奋，他给孙文华提建议，“如果真想做，就关注那些跟着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所谓的流动儿童，他们急需帮助。”
在刘正奎看来，有些非京籍的流动少年，既聪明又有韧性，却受制于客观条件，天赋被浪费，着实可惜。
酒局结束后，刘正奎与孙文华建立了联系，他们多次讨论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才能更好地帮助这些孩子。最终决定“办一个不大但要有影响力的学校”，专招收那些“贫穷又有天赋的打工子弟”。
2009年，孙文华捐资1000万元，设立“超常教育专项基金”，用于项目运作。同年，赵大恒从北京八中退休，加入青云。
赵大恒是北京教育界响当当的名师，他带的北京八中少儿班，高考平均分在620分以上，关于怎么教育早慧的孩子，他有着三十年的经验。
资金有了，老师有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009年，是“青云学子计划”正式在北京招生的第一年。刘正奎和工作人员跑遍了北京郊外的打工子弟学校，见了好几十位校长，试图找到一批符合条件的青云学生。
他们发卷子给学生做，试卷上的几百道题，无关知识积累，而是看应试者天生的逻辑。
通过考核的孩子会被带到中科院上几天课，学初高中物理，有老师在旁边观察记录，看他们的吸收和理解能力。
最终，“青云计划”从八九百位应试者中招到了24个学生，这24个学生中，除了极个别的，都符合“智商较高”、“家庭贫困”两个条件。
2009年秋天，青云班在芳草地小学开学了。著名的芳草地小学，曾是外交部子弟小学，后来又成为了全国第一所公办国际学校。
彼时，万和城校区刚刚建成，一共就两个班上课。青云班的24个孩子，用一整层楼。
第一届青云班芳草地小学万和城校区的开学典礼
24个孩子中，有8个女生，16个男生，他们是超常儿童，也是装修工人、餐馆服务员、废品回收者、临时工的孩子。
徐博是“青云学子计划”的第一届学生，来自河南信阳农村，父亲在北京东五环外东坝乡皮村的小餐馆里帮工。
不上学的时候，徐博也在馆里跑前跑后，做些前台点单、后厨刷碗的活儿。
自打进了青云班后，徐博每周日下午都会背着书包、换上干干净净打的校服去上学。
公交车穿越城市，从东六环到北四环，终点是芳草地小学的万和城校区。用他的话说，“是在两个世界里穿梭。”
小学时，全班一起庆祝徐博的生日
青云班的另一个学生李小溪，江苏人，两岁跟着父母到了北京，在丰台区读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室是一间普通的居民平房，学生多，中午排队吃大锅饭。
后来去的一所学校，校车是废旧的面包车，每天拉满满一车学生。有时司机会大喊让站着的学生全部蹲下，怕被执勤的交警看见。
和班里的其他学生一样，来到青云班，徐博和李小溪都觉得美好得不太真实。
每周，体育老师张艳杰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带着孩子们离开学校，到自然里去。
他们在奥森公园体验四季，去地坛公园观察观察花苞，在后海看柳条儿抽出嫩芽，在朝阳公园散步，还坐着火车去爬了泰山......
青云班的学生们在泰山
在自然里，张艳杰教他们认识植物，培养他们的观察和感受能力。比如，让他们闭着眼睛感受一棵树的表皮纹路、气味、温度和声音......
只要出门，他们基本不坐车，都是靠走路。有时走上十几公里去鸟巢，再走回来，孩子们边叫苦不迭，又兴致勃勃。 课上，会有一些团队协作的项目，张艳杰把体力强和体力弱的分在一组，把开朗的和沉默的分在一组。
他设置的任务，往往都需要调动所有人的优势才能完成，“慢慢他们会意识到，只有我们组合起来，一起解决问题，才能变成超人。”
张艳杰带着青云班的同学出门玩雪
另外，青云班的老师们有一个共识，即见识高于知识。
孩子们曾被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被带去博物馆看展，刘正奎校长还请过十多位院士到青云班来，告诉他们科研是什么、南极科考是怎么回事......
最让徐博印象深刻的，是张艳杰会在课上放一些短片，关于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这些世界名校的建校过程，还告诉他们什么是托福、SAT考试。
跟踪了这个项目十年的老师成吉思说，“我们的孩子，比其他农村孩子见识大多了。这是我们的初衷，他们成绩可以不好，但见识不可以不多。”
2009年秋天到2012年夏天，三年转瞬而过，第一届青云班小学面临小升初。正巧，东北师大附中在朝阳区建了一所分校，接受了青云班的孩子。
而就在小升初这一过程里，有少数学生放弃继续参与实验——出身第一次开始主导学生们的人生走向。 由于当时并不那么严格的筛选，24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是有北京户口且家庭条件不差的。
他们小学毕业后便离开这个项目，一个在本科时就去了美国，另一个考入北京八中，并最终考上了北大。
另一些孩子则被父母送回原籍。
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们在北京无法报考高中，只能报考职校，一些家长为长远计，让孩子们回到原籍。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没有考上大学。 李小溪也离开了这个项目。原因是父亲认为新学校离他们当时租在海淀的家太远。
之后李小溪度过了颠沛流离的几年：先是在海淀一所初中上到初二，后来转学至河北保定，之后又转学到江苏连云港老家。 她是个敏感又早慧的女孩，见过什么是好的，那种教育方式的对比尖锐地刺痛着她。
江苏那所高中，一年只有十几个学生能考上一本，成天抓语数英，一样的题老师能来回讲两三遍。
而那些留在东北师大附中朝阳分校的学生们，继续了三年安稳顺利的生活。青云班三年的课程，为这些孩子打下了好底子。
他们学的新概念英语，比普通小学更难，数学物理也超前学了初中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个个自信，初中校长曾这样评价道，“就没有见过刚上初中就眼界这么开阔的孩子。学校来个院士、来个博士，他们就好像不为所动。”
但等到初中毕业，高中入学又成了问题。没有北京户口，要么回原籍读高中，要么留在北京考职校。
项目方联系了俞敏洪，让孩子们直接去新东方国际学校就读。国际学校学费高，一人一年十几万，俞敏洪给打了折。这钱还是由项目方来出。
有了这样的条件，项目方希望能再次将从前那批失散的孩子召集回来。
刚读完高一的李小溪，也收到了“重聚”邀请。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像是黑暗中的一道光，“当我待在家里刷题的时候，真的太难受了，不如我就出去看一看。”
所以，当年24个孩子中的一部分，在北京重聚了。
进入国际学校、准备留学，让这群孩子看到了比以前更大的世界、更开放平等的教育方式，但也感受到来自金钱和出身最直接的刺激。
在新东方国际学校的第一学期，刚开学，就有家长给学校提意见：“咱也算一个小贵族学校，价格也挺高，怎么搞了一帮农民工的孩子进来了？” 而对青云班的孩子们来说，国际学校的各种对比更是无处不在，“那时我们班所有人都很穷，把我们放到一起，就显得整个班都很穷。”徐博回忆道。
但同样是在这里，这群孩子也一点点地融入国际学校的生活。徐博加入了校橄榄球队和帆船队——这都被视为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才会参与的运动。
那时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去美国念大学。他们从高一就开始同步学美国高中的课程，高二考托福，准备去美国大学的申请文书、挑选心仪的学校和专业。
但到高中最后一年来临前，变动接连出现。 首先是他们得到通知，中止对美国大学的申请，一起去西澳大学读书。西澳大学的校长当时去了北京，对这班学生们的成绩满意，愿意给全班学生奖学金。为了让全班学生都能出国，项目方认为集体去西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学生们同意去西澳，西澳大学将给他们提供能够抵扣学费的全额奖学金，青云计划给他们提供的贷款足够他们支付房租。
正在澳洲上学的徐博
但学生们在澳洲的其他生活费需要家庭支付，或是自己打工挣钱。按照估算，这笔钱每年大概在人民币五万元左右。
而这每年五万块的生活费，难倒了一半人——全班有接近十位同学，都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去澳洲。
有人回老家上了专科，有的上了技校，有的直接工作，还有人从高一重读，考了一次或两次高考，上了大学。
李小溪也是放弃澳洲的学生之一。她是这个班级的班长，从小就是全班最聪明、最被老师看好的孩子之一。
但她家里不是能不能拿出一年五万块生活费的问题，而是连一张去澳洲的机票都承担不起。
她就这样离开，回了江苏老家，最后考上了北京一所211大学，凭借自己的力量，重回轨道。
谈及结果，一位十年来一直服务青云班孩子的工作人员叹息道：他们当时是怀着改造孩子们人生的心理，希望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但在漫长的过程里，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曾经被视为贫民版八中少儿班的天才班级，没有完成预期的目标。
对此，徐博却说，“从外界看，这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投资，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教育案例。但我觉得它是成功的，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一个向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