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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否应该参加一届存在种族灭绝行为的政府（按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说法）主办的冬季奥运会？
对于是否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的争论正在升温，因为它将在明年2月开幕。拜登政府表示，目前尚未与盟国讨论抵制问题，但180个人权组织联合提出了抵制建议，加拿大和欧洲也在讨论是否参加。
奥运会官员和商业领袖提出异议，他们说奥运会是非政治性的，但这种说法言不由衷。奥运会当然是政治性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于政治原因主办奥运会，目的是为了获得国际合法性，即使他剥夺了香港的自由、监禁律师和新闻记者、扣押加拿大人质、威胁台湾，以及最可怕的是，指挥了在遥远的西部新疆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家园的反人类罪行。
如果因为乔治亚州的选民压制法律而使得全明星棒球赛不能在该州进行，那么奥运会是否应该在人们所说的存在种族灭绝行为的地方举办？这种困惑无可厚非。
但是首先我们要问：中国发生的事情真的是“种族灭绝”吗？
结论是，对新疆的镇压并不符合通常说的种族灭绝，但确实符合国际公约的定义。
至于北京奥运会，这是我的底线：运动员应该参加比赛，电视应该播放比赛，但是政府官员和公司不应插手。我希望在北京的运动员能够利用一切机会来唤起人们对新疆或其他地方镇压的关注。
世界可以借助一场备受瞩目的奥运会的影响力，来突出强调侵犯人权的行为，提高镇压的成本，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应该善加利用。
像美国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及俄罗斯对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样的全面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是，部分抵制——官员和公司不插手，而是鼓励运动员去发声，可以表达谴责，同时抓住难得的机会，在全世界面前凸显习近平的残暴行径。
已经支付了奥运会赞助费的公司将是输家，但这是因为它们以及国际奥委会未能推动中国兑现赢得奥运主办权时做出的人权承诺。无论如何，企业与批评人士所谓的“种族灭绝奥运会”扯上了关系，很难说是营销上的胜利。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胡丹(Minky Worden)表示：“这些公司所获得的不是‘更高、更快、更强’，而是‘不公正的监禁、性虐待和强迫劳动’。”
“抵制之外还有很多办法，”胡丹还说。“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在转向北京，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单一施压点，也许就是冬奥会。”
在2006年奥运会上，速度滑冰运动员乔伊·奇克(Joey Cheek)获得金牌后，利用新闻发布会呼吁人们关注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明年，获胜的运动员可能会为新疆做同样的事情。
奥委会曾试图禁止运动员使用人权符号和手势，理由是这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但这太荒谬了。奥林匹克历史上最著名的手势是1968年，当时短跑运动员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和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高举拳头，向黑人权利致敬；这一行为遭到多年的谴责，而现在他们被誉为道德领袖，并入选美国奥林匹克名人堂。
明年穿“拯救新疆”或“结束种族灭绝”T恤的运动员可能会被奥运官员找麻烦，但总有一天，他们也会被视为英雄。
加拿大人正在辩论是否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但如果它决心派遣运动员并允许他们穿上纪念“两个迈克尔(Michael)”——被中国扣押为人质并遭残酷对待的两名加拿大公民——的衣服，也许能取得更多成果。与加拿大人的任何抵制相比，这样做也许更有可能使两人得到释放。
奥运会给我们带来了筹码。与其白白浪费，不如让习主席每天都担心我们将如何利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