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名农民企业家、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一家和企业高管等25人自去年11月被中国当局抓捕后，至今已被关押四个多月。他被捕的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但孙大午的律师团表示，不排除当局把他的案子人为拔高到“涉黑涉恶”的可能。
这是孙大午第二次被捕。他2003年曾被以非法集资罪逮捕。当时，在中国一些改革派官员、律师、记者和学者的努力下，他成功获释。但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几乎没有人敢为孙大午发声。
孙大午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他今后的命运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什么象征意义？他前后两次被捕的经历能折射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超高压威权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怎样变迁？
“改变中国”(ChinaChange.org)网站创办人、主编曹雅学认为，孙大午二度被捕与中共对发展迅速的大型民营企业愈发忌惮，以及孙大午本人与中国自由派维权律师的联系有关。
她说：“我担心政府对长得非常大、非常快的民营企业心怀不轨，这是我的一个担心。另外说到孙大午对人权律师、对中国的法治是非常关心的。他自己因为老打官司，学过三年法律。2003年他被抓的时候，是三位公盟的律师为他辩护的，许志永、朱久虎、张星水，所以他对他们很有感情。2015年发生‘709大抓捕’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面对恐怖你能怎么样》，意思就说我们无可奈何。里面写到一段话，我在文章中也引用了，我很难过。他说，我们民营企业家，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不安全感，一个屈辱感。这个不安全感、屈辱感来自哪里呢？就不管你做多大，不管你的企业运营地多好，多么健康、多么正派，你不知道哪天，这个灾难就会来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悲的状态。”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表示，从政府的处理手段来看，当局有可能是要对比较成功且有可能对政权构成潜在威胁的民营企业进行整肃。
他说：“如果我们今天看大午集团、吴小晖集团被政府接管的情况，我觉得是有一种嫌疑，是在开始对那些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进行整肃。这种整肃也不完全是说所有的民营企业都要进行这样类似的整肃，而是对那些对政权可能有威胁的民营企业进行整肃。显然大午集团目前就处在这个位置。因为大午本人又对公共议题发声，似乎有挑战政府意识形态的嫌疑。同时他又跟政府国营企业包括当地政府，据说在发生争执后，有员工去了当地政府抗议，以致造成跟政府对峙。这样一些貌似是挑战政府权威的行为，显然在目前中共统治的意识形态下是不被允许的。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次之所以被接管或被派驻工作组，都是跟他不驯服有关。”
《纽约时报》今年2月份的一篇文章对比了孙大午的两次被捕经历，认为从孙大午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国正在从一个努力追求经济和社会自由化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日益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国家。文章还说，自习近平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被摧毁殆尽，以至于孙大午第二次被捕没有人敢为他发声。
“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说，孙大午二次被抓的消息其实仍然在中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仅此而已。当年曾经为孙大午辩护过的律师比如许志永也是再度入狱，其他一些学者都也已经被禁声。她表示，唯一能对孙大午案起到帮助作用的或许只有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表示，孙大午的两次被抓捕遭遇凸显了中国大踏步向威权化体制的转变，未来可能极难再出现像孙大午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他说：“中国现在跟18年前大午第一次被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政治环境、经济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所有这些变化中间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
虞平认为，回到2003年看，中国当时基本上走在与国际接轨的轨道上，但经过了十八大、十九大以后，中国现在走在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中国自己的所谓制度模式上面。这个制度模式归根结底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共产党领导一切的不容置疑性。
这个政策就成在决策层和各个治理层面没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没有人能够突破现有的框架去做一个对社会本身有利的决策，所以呼声再大，实际上还需要体制内的决策者来决策，呼应民众的需求及批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他感到可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