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戴维·维尼奥特(David Vigneault)（路透社资料照）


加拿大 —

加拿大政府意识到，非传统间谍活动对加拿大带来安全威胁，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尤其严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最近发布的2020年度公众报告说，去年针对加拿大的间谍情报以及渗透活动急剧增加，其范围与广度是自冷战之后最严重的一年。

报告特别点了中国和俄国的名字，称这两个国家是破坏加拿大国家安全的“罪魁祸首”，它们针对加拿大的攻击包括了间谍活动、网络攻击、情报收集、骚扰异见人士等。“

报告说，敌对政府试图暗中监视和恐吓加拿大社区以及人士，以实现其战略和经济目标；同时，利用加拿大“合作、透明和开放”特点，通过“非传统性情报收集人员”窃取政治、经济、以及军队情报。

与此同时，加拿大议会的国家安全与情报委员会（NSICOP）也发表报告，映证了安全情报局的分析。

一向呼吁要重视来自中国间谍活动的西蒙·菲莎大学（SFU）社会犯罪学教授罗伯·戈登（Rob Gordon）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对加拿大来说，这非常、非常令人担心，事情已经接近沸点。它加剧了过去几年人们对中国在加拿大所作所为的担忧，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加拿大前安全情报分析员、卡尔顿大学教授斯坦芬尼·卡尔文（Stephanie Carvin)的分析是，两年前发生的孟晚舟和两名麦克事件之后，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发生180度转折，特鲁多政府似乎还没有形成应对策略。

她对美国之音说，加拿大需要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应对策略，需要多个部门配合行动，比如国际事务部、CSIS、警方、科技创新部等协调，需要分清，如何预防某些威胁，如何能把一些破坏的损失降到最低，又有哪些威胁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斯坦芬尼·卡尔文（Stephanie Carvin)教授分析说，相比起俄国，中国对加拿大的干扰更多地表现在打压某些批评的声音和异见人士。而这类干预、干扰多集中在个人活动方面，骚扰以及威胁，因此监控和跟踪要困难得多。

她认为，理想状态下，应该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收集人们报告的信息，更好地了解其范围和规模。希望人们能更加意识到中国的行为，然后看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列国远最后表示，她所在的关注组成员以后会更加注意安全，但不会被吓倒。她说，假如我们因为担心而禁声，那他们不就达到了目的吗？如果在加拿大还要被禁声，这还是个文明的社会吗？还是加拿大吗？

“非传统性情报收集人员”的目标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年度公众报告中提及，外国政府使用“非传统性情报收集人员”，也就是使用没有受过正式间谍训练的人，如研究人员、普通个人、以及其他第三方人员，窃取加拿大有价值的信息和专业知识

而在加拿大议会国家安全与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则是直接点名了中国的“千人计划”。

委员会报告称，中国这项人才计划和其支持的学术交流，利用了加拿大的专家，其结果往往是“加拿大知识产权被转移到了中国”。

戈登教授（Rob Gorden)认为，加拿大的研究机构对恶意窃取加拿大情报和知识产权的状况还是没有足够的警觉。

他举例说，过去七年，卑诗省的司法学院（Justice Institute of BC）一直在培训中国派送来的警察学员。直到去年底，媒体曝光了这个项目，省政府才暂停下来进行重新审查。

甚至在今年二月，有媒体爆出，加拿大联邦“国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NSERC)投资480万加元与华为公司加拿大分公司合作，在全加境内大学资助“尖端计算机和电气工程研究项目”。

事件曝光后，舆论大哗。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联邦政府到现在还大手笔与华为公司合作？而且，这一项目所研究的尖端项目，也涉及很多敏感领域。目前，加拿大是“五眼联盟”中唯一尚未对是否使用华为5G网络作出正式决定的成员国。

上周，代表近100所大学的“加拿大大学机构”负责人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受访时表示，期待联邦政府出台针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家安全指导纲领”，在面对潜在危害国家安全的项目时，可以进行评估。

他还称，过去两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大学校长们需要“各级政府以及各个安全部门提供帮助”。

斯坦芬尼·卡尔文（Stephanie Carvin)教授认为，加拿大大学确实担心政府干涉学术自由传统，影响自由的学术环境。

但她承认，加拿大依然缺乏指导性的纲领来帮助研究人员认定，他们的研究意味着什么？是在与谁合作？比如，在涉及人脸识别、监控系统、或大规模的数据收集技术时，项目决策者需要“指导纲领”来评估潜在的危险。

应对措施

去年11月，加拿大议会通过了一项由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 提出的动议，要求加拿大联邦政府参考澳大利亚的做法，制定有效计划，打击中国政府在加拿大的干预、渗透、以及恐吓加拿大公民的行为。

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同属“五眼联盟”，也是中等实力国家，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中国政府渗透和干扰。而早在2018年，澳大利亚政府就通过了两项反对外国干预法案，赋予司法部门更大的权力，打击外国干预行动，还提出特别法案，要求为外国政府游说的说客进行登记等。

加拿大议会安全与情报委员会主席、自由党议员大卫·麦坚迪（David McGuinty）也曾表示，联邦政府需要跨部门合作，制定新战略，以应对这一威胁。

不过，情报机构人士批评加拿大政府行动缓慢，有些警员甚至不清楚什么是“外国影响力”，而个人和政府机构对于外国干扰的严重程度认识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