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有间大学（ID：youjian-university），作者：崔斯也，头图来源：《重版出来》
2008年，“去图书馆”是时年28岁的王玥琳对工作的模糊想象。彼时，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生，从小喜欢文史哲，希望未来也能从事与之相关的行业。
这一年，王玥琳顺利毕业，进入位于首都图书馆的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成为一名古籍保护工作者，一干就是12年。
上学时，王玥琳看到古籍部的老师在办公室练书法，觉得悠闲自在。
但她没有想到，未来的日子里，自己的工作环境并不只有文艺和书香，“悠闲”恐怕是人们对这份工作最大的误解。
给古籍“上户口”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推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是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以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
简单来说，这就像给散落于各处的古籍“上户口”。
和人口普查员一样，古籍普查员需要亲自到古籍的所在地，检查、鉴定、录入信息，最终形成数据库。
王玥琳入职时，首都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小组”成立仅一年，首都图书馆也刚刚成为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普查成为王玥琳工作的起点，并持续了10年时间。
和人口普查员一样，古籍普查员需要亲自到古籍的所在地，检查、鉴定、录入信息，最终形成数据库。图为版本专家到藏书单位开展古籍鉴定工作。图/由被访者提供
最初几年，王玥琳每年有大约3/4的时间在做古籍普查，且大多是外出到其他单位，包括区县图书馆、市级机关单位、高校、中小学等各种类型。
有的单位古籍数量很少，可能一个柜子就装得下，两个普查员一天就能搞定。但遇上古籍多的单位，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某个单位藏书达几万册，包括王玥琳在内的4人普查小组在那里足足待了一年半。
但王玥琳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相较于办公室的各项繁杂事务，那一年多时间里，她的工作内容明确而又纯粹：
早上8点30分抵达，穿戴好红色工作服、一次性手套、口罩，9点左右搬出这一天需要普查的书，在桌子上铺一张宣纸，大家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面对珍贵而又脆弱的古籍，使用的工具需格外注意：
要使用铅笔，因为其他笔的墨水可能会沾染到古籍上；备好宣纸纸条（因为普通纸较硬，可能会误伤古籍），并写上流水号夹在古籍中。他们还需要准备给每本古籍留书影的相机、公元纪年表，以及用于登记填写信息的表单等。
每张表单都有详细条目，包含着一本古籍巨细靡遗的信息：题名、卷数、作者、版本、装帧、版式、册数、存卷、破损程度……
这些都需要一点一点进行记录，存疑的信息，则在后续进行研究比对。
过程琐碎，但古籍普查就是一项充满细节的工作，一个个分析、敲定，很多细节累积起来，最后成为一个整体。比如判断一本书的版本，就需要参考很多相关因素，如果当中有一个因素被忽略，就可能得出错误的判断。
“对于一本书来说，每个细节都是平等的，都很重要。”王玥琳说。
一天下来，每个人能完成十余种古籍的普查，第二天再换另一批。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构成古籍普查工作者的日常。
阳光？书香？都没有
“博尔赫斯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那肯定是针对读者的身份而言的。” 王玥琳说。
很多人觉得图书馆工作人员是自己借书、还书时遇到的那些人，但实际上，大量工作人员藏在“幕后”。读者能看到一本古籍，并了解其作者、出版年份等信息，需要靠背后很多工作人员的努力付出。
与此同时，人们对图书馆的固有想象是：阳光，书香，缓慢的节奏，文艺的气息。但对古籍工作者来说，他们面对的常常是灰尘、霉菌和重复而枯燥的日子。
古籍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常常是没有阳光的。因为古籍必须保存在恒温恒湿且避光的屋子或地下室里。而在图书馆，阳光充足的房间会优先设计为阅览室，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则几乎都设在没有阳光的区域。
对古籍保护工作者而言，把差点断掉的文脉接续、传承下去，就是他们日常最主要的工作。图为首都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在布置珍贵古籍文献展览。图/由被访者提供
外部单位的环境更加无法预测。有时候，一些单位觉得古籍很珍贵，几十年一直放着不敢动，缺乏维护，反而让古籍受损。
王玥琳接触过大量受损古籍。有一次，一本古籍因为淋雨发霉，书页粘在一起，并且完全硬化，变成一块黑色的“书砖”。还有的古籍一打开，里面布满了虫子的尸体。
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古籍早已不再散发书香，发出的大多是霉味，且被灰尘、细菌填满。
过敏是常有的事情，王玥琳的一个同事做古籍修复工作，几乎每天都处于过敏状态。王玥琳在工作头几年也会皮肤过敏，如今似乎免疫了。
“清闲”确实是对图书普查员最大的误解，他们要做的事情琐碎而繁多。重复和磨人的工作的确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古籍普查员经常需要忍受连续工作好几天却没有发现一个真本的“寂寞”。
发现新的真本，是工作中的“兴奋剂”。
2009年，王玥琳被派到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进行普查。一间大屋子里存放着许多数十年未动过的古籍，在一个小套间内，收藏着一些书，看起来还很新，品相也很好。经过同事们的共同认定和后续专家的鉴定，最终确认这是一部珍贵的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紫阳书院刻本《周易集义》。
《周易集义》由南宋理学家魏克愚撰写。由于身处鼎革年代，它从诞生起就面临着动荡的命运，现今传世的宋本只有两部，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另一部就是王玥琳他们发现的这一部。
几年后，这部古籍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展览上出现，静静地躺在稽古厅展柜里。
看着这个情景，王玥琳很感慨：“一个东西，本来大家不知道它还存在，或者说不知道它这么珍贵，然后通过你的劳动发现它，让大家知道，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只做历史中的一个点
而那些由新发现所带来的快乐，必定是少数，“顶多就是自己兴奋一下，写个论文。”王玥琳说，其实大量书籍只是普通古籍，它们可能从明清时期被保留到现在，在当时也并不是什么珍本，只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在历史中被留了下来。像四书五经这种家家户户都有的书籍，因为数量多，也更容易被保留下来。
王玥琳说，即使这样，每本书依然会得到普查员们平等的对待，包括硬化成“书砖”的古籍。因为放弃就意味着一本书的永远消失。
古籍保护的原则就像一种工匠精神，一本书放到拍卖市场可能值1000元，而后续修复要花3000元，即使这样，古籍修复师还是会将其修复。
迄今为止做过多少书的普查？王玥琳算了很久，“四五千部吧。”“种”是古籍的计量单位，每种书又可分为几函，函包册，册中又分卷。
熟练的古籍普查工作者将书拿在手上，就能判断其大致年份。“古籍保护肯定不是危险性很高或者压力特别大的工作，但确实需要耐心。”
对王玥琳来说，最近几年需要做的普查工作越来越少了。2016年，国家图书馆发布“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2020年年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基本完成——总量达270余万部1.8万函，占预计总量的90%以上。古籍普查的成果已经显现。
王玥琳今年40岁了，尽管这份工作和外界的印象不一样，也和自己多年前的想象不同，但她始终觉得，这份工作依然和自己当初的期待一致：
心无旁骛地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她愿意在历史文化的传承里做一个点，虽然只是很小的一个点，但有了这个点，文脉就不会断。
“对于我们古籍保护工作者这个群体来说，把一百年前因为战乱或其他原因而差点断掉的文脉接续、传承，就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十年二十年内，这个工作肯定不能尽善尽美，但后面的工作都由下一代接上。等到他们上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东西会比我们接手的时候好一些，这就是有意义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有间大学（ID：youjian-university），作者：崔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