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轺已经时常记不起刚刚吃了什么，但这位飞虎队老兵对几十年前的往事还是如数家珍。
“1936年，他和我一起考到空军军官学校，我们是11期的学员，因为要参加奥运会，蒋介石特批他延后到12期入伍。”
吴其轺口中的那个“他”，是当年的战友符保卢。
许多人都知道刘长春是“中国奥运第一人”，但4年后比刘长春再进一步的，是鲜为人知的符保卢。
只不过相比刘长春，人们需要到《中国空军忠烈录》里才会获知，那个29岁就英年早逝的混血青年更令人唏嘘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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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三月十三日，符保卢出生在吉林省滨江县（今哈尔滨市）。符保卢的父亲在当地一家印书局工作，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俄国侨民。
自幼酷爱体育的符保卢有一个懂得因材施教的爸爸：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爸爸给装的简陋的单双杠，是父子俩快乐的源泉。
1927年，符保卢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首届联合运动会，一举夺得童子组50米、100米、200米三个短跑项目的亚军，并获得该组别的个人总分第二名。兴趣广泛的符保卢在那届运动会上还报名参加了乒乓球比赛。
体操、滑冰、球类、短跑……符保卢在父亲的培养下，直到上中学那会儿还是十项全能，但最终是他那位俄罗斯母亲无意中指引了方向。
就在符保卢常去观看比赛的那间沙俄修建的体育馆里，母亲向儿子引荐了一位同乡：撑杆跳高选手戈伏特。
在经历了一段正规训练之后，符保卢在哈尔滨第三中学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当时学校里的体育老师王立疆慧眼识才，符保卢成了整个哈尔滨重点培养的体育新星。
1928年10月的东三省运动会，符保卢初出茅庐就跨越了3米的高度，拿到少年组第一。次年5月，第14届华北运动会，符保卢参加中级组比赛再次夺冠。
符保卢真正奠定江湖地位是在1930年4月：杭州第4届全运会上，年仅16岁的符保卢以3.28米夺冠，从此有了“撑杆跳高大王”的美称。
经此一役，符保卢入选国家集训队，备战接下来的第9届远东运动会。
当年几乎凭一己之力资助中国体育健儿的张学良也听说了少年天才符保卢的名头，在沈阳接见东北运动员的时候，张学良特意让符保卢坐到前排合影留念。
对符保卢来说，那是最单纯的一段日子，他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刷新自己的纪录——
1931年5月，第15届华北运动会，符保卢将全国纪录提高到了3.54米。然而4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义愤难填的符保卢本想第一时间前往齐齐哈尔，投奔马占山将军参加著名的江桥抗战，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为使伪满洲国摆脱国际困境，决定利用即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10届奥运会“正名”，几位知名东北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包括已经具备国际比赛水准的符保卢，都在日本人圈定的所谓“光荣赛手”的名单上。
符保卢得知风声后决意离开哈尔滨，几番周折终于摆脱特务监视抵达了上海。
1933年2月，符保卢在上海勤奋书局就职，也算子承父业，并同时加入了上海精武体育总会。
尽管只能抽空进行训练，符保卢仍然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1933年10月，南京第五届全运会，3.75米，刷新全国纪录；
1934年5月，马尼拉第十届远东运动会，3.87米，亚军，这也是符保卢首次在国际赛场获得重要奖项；
1935年10月，南京第六届全运会，3.90米，全国纪录再一次被刷新。
不过当时间来到1936年，符保卢给自己的人生悄悄埋下了一道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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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符保卢突然选择辞去书局的工作，考入空军军官学校，和文章开头的吴其轺老先生成了第11期的校友。
不久后，国民政府决定组建代表团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并在清华大学成立了参赛选手特训营。5月，符保卢在第四次测验中创造了4.15米的新全国纪录，这一纪录直到18年后才被打破。
1936年6月14日，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宴请中国代表团，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了欢送仪式。6月23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在南京励志社接见了全体运动员。在这之前，有关的特批文件已经发到了军官学校：符保卢顺延到12期入伍。
当时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身着统一装束：男上身为藏青兰西装、白衬衣、黑领带，下穿白裤子、黑皮鞋；女上身除了同款藏青兰西装，内配一件白旗袍，下穿白皮鞋。每人胸前都佩有五环和CHINA的标志。
相比前4年前刘长春不堪回首的“单刀赴会”，这次上百人的中国代表团可谓是声势浩大：
上千名群众打着标语横幅前来壮行，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洋人乐队也来助兴，此外更有中国航空协会派出的两架飞机随轮船护航。
6月26日12点30分，一声汽笛长鸣，意大利游轮“康特福太号”缓缓驶出了吴淞口。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不错的开头，然而接下来剧情的走向却是断崖式的滑坡：
中国代表团一路风浪颠簸，有的运动员甚至连着吐了20来天。7月20日，邮船终于到了威尼斯，而后代表团又马不停蹄的换乘火车，最后终于在23日抵达柏林。
此时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8天，在路上折腾了一个月的中国代表团，受到了德国当地华侨和留德学生们的热烈欢迎，然而当时这些运动员脸上，都是一副大病初愈的表情。
整个代表团当中，最大的焦点自然是刘长春：4年前的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发挥并不如意，最终未能杀入决赛。回国后的第二年，刘长春在第五届全运会上跑出10秒7的新全国纪录，这让国人再一次燃起了希望。
然而相比4年前写了厚厚一本万里独行的奥运日记，刘长春始终不愿回忆在柏林的比赛细节，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在这一届的百米预赛中，只跑出了11秒4，这个成绩甚至还不如4年前。
接下来的中长跑、跳高、跳远、铅球、铁饼、标枪，中国运动员悉数止步预赛，其中50公里竞走和马拉松比赛，中国运动员都坚持到了终点，但都排名最末。
前排最右是符保卢
值得一提的还有国足，那届国足大名单里还包括了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最终国足在单场淘汰赛中0-2不敌世界劲旅英国队。
唯一创造历史的是符保卢，这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有人在奥运会上进入到决赛圈。
然而令后人无法想象的是，一位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撑杆跳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竟然根本没带撑杆。
关于这个细节，其中一种解释是经费不足，但另一种说法似乎更合逻辑：当时无论中国代表团还是符保卢本人，压根不知道撑杆跳的器材需要运动员自己准备。
所以符保卢只能每次比赛之前找一位日本选手借用撑杆。预赛阶段，符保卢就是凭借这根下端有些开裂的训练用杆，跳过了3.85米的高度，从而进入决赛圈。
然而到了决赛，当高度升到4米，符保卢连续三次都没能跃过：身高1米9的符保卢，用这根只有4.15米长的撑杆，实在有些力不从心。
用刘长春的话说，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代表团，国民政府只给官员们准备了回国的路费，许多运动员都是靠自己筹来的钱辗转多地才回到祖国。
符保卢回来了，他还等着圆他的空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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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符保卢也顺利从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驱逐机组毕业，他的第一个空军头衔是第四大队少尉三级飞行员。
抗战老飞行员方守义是归国的印尼华侨，1938年初他曾和符保卢有过短暂的共事，方老先生当年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过这位大哥：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见面，他挎着一个简单的小包，瘦高但结实的身材，头发剪得很短。后来我们分到一组，慢慢熟悉了才知道他以前是奥运选手。”
“战友们都觉得很奇怪，这么有名气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和我们一起从事风险这么大的工作。他不是那种很健谈的人，平时话不多，但一说话就有分量，属于言出必行的男人。他比我们年长几岁，生活中也很照顾我们这些岁数小的。”
方老先生眼里那个寡言的大哥，之所以盛名在外，其实早在奥运会之前就有过一次出圈。
1934年，符保卢在电影《海葬》中扮演虎子一角，与他搭戏的原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田方（导演田壮壮之父）曾如此评价符保卢：
符保卢（右）剧照
“他是那种做事、对人都异常认真的运动员，我比较欣赏他的表演，非常有魅力。这种魅力很真实、朴素，不是像一些演出那样靠化妆得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战友们会奇怪：一个相貌俊朗的电影明星兼奥运名将，竟然执意做一名空军飞行员。
符保卢是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他在高级班接受了P-39战机的训练，毕业回国后，驾驶的是美国最新的P-66型战机。
飞虎队著名的鲨鱼头战机
当时正值美国十四航空队成立（又称“飞虎队”），航空委员会应总指挥陈纳德将军的要求，派遣一批中国飞行员前往支持，符保卢就是24名飞行员中的一位。
1943年7月8日，符保卢在陪都重庆巴县白市驿机场附近驾机练习，飞机在转弯时失控坠地，符保卢在这场意外中殉职，年仅29岁。
位于重庆南山空军坟的符保卢墓地
这样的结尾，对人生剧本无比夺目的符保卢来说，的确显得有些仓促，以至于后世有许多人杜撰出了符保卢驾驶战机在武汉上空与日本空军英勇作战的细节，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中国空军忠烈录》绝无可能遗漏。
文章开头提到的吴其轺老先生，倒确实有过击落5架日本战机的辉煌战绩，2008年那次采访的最后，91岁的吴其轺用近乎沙哑的声音在电话里喊道：
“沧海桑田！碧血长空！有多少英雄为了我们的祖国献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2010年，吴其轺逝世。老先生生前讲起符保卢，除了为当年的同窗自豪，更点出了符保卢一行人远赴柏林的终极意义：“通过体育运动，警醒国人，我们不是东亚病夫。”
1936年柏林奥运会部分中国运动员签名明信片
符保卢、刘长春、谭江柏……柏林奥运会的69名中国运动员，都是那个苦难年代的英雄。
如今在上海虹口区的精武公园内，一座符保卢的铜像静静矗立着：符保卢双眼仰望天空，神情庄严而肃穆。
雕塑作者、上海雕塑家严友人将这座铜像定义成一幅“殉难图”：为国家殉难，为自由殉难。
一个撑杆跳运动员，似乎的确比其他人更有理由向往天空。